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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理解与解释现实的工具。掌握国际关系理论，才能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现象。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知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个案式理论与通则式理论。前者是指对单一事实的解释，而后者则是指对某一类情形或事物的解释。由于学科的形成与对一定领域的普遍认知分不开，因此解释国际互动的结构、趋势和要素的通则式理论就成为了国际政治学科的基础。这种理论通常被称为“大理论”。这里的“大”，一是指理论的抽象程度高，二是指其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大理论的解释对象是后面章节将讨论的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因此也被称为结构理论或体系理论。这些理论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对国际互动机制的推演，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研究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并且支撑着学科教育的知识体系。
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派，即强调国家间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强调多元行为体、跨国互动、国际制度与规范的自由主义，以及强调观念建构与文化因素的建构主义。还有一些学派影响相对较小，包括被统称为反思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学派，如规范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等，以及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如世界体系理论和批判理论等。本章将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介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主要流派，以及可大体划入这两个流派的主要分支，在第三节介绍建构主义及其他学派。
现实主义（realism）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体系。一种观点认为，自1919年国际政治学科诞生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简而言之，是因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有关战争状态的最强有力的解释。 [1] 现实主义谋求阐释的是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不是世界的理想情况。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how the world is），而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how the world ought to be）。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就是在一个缺少资源的世界上，群体间为了权力、声望、影响和安全而不间断地进行的斗争。这一解释，说明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现实。由于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受到了众多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青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主义又是一个构成较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众多不同的分支。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先后出现过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以及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等。这些分支，名称不同，其内涵也存在差别。不过，既然都叫现实主义，自然有一些共同坚持的东西。这些可称为现实主义内核的东西概括起来包括以下要点：
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anarchic）。这一点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点。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高居于主权国家之上，可以实施法律和建立秩序的世界政府或普遍权威，因此暴力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主要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群体相互面对，这种社会群体汇集了成员的忠诚。“竞争性群体的名称、规模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但群体间冲突的本质属性却不会改变。” [2] 有关无政府的假定表明，国际政治是一种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
2.在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major actors）是作为整体的国家（unitary state）。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行事，决定性因素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尽管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或政府形式等因素对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变量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3] 在不存在普遍权威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压力要比意识形态选择或国内政治的压力更大。国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自己照料自己的利益。国际体系的自助（self-help）属性，决定国家是利己的（self-regarding）而不是利他的（other-regarding）。 [4]
3.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加强权力与安全。所谓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或权力政治。这种以关注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为宗旨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是不同于以促进经济社会福利为宗旨的低政治（low politics）的。在这种政治中，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国家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衡量国家的权力，主要是看国家的军事能力。由于每一个国家的责任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提供自身安全，因此，所有国家的共通特性都是基于权力与安全而不是基于道德和理想进行外交决策。
4.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的。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国家所要争取的是自身处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国家间的冲突是普遍的。由于人类理智不可能超越国际政治的最基本的冲突性质，因此国际制度不可能在和平与战争的根本问题上推动合作。
以上所阐述的这些要点，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概括。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个学派和分支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论阐释和推论的。因此，要系统地了解现实主义，就需要搞清楚其历史发展和主要分支在不同阶段的强调重点。
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400/396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阐释了今天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即雅典权力的增大，以及所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这一观点虽然指涉的是古希腊个别城邦国家间的关系，但说明了“权力政治”这一导致战争的结构性因素。在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在《君主论》中强调国家安全远比信义和道德更重要，认为权力与欺骗是实施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这种对国王统治术的阐述，说明了“人性恶”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到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维坦》中对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即“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论述，概括了主权国家间结构的整体属性。
这些重要概念和假定的提出，为现代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学者卡尔（E. H. Carr, 1892—1982）出版了《二十年危机》（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卡尔在该著作中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未能把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一种有关国际政治的比较现实的观点。卡尔认为，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道义是权力的产物。现代的国际危机意味着建立在利益一致概念上的空想主义大厦已经土崩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道德规范，只不过是有利于维护主要英语大国的利益的辩解之词。人们通常把卡尔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论既批评理想主义，亦批评现实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无视历史教训，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的看法则过于悲观；理想主义夸大了选择的自由，而现实主义则夸大了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并滑向宿命论。他认为，既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又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既有权力，又有道德原则，这才是健全的政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说。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
Politics Among Nations
），对现实主义作出了经典性论证与阐释。摩根索的理论前提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和人性恶。摩根索认为，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主权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机构。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实施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谋求生存，以追求权力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1.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这些法则不受人们的偏好左右。人们要向它挑战，就要冒失败的风险。
2.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假定使得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有了一种连贯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国际政治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
3.利益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的唯一永存标准。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外交政策所处的当代环境是极不稳定的，但这种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只有通过对支配过去并将支配未来的各种永远存在的力量进行巧妙的控制，才能实现改造。
4.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中加以贯彻。抽象的伦理原则在判断行动时，看它是否符合道义法则，而政治伦理在判断行动时，则看它的政治效果如何。权衡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为了国家的生存，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就是道义原则。
5.不能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天下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国家在诱惑下都会用适用于全世界的道义目标来掩饰它们自己的特殊愿望与行动。把特定的民族主义等同于上帝的意旨是不合道义的。这种等同很容易造成歪曲的判断。曾毁灭了许多民族和文明的十字军狂热，就是在理想或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国家，就应该把它们都看作是追求以权力为定义的利益的政治单元。这样，国家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尊重别国的利益。
6.政治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是真实、深刻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是从以权力为界定的利益出发进行思维，并使其他准则从属于政治准则。就这一点而言，它迥然不同于研究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学派”。
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都是为权力而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一个国家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国家实施外交政策是为国家利益，即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的。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一国所追求的利益必须与其实力相称。国家领导人不应超出本国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进行对外干涉，也不应按照本国的形象去塑造世界。如果这样做，只会反过来损害自己的安全，从而违背国家利益。
按照摩根索的观点，国家无论是要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都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实力的不均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一国相对他国权力膨胀，必然产生扩张野心，从而有可能改变现状并导致战争。尽管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对权力有一定的限制，但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因素是“权力均衡”。按照摩根索的理论，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盟能够维持大体上的权力均衡，那么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确信自己有能力赢得战争，这样，秩序与和平就能维持。 [6]
古典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的阐释是精到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无法解释国家间已有的和可能的合作。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间不但有冲突与对抗，亦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不但有同盟国之间的合作，亦有敌对国家之间的合作。例如，美苏作为冷战对手，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军控与裁军就是一种合作。古典现实主义的这种局限性，促使一些学者进行新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再思考的产物。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 1924—2013）。他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这个学派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有诸多相同的假定，但同时也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在《国际政治理论》（1992年版）中译本序言中，华尔兹对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概念以及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做了清楚的说明。他指出：“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常常被称作新现实主义，有时则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在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理论的时候，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然而，新现实主义对于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汉斯·摩根索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新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使对手不敢发动进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对付它。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
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另一项修正是对因果关系的重新考虑。华尔兹指出，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相互作用着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新现实主义则重新考虑了相互作用的单元与国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国际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单向地从相互作用的单元到其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双向进行的。必须承认，某些国际后果的原因存在于相互作用的单元层次。但是，还有某些原因存在于不同的层次。存在于单元层次的原因与存在于结构层次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在研究方法上，只有既注重单元层次，又注重结构层次，才能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与延续。
在这里，尽管华尔兹阐述了单元与结构两个层面的原因，但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结构层面。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历史的结果很少与行为体的意图相符，因此在行为体的特征与动机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原因。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思考，华尔兹阐释了结构塑造行为体行为的体系理论。
华尔兹提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
由于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the nature of man）的结果，
[7]
因此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注意威胁与应付威胁乃是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紧张状态，行为体经常彼此敌视。由于每个国家都须尽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必然会导致军备竞赛与联盟体制。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原因解释了国际政治生活不断重复的模式和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单元行为彼此相似，为什么它们产生的后果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华尔兹认为，结构通过两种方式，即行为体的社会化与彼此间的竞争，使行为体的运作“趋向产生同质的结果”。社会化进程所形成的规范会限制和塑造行为体的行为，而竞争则会导致行为体理性地模仿成功的行为。
在华尔兹看来，国家作为统一的、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行为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各单元的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更简单地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的行为相似，而结构决定于国家的能力分布与排列，因此结构理论可以忽略单元能力之外的所有个体属性。
华尔兹认为，只要说明了国际结构，就可以对国家行为做出预期。
对于国家行为的可预期的结果，华尔兹提出了均势的趋向，即无论国家是否愿意，它们将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华尔兹认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那么它们就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这一点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一种规律。
作为一种强调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华尔兹在其学说中还讨论了其他学者已有论证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的相互作用会造成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
[8]
按照华尔兹的观点，武力存在的意义在于“防止武力的使用”，因此控制武力使用的可能性是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华尔兹以美苏关系为例，强调了两个超级大国不使用核力量而谋求安全的一面。
按照华尔兹的逻辑，国家不会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而冒不安全的风险。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安全困境”提出了一种解法。
需要注意的是，华尔兹强调安全而不是权力的观点，尽管是从结构理论中演绎出来的，但并不能为所有结构现实主义者所接受。后面将介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就强调大国会谋求权力的最大化和霸权。他们两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的不同。
总之，按照华尔兹的观点，尽管世界结构是无政府的，国家谋求自我保存和增加其权力不可避免，但有些时候国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因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与解决经济问题。在华尔兹的理论中，关于“安全”的论述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国际现实的一种反映。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关于这三者的关系，人们并没有统一认识，原因在于这些学说并不能划分为界线分明的营垒，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中都包括倾向于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理论，反过来说，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都可能表现出新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倾向。 [9] 从这个视角来看，这4个理论分支虽然各有特色，但并不是4个并列的学派。
首先看新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相对新现实主义而言的。新现实主义如前所述，主要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它谋求解释的是国际结果，诸如大国战争的可能、国际合作的前景、国家间联盟的模式等。这些现象，从总体上来看，都不是单一国家行为的结果，而是国家互动所形成的结构的产物。与新现实主义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谋求解释的则是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它力图说明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追求特定的政策和战略，为什么会对系统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一学说所要探讨的东西包括个别国家的大战略、军事信条、对外经济政策、结盟的偏好以及危机应对行为等。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的基本参数，就像修昔底德所表述的那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元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说得确切些，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在力量转变期间，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 [10]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与其说是国家物质资源的现实数量的体现，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他们自身对国家相对实力的判断。这种情况意味着国家短期或中期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与国家力量的宏观发展趋势相吻合。再者，国家政治领导人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资源。因此，对权力进行分析还要检查国家相对社会而言的力量与结构，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可供外交支配的国民财富的比率。有时，总体能力相当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最后，可能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轮廓和方向起决定性影响的系统压力，未必会强大到决定国家行为的细节的地步。这种影响只有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才是明显的。 [11]
比较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看到，新现实主义是从结构的视角阐释国际互动的宏观趋势，它不能也无意预测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正如华尔兹所说，他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压力在起作用，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即国家）将怎样对这样的压力和可能性做出反应。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对新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强调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它力图解释体系压力作用于单元的具体结果。由于两者的研究角度和解释对象不同，因此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下面再看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 [13] 这两个理论分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讨论分不开的。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应该选择优势战略（strategy of preponderance or primacy），谋求削弱诸如中国那样的可能的大国竞争者，还是应该通过“有选择的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来确保它的长期安全？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假定，国际关系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处于霍布斯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因。由于国家会不断面对其他国家的暴力侵害或征服威胁，因此不得不通过军备建设、单边外交和机会主义的扩张来改进其相对权力地位。由于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最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国家会寻机削弱可能的敌手，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由于扩张常常是以对手为代价积累更多权力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这样做的利益超过代价的时间和地点，国家就会追求扩张主义的政策，并倾向于采取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行动。进攻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必须考虑掠夺性修正主义强国（revisionist power）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会冒险一战以实现其目标。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力量，原因就在于没有国家能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修正主义强国。
进攻现实主义所做的阐释，主要是针对大国。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就论述了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趋势。
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观点，弱国不可能追求扩张战略，因为这样做风险太高，而较强的国家则会理性地适应国际环境，并在代价与危险是可以管理的时间与地点迅速学习扩张。埃里克·拉伯斯（Eric Labs）认为，成功的扩张者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试图以一种最少受到其他大国注意的方式走向扩张。例如，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之后，它所得到的教训并非不应该扩张，而是应该试图在其他地方扩张。
[14]
进攻现实主义在阐释国家扩张的动因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认为系统层面的压力与国家追求的现实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直接的，这种体系的压力使得国际处境相似的国家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相对而言，国家内部体制的差别则无关紧要。 [15] 这些人的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进攻现实主义者比较关注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认为国家的相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意图。随着实力变得比较强大，国家就会试图使其影响最大化并且控制它的国际环境。总之，国家追求侵略性的、使其影响最大化的战略是在中心决策者感受到相对能力增大的时候。 [16] 从这个视角来说，进攻现实主义也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一致的方面。
与进攻现实主义不同，防御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是持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困境”难以驾驭且不可避免，但它未必会导致剧烈的竞争和战争。国际体系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扩张和侵略的动机。除了体系层面的权力分布之外，其他物质因素（防御现实主义称之为“结构调节剂”——structural modifiers）也是可以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的。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技术上的进攻—防御平衡、国际经济压力、地区军事平衡等。以这种看法为基点，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努力追求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的最大化。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国家通常会实施温和的战略，体系中较强大的国家会实施体现克制的军事、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对于现实的威胁，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以适宜的方式，即以“进行平衡”的方式威慑威胁者，从而消除对实际冲突的需要。按照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外交政策行为是国家对体系的诱惑所做出的适当反应。只有当“安全困境”升温为狂热时，才会导致实际冲突的发生。对于进攻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大国战争的预言，防御现实主义认为是夸大了对威胁的感觉，并且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的功效。 [17] 从强调安全的角度来看，防御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也有一致的方面。
由于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趋势有不同的判断，因此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进攻现实主义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会要求国家比照竞争对手的总体实力发展自己的权力，而防御现实主义基于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的，则会要求国家按照所受到的威胁发展权力。推演其结果，前者可能导致一种紧张的局面，诸如引发军备竞赛甚至冲突，而后者则可能导致区域性的均势与和平共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是进攻现实主义所阐述的情况，而大多数关系正常的国家追求的则是防御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与进攻现实主义者相比较，防御现实主义者更重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的相对能力的感觉体现了系统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领导人无论是为了国防而动用国内资源，还是随后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由于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从短期来看常常是不确定的，国家领导人要经常面对模糊和矛盾的信息，因此领导人先在的信念体系、对敌人的想象以及认知偏好，对情报搜集、利益评估、军事计划制定和对外政策决策等都会起重要作用。
总之，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相比，这些对现实主义的新阐释比较重视国际体系之外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一些新的理论明确区别了市民社会的资源（人口、工业能力、原材料等）和国家（即中央政府）的能力。防御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提出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概念，把它界定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安全政策动议之后动员人民和物质资源的能力” [18] 。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写道：“外交政策并不是由作为民族的整体做出的，而是由它的政府做出的。因此，要紧的是国家（state）力量而不是民族（nation）力量。国家力量是政府为实现其目的而能够提取的那一部分民族力量。” [19] 对于单元因素的强调，特别是对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以及权力之外的因素的强调，可以说是这些现实主义新分支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为便于理解现实主义各分支的特点，下面对它们的异同做一个小结。
表2.1 现实主义各分支的异同
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思想流派的集合，包含不同的分支和众说纷纭的解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渊源关系，但指涉与内涵有很大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语境是国内政治，主要指涉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其语境则是国际政治，主要指涉的是跨国关系。由于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搞清楚其历史渊源及其分支的演变。
自由主义的早期阶段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强调个人自由，认为个体理性的力量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使社会的共同的善得到实现。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只要知识得以传播，大多数人就会进行正确的推理，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确保社会的进步。就跨国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政治也是可以进步的，国际关系可以经由这样的途径得到改造：个人自由保护——自由国家扩大——国际制度约束——国际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促进和平，在政治上相信共和制国家可以实现和平。由于信奉自由放任原则，古典自由主义尽管也包含规范与制度的内涵，但不强调对国际事务进行外部干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国际秩序不能经由自由放任的途径实现。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尽管在经济上有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在战争中却打得你死我活。事实使得一些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和平必须“建立”，而不可能“自然地”实现。于是，通过国际制度的管制来建立国际秩序的思想就产生了，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学术上有各种不同的用法与解释，在这里其含义是指强调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
从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看，在如何实现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大致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支强调弱干预原则，认为行为体的互动能够“自动地”地形成国际秩序；另一支强调强干预原则，认为必须通过国际制度的管制建立国际秩序。在当代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贸易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大体上沿袭了前一种传统，而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则沿袭了后一种传统。
理想主义（idealism）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产生较早的一个学派。这一理论体系亦被称为制度跨国主义（institutional transnationalism），其关注点是国际规范和制度化的全球合作。这一理论认为，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就能够规范国家的行为，制止侵略，实现国际和平。以集体安全原则来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是这一学派所设想的实践模式。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倡导建立国际联盟，到罗斯福策划建立联合国，其指导思想都是想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来实施集体安全原则。这种构想追求的不是权力的平衡，而是某种权力的共同体。在这个新体系中，所有国家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合作，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与正义。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即使不能提供世界政府，至少也能提供某种国际行为规范和约束。
理想主义的渊源之一是古典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思想。在政治学说史上，格劳秀斯的重要地位在于他提出了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见解。这一问题在17世纪的现实紧迫性是无须强调的。当时到处是滋生混乱的土壤，以往中世纪教会偶尔还能施加的软弱限制已不复存在，暴力成为了各个国家之间交往的裁决者。面对这种现实，格劳秀斯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幸福，就要建立一种指导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在《论战争与和平法》（
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1625）一书中，格劳秀斯提出，在国家的国内法之上，存在着一种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它根据一项行为是否符合理性，指出它内含卑劣的道德品质或是具有道德上的必然性，并据此指出这样的行为或者是自然造物主上帝所禁止的，或者是他吩咐去做的。在当时，有关自然法的思想被认为是所有国家民法的支柱，对于所有民族，对于臣民和统治者，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格劳秀斯认为，支持自然法基础的信念，就是人都有基本的不能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存权和自由权）使所有受到约束的国家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国家间关系是建立在普遍的国际行为规则之上。在这些规则中，甚至包括有关战争行为的规范。把这些规则法典化，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国际法确立了什么许可、什么不许可的种种限制，它既约束国家，也约束其他非国家行为体。
格劳秀斯所设想的国际社会的基础，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国家，但也包括非国家实体乃至个人。这个社会是普遍的，它是指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指欧洲。在这个社会之内，存在一个法规体系和共享的价值框架。格劳秀斯的这些思想，特别是有关“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理论阐述，对于当代国际法的创立，特别是商业法、海事法和战争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称为“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理想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代理想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学说。它的特点是强调跨国联系，并且积极推动国际组织的建立。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许多政治家认为，要避免世界战争，就必须对国际体系进行变革，建立约束国家行为的国际制度。他们的探讨集中于理想的世界应如何建立的问题，认为法律与道德的框架能够取代军队决定国际事务的结果，希望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的方式管理国际事务，消除权力政治的影响。同现实主义对人性的悲观看法相反，理想主义对人类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通过建立新的标准和制度，人类社会就可以得到完善和改进。
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本人的特殊身份和当时美国强大的国力，使得理想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的问题，威尔逊认为，权力平衡的假定未必能导致稳定的国际秩序。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以国际法和特定的规范为基础，并将受到国际机构的调节。威尔逊认为，根据这些国际制度确立的跨国联系，可以缓和、在理想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消除权力政治的需要。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作为实现战后世界和平的纲领。其中的第十四点就是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
威尔逊所倡导的精神与制度，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集体安全就是若干国家相互承担义务，确立反对侵略的相互依赖的安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行动，反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这样的国家间合作不是要反对特定的国家，而是反对威胁现状的任何国家。说得确切些，任何破坏和平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会受到这种国际制度的制裁。在这个意义上，实施国际法将是确保这个共同体中所有国家利益的一种集体义务。威尔逊认为，创立有效的国际组织，可以强制实施秩序，并推动国家间的合作。1919年国际联盟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具体实践。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尽管很快付诸实施，变成了国际联盟的现实，但在理论上它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这一理论产生于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科产生的初期，从时间上来说还不可能完善；第二，这一学说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较少；第三，它的主要内容是政策构想而不是理论；第四，国际联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它被认为是一种空想的理论，而不得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位于现实主义。
当然，在国际关系理论后来的发展中，理想主义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各种强调国际制度的思想，实际上沿袭了这一传统。例如，英国学派所阐释的一个主要概念——“国际社会”，指的就是有共同制度的国际体系。
其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认为，尽管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不能消除，但国家行为却可以进行制约。外交、权力政治的平衡和结盟，国际法和国际制度，都有助于保持秩序，加强合作。
布尔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
The Anarchical Society
）一书中，特别探讨了世界中是否存在秩序的问题。
针对许多人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秩序绝不是指发生在过去的任何东西，而是指国际关系的一种可能的或理想的未来状态，人们只能推测之或是努力工作去争取之，布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秩序乃是国际关系的历史记录的一部分，现代国家不仅构成了国家的体系（a system of states），而且也构成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布尔在其书中表明了三点：第一，在现代国家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着有关国际社会的思想；第二，这一思想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现实，而且有关国际社会的思想在现实国际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根基；第三，有关国际社会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强调国际社会只是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基本因素之一，同它竞争的因素还包括战争状态以及跨国联合或冲突。他认为把国际社会解释为唯一的或支配性因素，把欧洲协调、国际联盟或联合国说成它们各自时代的主要因素，都是错误的。在国际政治中，国际社会提供某种秩序因素是事实，但那些对这种秩序不满的人也并非没有根据。国际社会所提供的秩序是不稳定的和不完善的。证明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并不等于说其他迥然不同的结构就不能提供更有效的国际政治秩序。
从布尔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包括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他并不认为理想主义是提供世界秩序的唯一因素。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评论《无政府社会》一书时所指出的：“布尔的著作虽然也强调共同规则、共同制度和共同利益的作用，但是它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并且认同主权国家体系或威斯特伐里亚体系。”
布尔的观点，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有规范的国家间关系”，从而比传统理想主义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现实。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亦称经济跨国主义（economic transnationalism）或相互依赖模型（interdependence model）。这一学派强调的是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认为这种联系是国际体系之内确立和维持秩序的基础。按照这一理论的假定，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各国经济利益的日益融合，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普遍。这一现象已成为当代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正是这种日益发展的相互依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使得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
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的代表作是1972年出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
[20]
和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认为用这一概念解释世界比现实主义更接近现实，可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可见变化，即国际战争减少，经济权力的影响超越了军事强制，并且出现了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模式。
关于“相互依赖”的概念，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做了这样的解释：“依赖（dependence）是指受到外部力量决定或重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按照最简单的界定，意指彼此相互依靠。在世界政治中，相互依赖所涉及的情形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 [21] 作为一个分析性用语，它所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不同行为体或事件的相互影响。约瑟夫·奈曾把它描述成一种非常客观的现实，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就像婚姻一样，对于双方来说，无论会更穷、更富、更好、更坏，都是一种相互依赖。 [22]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当今世界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世界政治中存在“多联系渠道”，除国家间联系，还包括政府间联系和跨国联系，非国家行为体已直接参与世界政治；（2）世界政治中的问题不再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中的首要议题，经济、社会和生态等“低政治”议程已取得了同样重要的地位；（3）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武力已成为不相干的或无足轻重的政策工具。
按照相互依赖理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扩张已使一些国家的国内经济与作为整体的国际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国家间的互动越多，它们的繁荣就越依赖于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当然，人们也会注意到，尽管相互依赖一般来说可以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但某些国家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这样的联系中，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比较大的、经济更多样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伤害。
由于国家间已建立的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兴旺，因此，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于保持秩序以推进其利益都有利害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在国家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的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其意义在于，合作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不仅有利于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权力与军事力量，已受到了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更多的联系和更大的合作的限制。
在全球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中，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事实上，没有合作或是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任何国际行为体都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涉及国际安全还是经济繁荣。相互依赖已戏剧性地增大了合作的动因，这种合作不仅出现在国家之间，而且出现在所有的国际行为体之间。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赖并非只限于互利的情况，或是只发生于军事威胁很小和冲突水平很低的情况。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核武器的发展，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即核对峙的双方确保可以摧毁对方，也是一种相互依赖。一般来说，相互依赖可能是“零和”关系，也可能是“非零和”关系。在“零和”的情况下，一方的所失就是另一方的所得，反之亦然。在“非零和”的情况下，可能双方都有所得，也可能双方都有所失。
在国际关系中，在行为体之间并非只存在均等的依赖。事实上，不关注相对收益分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冲突，就看不到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例如就国际贸易而言，即使双方都有收益，仍然存在得多得少的问题，而且利益的分配仍然是一种零和关系。因此，在经济相互依赖中往往存在政治冲突，其表现是人们会为得到较大份额而斗争。
在相互依赖中，情况往往非常复杂。在军事领域，它未必都是竞争关系，而在经济和生态领域，它也未必都是合作关系。尽管它孕育着合作，但同时亦充满了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对相互依赖中的绝对收益兴趣不大，而对相对收益更感兴趣，因为它们害怕竞争对手会得到更大的相对收益并可能用来伤害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甚至也可以作为武器使用。1973年的石油危机，实际上就是产油国以石油价格为武器对石油消费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所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的斗争。
除了相互依赖之外，“合作”与“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也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在《霸权之后》（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23] 一书中，基欧汉指出，合作是一个政府协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政府所遵循的政策有利于实现其伙伴所追求的目标。这种涉及相互调整的合作，只产生于冲突或可能的冲突之中。国际体制实际上是合作的产物。所谓体制，是指一系列得到认可的，可以在一定的问题领域调节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行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谓原则，是指成员所要追求的目的；规范是指行为的标准；规则与规范很难区分，可以理解为更具体、详细的东西。 [24] 这些东西再加上决策程序，所构成的国际体制亦可称国际制度。行为体建立了这样的制度，它们的合作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与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正面对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是以经济和政治事务的非领土化、跨国资本流动以及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为标志。回应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变化，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第三版（2000年）中，从全球主义（globalism）的角度对其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25]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全球主义是通过资本与货物、信息与思想、民众与军事力量以及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等因素的流动而实现的一种涉及洲际相互依赖网络的世界现状。这种现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全球主义的相互依赖所涉及的是联系的网络，而不是单一的联系。例如，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军事上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这种双边关系不是全球主义。（2）在全球主义的相互依赖网络中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其中必须包括跨洲的联系。只有地区的或国家间的联系不是全球主义。（3）与相互依赖一样，全球主义是多维现象，既有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也有社会与文化全球主义。这些不同性质的全球主义，通常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例如，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年代，凸显的是军事全球主义，相反，在和平时期，则是经济全球主义起主导作用。因此，考察全球主义，关键要看哪一种全球主义在起主导作用。
基欧汉与约瑟夫·奈认为，全球主义尽管涉及一种普遍的联系，但它本身并不是普遍的。有很多人并没有卷入这种联系。生活在偏远乡村的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极少。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鸿沟也在加深。全球化与社会差别的鸿沟是并存的，贫富差别就是这种鸿沟的体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全球化既不意味着同质，也不意味着平等。
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说明全球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时，强调了全球主义的“稀薄”（thin）与“浓厚”（thick）之分。他们认为，古代欧洲与亚洲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全球主义，但这种全球主义只是一种“稀薄的”的全球主义，因为参与的人很少，影响面很窄。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则表现为“浓厚的”全球主义，这种全球主义具有强烈、广泛、大规模、连续且距离远的特点，影响的人很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全球主义不同于19世纪，也不同于20年前。今天的全球主义是更远、更快、更深并且更廉价（farther, faster, deeper, and cheaper）的全球主义。按照他们的界定，“稀薄的”全球主义就是全球主义，只有日益“浓厚”的全球主义，才能称为“全球化”。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合相互依赖的最大变化就是联系渠道的扩大。全球主义的日益加厚导致了三种变化：网络密度增大，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更多的点上出现了更深的交叉；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整个网络而不是单一网络速度加快；跨国参与者在日益增多。 [26]
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全球主义，是对他们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也是对当代全球化理论的一种新的阐释。
总之，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制度主义不仅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而且关注更广泛的行为体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问题。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来管理相互依赖，因此人们认为它继承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并因而获得了“新自由主义”之名。
如果说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是从经济关系出发阐释国际关系的现实，那么“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论则是从政治关系出发阐释这一现实。在20世纪末，围绕“民主和平”的争辩构成了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场最突出的讨论。 [27] 这场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比在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更少发生战争。这个已争论了多年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是因为这个命题直接关系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战略的制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这个论题是20世纪最后10年里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命题之一。
“民主和平”的命题，即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 [28] 有关这个理论的讨论，大致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纯学术的，即在理论上这个命题能否成立，能否得到检验；另一个方面是现实性的，即西方国家的安全是否与民主的传播息息相关，是否如某些持“民主和平”观点的决策者所认为的那样，实现普遍的民主是阻止战争发生的根本途径。这后一个方面，实际上关系到了冷战结束后一些大国所推行的国际安全战略。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西方国家应向全世界输出民主，以此来造就永久的和平。有人甚至使用了类似“霸权和平”的提法，提出了“民主治下的和平”（Pax Democratica）。 [29] 从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扩展民主区域政策和小布什政府推行的“政权变更”政策，都是以这一理论为主要根据。不过，这一理论的出现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命题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是最好战的，因此输出民主可能使事情更糟。在原苏联和原南斯拉夫地区，以及在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冲突。
对“民主和平论”进行讨论，需要了解其由来。作为一种思想，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1795年初版的康德著作《永久的和平》（ Perpetual Peace ），就阐述了这个理论的原型。
与托马斯·霍布斯所主张的“人性恶”不同，崇尚理性主义的康德认为，人民运用理性能够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陷于冲突之中。如果个人是共和国的公民，那么他们的共和国就将代表他们把合作的途径带入国际舞台。正如个人在各自的国家中一样，这些国家能够共居于一个“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中，形成一种以共和制宪法、联邦制国家体系为特征的和平联盟。生活在独立国家里的人民将通过共享价值而成为“世界公民”，而和平联盟的统一将取决于怀有相同原则的人民的道德一体化。伴随着人民免于国家偏见和适意地生活于任何国家之中，世界主义的人类共同体将出现。到那时，巨大的贸易量将加强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并因而降低国家边界的重要性。康德认为，世界主义共同体的形成将最终造就“永久和平”的条件。
康德认为，在共和制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中，民族国家之所以不得不把它们的国家利益置于国际法准则之下，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理性洞察力以及公民对于人类共同体的道德承诺。由于共和制宪法的制衡作用可以阻止具有冒险性的统治者把其国家投入战争，每一个共和制政府都服从的国际法可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因此立宪制共和国可能是和平主义的。康德认为，如果宣战需要公民的同意，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宣战，因为公民对于打仗，对于支付战争费用，对于修复战争带来的破坏并使自己担负沉重的国家债务，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相反，非共和制体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战争不需要统治者作出牺牲，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就会像决定一场晚会那样决定一场战争。 [30]
当然，康德也很清楚，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尽管苦难的战争经历能够给所有国家以深刻的教训，但战争在一个未知的时间里还是会发生。康德相信，尽管共和制国家间是和平的，但这些国家将会与君主制国家开战直至后者消失。康德同意世界将由独立的国家组成，而且向和平的共和制联盟的演进并不需要中央政府，因为这种安排可以防止出现全球专制。
总之，康德所设想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以具有和平互动关系的共和制国家为基础，而在这些国家居住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跨越国界互动，并且共享道德价值和商业利益。这种强调道德价值的国际政治观，为当代“民主和平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当代学者承袭康德的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阐述民主和平问题。最初，人们只是考察了民主国家无战争的现象，并未进行明确的理论概括。例如，1976年斯莫尔（Mekvin Small）和辛格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965年》一文中，就描述了民主国家不同民主国家打仗的现象。 [31] 1983年，持民主和平观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民主和平论”。 [32] 此后，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民主和平论者所做的论证，除了统计分析之外，其理论推理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战争费用是公民以鲜血和财富来支付的，民主制政府之所以不情愿进行战争，是因为它们必须向公民负责。（2）在民主国家，有战争风险的对外决策是公开讨论的，这意味着战争的代价对于公众和决策者来说都是敏感的。（3）民主制政治结构的特征，具有制衡作用，会使国家受到较大制约。（4）民主制的政治文化，诸如民主规范、惯例、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等，最终会使适用于国内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适用于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民主和平论”的基点实际上是国内因素决定论。按照该理论的推理，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决定其国际交往的行为模式。它的典型思维逻辑就是：国内可以实现的东西，推而广之，在国际范围内也可以实现，因为民主国家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会适用相同的准则。它们都知道民主国家的利益在于合作，在争端中进行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因此它们倾向于对其他民主国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并有可能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进程中，它们会放弃在互动中使用（乃至威胁使用）暴力的选择。
“民主和平”观形成为一种理论之后，尽管有历史统计资料作为佐证，但仍有一系列问题似乎难以解决。首先碰到的就是民主的标准问题，即哪些国家算是“民主国家”，或者说达到何种标准才算是“民主国家”。对于这一点，东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见解，即使在西方国家理论界，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例如，美国自认为是最民主、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但在多伊尔作为论述起点的1816年，奴隶制还合法存在，妇女也没有选举权。实际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是经历了较长过程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研究的起点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个困难是逻辑上的，即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着大量的“反常”现象，即尽管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对其他民主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它们却可能轻易地对非民主国家这样做。在这里，民主制度本身对战争起制约作用的观点就讲不通了，因为如果人民在本质上不愿打仗，不愿承担战争代价，那他们就不会进行任何战争，而不会仅仅与民主国家讲和平。作为理论，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应该具有普遍性，其逻辑结果应该是无例外的，其推论不能有双重标准。
在20世纪末，“民主和平论”之所以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命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与现实国际政治和大国对外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假定民主国家是和平的，非民主国家是“麻烦制造者”，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把后者改造成民主国家，前者才会有真正的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把“民主和平论”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支柱。迈克尔·多伊尔1983年提出的概念——民主的“和平地带”（democratic“zone of peace”），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声明中已成了惯用的词汇。美国朝野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同世界范围民主的成败息息相关，因此鼓动和输出民主应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指出，美国冷战后的目标必须是扩大民主和平与繁荣的地带，“一旦在其他国家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取得支配地位，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安全、繁荣和有影响力” [33] 。尽管这些主张美国向海外扩展民主的人不承认有进行“圣战”的意图，但由于“民主和平论”明确地把美国的安全同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因此该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促使美国采取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居主流地位的理论体系之外，还存在其他需要关注的学派。这些学派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分析视角和研究假定。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特点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关注人类解放的批判理论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范畴。这个流派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是排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后居第三位的。
被统称为反思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理论，包括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历史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虽然相互间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和观念建构，反对把世界视为外在于理论的东西进行客观和中性的解释。它们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理论有迥异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形成了学科层面的争论。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这两个理论群之间，建构主义以自己的独特内涵构成了一个起着桥梁作用的重要学派。该学派一方面接受并重新阐释了理性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诸如权力、利益、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等，另一方面则全面发展了强调观念互动的社会建构学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34]
下面就简要地介绍一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理论群之外的其他学派。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是一种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的理论，以批评帝国主义而著名。
该理论兴起的标志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
该学派是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来研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其扩展最终覆盖了全球。因此，民族国家并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基本单位，一体化的现代世界体系才是考察16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适当对象。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上的所有大事都必须在世界体系的范围内进行分析，世界体系本身固有的整体发展规律决定着作为其构成要素的单个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变动。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历史上曾先后存在过两种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系。这两者在资源的再分配上有不同的模式。世界帝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是运用其权力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而世界经济体系则不存在单一的权力中心，其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中央的政令，而是以市场为媒介。尽管这两者的运作机制不同，但效果都是使资源从边缘向核心转移。
沃勒斯坦认为，当今的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而世界政治就是发生于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之下。这样的体系有两个主要特征，即一体化与不平等。一体化的经济体使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而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则体现了该体系的极端不平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核心”，中等发达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而大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核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关键性的结果就是富裕和强大是以贫穷和弱小为代价的，富者变得更富，而穷者变得更穷。
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自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一直相当稳定，它的边界扩大了，但核心、半边缘与边缘的地理划分仍然存在。造成这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国家间体系，这个体系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地缘文化，对这种文化起支撑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作为体系内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另一个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主义。沃勒斯坦认为，尽管现代世界体系还是稳定的，但它已进入了最终的危机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持续25年到50年。危机之后的世界体系会被什么体系取代，决定于未来的政治斗争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一种新的体系，也可能是多种体系，而社会主义秩序的出现也是可能的。 [35]
有评论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拉美的“依附论”的直接的发展。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论述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此后，又有一批学者基于沃勒斯坦的研究对这一学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规范理论并不是一个新理论，但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居支配地位的年代里，它并不流行。在强调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实证主义者看来，花过多的时间讨论“世界应当如何”的问题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一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普遍地感到，所有的理论实际上都有规范性的假定，区别只在于有的明确，有的不大明确。
所谓规范（norm），指的是行为或道德评价标准。它起约束、指导、控制或规定行为体行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规范理论就是一种具有道德判断内涵与理想准则的理论。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认为，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层面的问题。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提出了社会或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性质。在旧的议程范围，它关注的是暴力与战争问题；在新的议程中，它把对传统问题的关注与对有关国际分配正义的现代要求结合在一起。
按照布朗的分类，有关世界政治的规范性主张有两种：一种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另一种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这两种主张观察问题的视角有明显的不同。世界主义是以世界为着眼点，认为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个人，规范理论应当关注人，要么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要么关注作为个人的人。社群主义则强调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认为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国家，规范理论应当关注政治社会（即国家）。例如，对于国家是否有权利保有可能消灭全人类的庞大核武库的问题，两种规范理论的回答就完全不同。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会要求彻底消除核武器，而站在特定国家的立场上，则可能主张保有这种武器。
布朗认为规范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国家的自主权问题；第二是使用暴力的伦理问题；第三是国际正义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世界主义者认为，如果国家的行为与作为整体或个人的人类的道德权利相冲突，那就应否定国家的自主权利；与此相反，社群主义者则反对对国家自主权作任何限制。同样，对于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以及如何评价经济资源分配的公正性问题等，两者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3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规范的视角进行道德判断是没有一般性的标准的，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规范理论的政策相关性明显地上升了。由于有关外交政策的争论除了涉及利益，还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伦理，因此各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的时候都需要证明自己的主张符合国际正义，特别是在涉及人权保护和与主权原则相矛盾的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国际关系的规范理论研究也显得更加重要了。
女性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最早出现在有关发展政治与和平的研究中，并形成了若干分支。80年代末，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分支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提出了“国际政治中妇女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开始阐释妇女如何被卷入世界政治。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认为，妇女实际上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诸如作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或是外交官的妻子。问题在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这些活动没有政治家的活动重要。自由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是妇女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以及不能完全参与政治活动的现状，要求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利与机会，在世界政治理论认为重要的事务中扮演完全的角色。 [37]
女性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socialist/Marxist feminism）。这一理论分支认为，物质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是决定妇女生活的根本因素。妇女地位之所以不平等，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实现妇女的平等，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对妇女的压迫，在社会主义社会亦存在这种现象，因此该理论又提出了第二种物质的原因，即男性居支配地位的家长制。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与家长制权力导致女性与男性相比在体制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世界政治理论应当关注这一问题。
第三个分支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这一派别所关注的不是妇女而是性别（gender）。该理论认为，性别关系到男女差别的社会建构，关键性问题是世界政治的结构与过程给男性与女性建构了怎样的社会角色。例如，有关女性与同性恋者在军队中服役的争论就涉及了这一理论。
第四个分支是观点女性主义（standpoint feminism）。该理论想要修正男性统治世界知识的局面，目标是按照女性的观点，对现实进行再叙述。该理论认为，由于现今有关世界的知识一直是男性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是片面的。当然，是否存在一种女性世界观是有争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安·蒂克纳（Ann Tickner）针对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进行的再阐述。例如，摩根索的第一条原则认为，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这些法则不受人们的偏好左右。对此蒂克纳提出，所谓客观，总是与男性相联系的，因此有关人性客观法则的假定，也是以有关人性的片面的男性观点为基础的。实际上，人性不单基于男性，也基于女性。它包括社会再生产、发展以及政治统治的其他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观点女性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国际政治学观点。 [38]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该学派的构成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中心，其成员是一批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批判理论成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有重要影响的学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等。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早对批判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理论是中性的，理论的唯一功能是在独立的外部世界揭示那些已存在但未被发现的事实或规律。理论家与分析对象必须保持距离，在进行理论化的时候，主体与客体必须严格分开，必须把一切影响探究的意识形态信念、价值观等撇在一边，这样才能避免偏见。与此相反，批判理论认为，不存在不与社会法则发生联系的世界政治或全球经济，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发展的。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独立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家就是他们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组成部分，理论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是分不开的。
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可以控制和支配的领域，鼓励操纵人类的生活，就像对待自然界一样，因此该理论对于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是不关心的。与之相反，批判理论不但对传统的理论化形式提出挑战，而且还质疑约束人类自由的社会生活形式，并力图破除这种形式。它不单是要表述“具体的历史形势”，它还要像历史形势中的力量一样推动历史的变革。它许可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进行干预。 [39]
就国际关系领域的批判理论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文献是考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40] 该文对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提出了批评，认为该理论中隐藏了规范的评论。考克斯指出，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客观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应追求的对外政策，而这是具有规范含义的。对于这个理论，考克斯称之为解决问题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所谓解决问题理论，其要点在于：世界连同组织在其中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以及制度，都是被该理论所发现的东西，这种客观的东西就是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既定框架。解决问题理论的总目标是通过有效地处理麻烦根源而使这些权力关系和制度顺利地运作。 [41] 对这些东西进行反思，正是批判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批判理论认为，理论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像一切知识一样，它必然受到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制约。考克斯有一句名言，即“理论总是有利于某人或某种目的”。因此，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种制约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批判理论特别关注知识与价值的联系并发问：第一，理论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第二，这种地位对理论化有怎样的影响？第三，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以某种方式向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中的不正义、不平等提出挑战？
批判理论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理解今天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是怎样来的。所谓“既定”秩序，其实并不是自然的、必然的或具有历史不变性的，作为历史的产物，必须加以阐释。批判理论是以权力关系的全球结构为对象，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秩序中充满了不正义与不平等，应寻求取而代之的模式。对批判理论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还在于通过批判改造之。所以，批判理论所谋求的知识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道德判断和规范选择的。
为了对国家与世界秩序进行阐释，批判理论强调了人的观念的重要地位。考克斯认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通过相关人群的观念建构，它们就变成了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尽管这种主体间的存在同物质上的存在（诸如桌子、椅子）不同，但它们确实有真实而具体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批判理论试图了解现有的秩序，即传统理论所谓“既定的东西”，是怎样被历史社会力量造就出来的，并且特别关注世界秩序变革的可能性。在考克斯的理论中，世界秩序的变革是一个不变的主题。考克斯所谋求解释的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与新现实主义相反，批判理论认为国家并不总是国家，在整个历史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对考克斯来说，对国家的界定应该包括市民社会中的政治结构，包括各种对国家的支撑物，诸如教会、出版和文化因素等。正是这些因素影响着国家安排权力的态度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霸权社会秩序”。所以，国家并非如新现实主义者所观察的那样，是国际理论所确定的东西，而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 [42]
同批判理论一样，历史社会学也反对把国家视为世界政治中的某种既定的东西。该学派的主要论题是穿越历史的社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它关注构成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组织的基础结构。
历史社会学兴起于18世纪中叶，第一次浪潮大约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该理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工业化进程以及民族建设做出的反应。以后，人们对这个理论的兴趣就下降了。第二次浪潮的主要作家，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其兴趣在于解释基于国内与国际关系的社会的发展。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人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结构，实际上是一组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历史社会学家也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既定的东西，而历史社会学理论则认为，特别种类的国家一直是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运作的各种不同力量的产物。历史社会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进行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划分，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它们可以分开是不准确的。再者，并不存在诸如“国际体系”这样的东西，认为这种国际体系是独立的并因而能对国家起决定性影响的新现实主义观点也是不对的。历史社会学认为，国家是由国际与国内力量所造就的。
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家并非如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只有一种形式。阶级结构与运作方式的不同结合，导致了不同国家的产生。蒂利区分了以资本强化为基础和以威压强化为基础的体制，认为这些力量的不同结合形成了三种国家：纳贡制帝国、碎裂的主权体系（城市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不同的阶级结构的产物，而不同的阶级结构又是资本与强制的不同形式的结果。广义地讲，威压强化的体制下通常只有较少的城市，但却有较多的农业阶级体系。与之相比，资本强化的体系则会导致代表商业和贸易利益的阶级的发展。在资本积累与国家压制其公民的能力有高度相关性的地方，城邦国家发展了。在没有资本积累而存在强制的地方，则发展出纳贡型帝国。在1500年后的大约350年间，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唯一的主导型国家，是因为只有这种国家拥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事实上，是战争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最后都发展成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国家为准备战争，不得不建立税收、供应以及行政管理等基础设施，因而从其人民那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力。 [43]
迈克尔·曼是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多卷本的《社会权力的来源》（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他认为，追求众多目标的人类建立了许多社会互动网络，最大的四个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网络，这是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这些网络各自包含独特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借助这些形式，人类能够实现他们的一批非常广泛的目标。迈克尔·曼把他的模式称为IEMP模式。通过分析这些不同的权力网络，他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形式的国家会有它们各自的不同形式。 [44]
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就一直有重要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到了90年代后期，出现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发展，但仍有更多的人视之为难解的东西。 [45]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有很大异议的问题。这种异议不但存在于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与批评者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它的倡导者之间。
作为一种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持全面批判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人们对历史是有不同叙述与解释的，任何宣称达到“真理”的有关人类生活的说明都是不可信的。作为一种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模式，该学派的宗旨并不是要探求对世界的客观解释，而是要揭示观念怎样塑造世界，并解释不同话语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议题，权力与知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正统的社会科学说明中，知识是应当不受权力影响的。研究国际关系，学者们在追求未受外界影响污染的客观知识时，应根据纯粹的理性，而把价值、利益和权力关系搁置在一边。康德告诫说：“拥有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使自由的理性判断受到腐蚀。”后现代主义针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
后现代主义是把知识的产生视为规范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认知问题。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想要知道，是不是存在能把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共同的母体或发源地。按照福柯的观点，学者的任务就是看权力的运作怎样适合于一个更广泛的现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母体。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就观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惩罚制度的演进是与人类科学密切相关的。
福柯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权力都需要知识，而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并且增强现存的权力关系。在权力之外，不存在诸如“真理”这样的东西。真理不是外在于社会结构的东西，而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后现代主义关注“真理”与知识实践所支持的是什么权力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检查国际关系理论的“真理”，就是看支配这一学科的概念和知识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依特定的权力关系状况而定的。 [46]
为了揭示并记录权力—知识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运用系谱学的观点研究历史。所谓系谱学，简而言之，是一种历史思维方式，它旨在揭示那些排斥和掩饰的过程，使那些被认为超越历史的东西历史化，包括那些被埋没的或是在记述和创造历史过程中被排斥的东西或思想。从系谱学的观点看来，历史并不是真理与意义的逐步显示，而是支配形式的无尽无休的重复表演。所谓历史，实际上就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支配与强加的系列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历史，而是许多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它们有不同的节奏、步调，并受到不同的权力—知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系谱学就是按照无休止的众多意志的权力政治冲突来理解一切历史，包括秩序的确立。
按照系谱学的观点，一切知识都联系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是出自特定的观点（perspective）。知识的主体是处于一种政治的与历史的环境之中，是经由特定的概念和知识范畴发挥作用。真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竞争的观点。这些观点不单是认识理解“现实世界”的视觉工具，如望远镜或显微镜，而且本身也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解释，现实世界就是由观点与解释编织而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事件获得现实的地位，不是因为它们的发生，而是因为它们被记住，并且因为它们在叙述中有一个位置。 [47] 在这里，事实成为了所谓的“文本”。
“文本”（textuality）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自德里达（Derrida）在《论文字学》（
Of Grammatology
）中对“text”的再定义。
德里达并没有把“文本”的含义限定于文献和观念的范畴，而是认为世界也是一个文本，或者说“现实”世界的构成就如同一个文本，人们只能通过解释的经验才能谈及这种“现实”。用蒙泰尼（Montaigne）的话说，“我们需要解释解释而不是解释事物”
[48]
。在这里，现实世界体现了文本的相互影响。
后现代主义认为，揭示文本相互影响的主要方式是解构（deconstruction）和双读（double reading）。解构是从根本上动摇被认为是稳定的概念和概念对立。这种稳定性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运用了语言中似乎是客观和自然的对立概念，诸如穷与富、好与坏、对与错等。解构的要点就在于揭露对立术语的寄生关系，并且尝试替换它们。对德里达来说，概念的对立绝不是简单的中立，而是按照等级排列的，两个对立术语中的一个总是对另一个拥有特权。有特权的术语意味着存在、适当、全面、纯粹，而另一个则没有。对此进行解构，就要表明所有的理论和话语都依赖于人造的稳定性。在这里，解构实际上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揭示隐藏的内在假定和矛盾，并推翻其明显的意义和统一性。
“双读”是对文本进行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意在揭示文本的稳定效果与动摇之间的关系。第一读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解释进行注释和重复，说得确切些，就是表明一个文本、话语或制度怎样取得了稳定的效果。它通过建立相同的基本假定而忠实地叙述占支配地位的故事，并且在论证中重复常规的步骤。要点是表明一个文本、话语或制度看起来是前后一致的。第二读是通过对一个文本、话语或制度之内的不稳定方面运用压力而动摇之。它揭示其内部的紧张与矛盾是怎样被掩盖或排斥的。事实上，文本、话语或制度的内部总是有紧张和危机的因素的，这些东西使得整体不那么稳定。
作为解构的模式，双读的任务是理解一个话语或社会制度是怎样被装配或构建起来的，同时又要表明它总是受到不稳定的威胁。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解构中是不存在达到单一的结论性阅读的尝试的。双读的要点不在于表明一个故事真实与否，而在于揭示任何故事为了产生稳定效果是怎样依赖于对内部紧张的压制的。 [49] 所以，双读的目的绝不是要达到一个“正确”甚至“唯一”的文本，而是要表明任何文本都有多种的解读意义。 [50]
上一章在讨论“范式之争”时曾简略提到了作为研究途径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在这里将进一步阐释作为一个理论学派的建构主义。这一冷战后凸显的学派，与传统的主流理论相比，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即从观念的视角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由来与演变。对一些重要问题，人们认为这一理论更具解释力。例如，对于冷战的突然结束，无论是用结构与权力政治，还是用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都很难进行解释，而用建构主义则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共同安全”思想，改变了观念，并因而改变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西方建构了新型的关系。
建构主义学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理论发展过程。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可视为建构主义的思想传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多伊奇、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赫德利·布尔等人的贡献，以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内德·勒博（Ned Lebow）等人的理论阐述。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学派：以约翰·鲁杰（John Ruggie）和弗雷德里克·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l）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学派，以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罗布·沃克（Rob Walker）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以及以斯派克·彼德森（Spike Peterson）和安·蒂克纳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派。
温特没有把他自己归入某一个学派。实际上，他已被公认为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按照温特的观点，由于出现了众多批判主流国际关系“范式”并强调社会建构的理论，因而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建构主义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了行为体对其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世界，而且这种相互联系的意识决定社会制度并使它们区别于物质世界。通过意识相互联系而形成共享观念，社会界的事物就成为了“真实”。建构主义者有这样一种共有的承诺，即理解共享的知识与期望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这样的“社会事实”是怎样影响政治行为的。
作为一个强调观念的学派，温特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了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享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第二，有目的之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是由这些共享观念建构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集体）观念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由于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互动都具有意图与意义，因此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这种观念建构的结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
在这样的特定社会环境里，对行为体来说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共有的知识。所谓共有的知识是一种关联性知识，指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这种共有的理解与期望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与利益。例如，在安全关系的问题上，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它们彼此产生高度的猜疑，对对方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能够建立高度的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
按照建构主义的阐释，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怎样的信念和期望。
建构主义以观念为中心，体现出了理念主义的特点，这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物质主义形成了对比。就物质主义而言，社会最根本的事实是物质力量的本质与组织。在物质主义话语中，至少有五种物质因素不断出现：（1）人的本性；（2）自然资源；（3）地理状况；（4）生产性力量；（5）毁灭性力量。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作用，使对世界的控制成为可能，使有些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更有权力，使人们倾向于侵略或制造威胁等。与之相反，理念主义则认为社会最基本的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与结构。这种结构有时是通过规范、规则或制度的形式为行为体所共有，有时则不是。无论是与不是，社会结构都可以对行为体起作用，如建构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帮助行为体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定义对行为的期望，确立威胁因素，等等。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存在是行为体的互动所具有的社会建构作用的结果。理性主义所讲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先验与既定的因素，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国家的互动所建构的一种文化。用温特的话来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国家互动的性质不同，所建构的无政府文化就不同。温特概括了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这些文化的建构是基于对敌人、竞争对手或朋友的不同的角色定位。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互为敌人为特征，那么就会建构一种霍布斯文化；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一种竞争者的关系，虽然有利益冲突，但能够共存，那么就会建构一种洛克文化；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朋友关系为特征，那么就会建构一种非暴力和互助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有不同的内涵，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行为进行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强调观念的理论，建构主义通常并不否认物质因素，但它从不把物质因素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以军事力量为例，这种物质因素只有在考虑到行为体的不同期望或不同的共有知识时，才能对其影响作出正确判断。比如，英国拥有核武器和朝鲜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肯定认为前者不是威胁而后者是威胁，并因而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核武器本身，而是行为体有关核武器的观念所建构的关系的性质。
对建构主义来说，社会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话语（discourse）。话语在这里主要指精神性的东西，诸如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及语言等。正是这些话语，反映行为体的内在观念，并确立可接受的行为规范。从话语的角度观察国家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与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
在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建构主义认为，如果行为体的观念发生变化，那么主体间相互联系的意识（或共有知识）和利益就会发生变化，并因而会使结构，诸如无政府状态，发生变化。当然，建构主义者也清楚，诸如社会制度那样的结构是不会轻易变化的，因为一旦社会制度形成，就构成了一个社会事实，会强制推行某些行为方式，并且会成为行为体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建构结构，结构也造就行为体。对任何一个行为体来说，参与观念互动都不能免于社会化进程。所谓社会化，是指新成员变成群体一分子以及群体成员内化各自群体的共有价值、规则和知识的过程。行为体的社会化主要是通过说服和社会影响两个途径完成。说服主要是通过“信息性影响”，即用新的信息、观点、推理和结论去促成个体主动认同集体的利益、目的、价值等。社会影响主要是通过“规范性影响”，即用规则、权利、义务等促成行为体主动或被动接受集体的规范、责任、义务等。
对于行为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建构主义特别强调国际政治的进程。温特指出，理性主义模式认为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是既定的，与进程没有关系，行为体所要做的就是进行行为选择，通过适应环境的变化来满足认同与利益的需要。建构主义则与此不同。建构主义一方面包容理性主义模式，认为行为选择要使手段符合目的，另一方面认为行为体是内生于社会进程，其身份会在进程中造就和再造就。由于行为体是基于身份确定其利益，根据利益选择行为方式，因此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实际上讨论了进程的不同侧面。温特指出，建构主义之所以强调认同与利益的进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质疑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受到“自我利益”或“利己主义”驱动的根本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不能被视为完全利己的行为体的。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文化的实化和物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就帮助再造了这种文化。所以，国家越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建构主义认为自我利益本身是国际体系不断造就的产物，一旦这种建构不被行为体的实践所支持，它就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才是可以变化的。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理论，都不是对具体的国际问题的说明，而是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而对其互动机制、属性和趋势所作的一般性解释。这样一些多以“主义”为名的大理论具有概括程度高、解释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整体性概括与解释，国际政治学科的知识就可能是支离破碎的。虽然这些理论被接受的程度有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可区分为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但大体上都被认可为需要了解的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对国际互动的抽象解释，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显著特点是远离事实。其核心命题的提出并不是对事实进行归纳的结果，而是基于想像的一种概括。例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使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对国际关系属性的一种概括，这种“状态”人们并不能进行直接的观察。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
也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理论与现实的关联度越高，解释范围就越窄；与现实的关联度越低，解释范围就越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之所以要建构远离现实的大理论，根本宗旨是要超脱个别事实的局限，以说明反复发生和普遍存在的国际互动现象与机制。
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提出，如果套用传统主义对行为主义的划分，其途径大体上是传统主义的，因为这些理论的阐释者都不依赖定量测量、统计检验等科学方法，而倚重的是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世界的历史与哲学思考。华尔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强调过“灵感”的重要性，认为要从观察和经验过渡到理论，“除非在某一时刻智慧的灵光闪现，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在脑海中浮现。”
虽然这种灵感的产生可能与理论家头脑中先在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假定有关，但单纯的归纳事实或演绎假定是形不成新理论的。创立新理论需要先构想一个模式，有了富于创意的概念，并进而提出一系列基于该概念的命题，才能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
由于这些大理论是远离经验事实的，因此人们不能用严格的实证方法加以检验。它们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联系这些理论观察事实，人们会发现相符的事实，也会发现不相符的事实。这种情况常常令人困惑，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对于这一点，罗伯特·基欧汉作过这样的解释，即他所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以及与之争论的现实主义观点，都属于有关国际系统的理想模式，而大多数实际情况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这种说法大概是指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权力政治或国际合作的情形。人们眼中的世界，肯定是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合作的。
作为概念演绎的产物，国际关系大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是不错的，但应当注意到，它们所指涉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可能出现的趋势与需要注意的要素。这些趋势与要素具有不确定性，即就特定的条件而言，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有影响。人们熟知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权力平衡”“民主和平”等论断，所指涉的机制都具有这样的属性。这些趋势可能是持久的、强劲的，但并不一定会反映在所有的具体结果中。
人们指责大理论不能就特定国际问题提供完备的解释其实是一种误解。大理论能够指出国际互动存在何种趋势，但并不能具体预测相关的趋势会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出现。这些具体的问题，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在大理论当中寻找答案。大理论的功能在于引导人们发现问题、设置议题并关注值得研究的动向与影响因素。正是这种引导作用，使它们能够发挥“范式”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评估大理论不应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预测，而应看它们能否引导人们对未知的问题进行探索。
国际关系大理论的阐释是以国际关系的整体为语境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构成与属性决定任何单一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其全部。针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人们秉持不同的哲学理念、分析视角和研究假定，就会演绎出不同的大理论。观察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就会对这一点有充分了解。学科史中相继出现的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行为主义对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对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对建构主义等争论，都体现了这种多元性。这些争论中的“主义”，有不同的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核心假设，
有不同的分析层次、指涉问题，体现了对世界政治的不同观念。
[51]
这些差异导致国际关系学界持续存在所谓的“大争论”（great debates），而这些大争论又以特有的叙事方式对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进入这个学科会首先接触这些理论并了解其争论，进行研究也往往会在某范式的影响下选择自己的学派立场。
由于这些大理论被认为是不可通约的，因此国际关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营垒分明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划分使得一些人把自己青睐的“主义”视为需要捍卫的“特定教派的核心信条”。一些人为寻求承认，甚至变得更加尖锐和专一。 [52] 有批评意见认为，这样的倾向使得探求世界政治真正问题的学术讨论变成了谋求知识霸权的“范式战争”。有文章披露了美国学界的一些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如果研究者或学生在“范式战争”中没有选定站在哪一边，似乎就不可能发表文章或是成功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53] 在以范式为导向的研究中，一些人倾向于寻找证据以证实他们相信某一研究传统正确的先在信念。他们进行的是选择性阅读，只选择最适于自己的项目而忽略不符合期望的事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对于“主义”之争所带来的弊端，在国际学界一直存在着批评的声音，认为这种类似教派的神学式争论并没有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54]
系统地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知道，每一个“主义”都是有特定的前提假定和解释视角的，其核心命题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们在范围和领域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适宜地看待国际关系大理论，就需要把它们摆在适当地位。它们只是研究工具而不应该成为信仰。信仰是不能怀疑的，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讨则需要有独立的思考和质疑态度。如果把权威的观点奉为信仰，那国际关系研究就没有探索和创新可言了。
把大理论作为研究手段（工具）而不是目的，就需要采取灵活、包容的态度。范式对研究的导向作用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只存在运用的适当还是不适当。选择哪一种范式为指导，要依拟解决的问题来定，“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如果研究要素比较单一，那么就可以选择单一范式。如果需要解释具有多种属性的要素，那么就需要借鉴多个范式所阐释的机理。在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不可通约”的问题，因为引用不同的范式所要解决的是具有不同属性的问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超越范式”，主张融合源自不同研究传统的理论要素或叙事成分，确立复杂的论证，探讨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践意义的问题，是值得肯定的。
就当前的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而言，大理论无疑居于重要地位。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国际关系大理论再重要，也只是学科知识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中还有其他组成部分，诸如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正如房子不能没有梁柱，但只有梁柱没有其他部分也不能成其为房子。实际上，各种层次的理论，以及与理论研究同等重要的问题领域研究，对于建构国际政治学科的知识大厦都是必不可少的，都具有价值与意义。
1.对现实主义的总体把握。了解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的主要分支。理解权力政治的含义。
思考题：（1）哪些命题可归纳为现实主义的一般性原则？（2）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有哪些主要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古典现实主义。理解摩根索的理论逻辑：无政府—自助；自利—利益；生存—权力。掌握摩根索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思考题：（1）摩根索是怎样演绎现实主义理论的？（2）他对道德与权力的关系有怎样的认识？（3）他认为国家应追求尽可能多的权力还是国家追求利益必须与其实力相称？
3.新现实主义。理解华尔兹的理论与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权力政治是结构而不是人性的产物；国家是以安全为目的而以权力为手段。知道华尔兹的发现：国家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
思考题：（1）华尔兹的结构观包括哪些要点？（2）华尔兹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追求适度的权力？这与他有关结构、安全以及均势的观点有怎样的关系？（3）华尔兹的理论是否对“安全困境”提出了一种解法？
4.新古典现实主义。比较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了解三者的关系。掌握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特点：侧重解释单个国家的特定行为；强调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
思考题：怎样认识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地位对权力政治的影响？
5.进攻现实主义。了解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逻辑：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
思考题：就大国关系而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6.防御现实主义。理解防御现实主义为什么对国际关系有相对乐观的评估：安全并不是稀缺的；“安全困境”未必会导致战争；“结构调节剂”能起制约作用。
思考题：平衡威胁与平衡权力有怎样的区别？
7.对自由主义的总体把握：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的区别。比较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思考题：（1）有哪些观点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2）自由主义主张强干预与主张弱干预的两大分支各包括哪些理论？
8.理想主义。理解理想主义的核心观点及其实践：以建立国际组织的方式规范国家行为，确立国际秩序；实行集体安全原则。
思考题：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思想与理想主义有关系吗？国际秩序是乌托邦还是可以实现的现实？
9.自由制度主义。理解该理论关注国家间经济联系和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看问题视角与强调要点。把握该理论的三个主要观点：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影响下降。了解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概念与机制。
思考题：（1）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行为体为什么会选择合作并建立国际制度？（2）当代全球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10.民主和平论。了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的关系。知道“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命题及该理论在当代的现实意义。理解民主国家内部的制约战争机制。
思考题：民主和平论对美欧国家的对外战略有怎样的影响？
11.建构主义。理解这一冷战后兴起的学派与传统主流理论的不同：从观念视角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由来与演变。把握其理论要点：国际结构、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决定于人们的共有观念（即文化）；国际体系的三种无政府文化；话语的重要性；行为体与结构的相互建构。
思考题：（1）怎样从观念认同的角度理解“安全困境”？（2）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可以解释公共外交的作用吗？
12.其他理论。对于世界体系论、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学说要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其关注问题的视角与主要观点。
思考题：（1）属于后实证主义的理论有哪些共同特点？（2）怎样认识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
13.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总体把握。对大理论要有适宜的认识与态度：大理论是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而对其互动机制、属性和趋势所作的一般性解释；其特点是远离事实，不能被经验事实验证；所指涉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可能出现的趋势与需要注意的要素，不适宜在其中寻找有关具体问题的答案；国际关系的复杂构成与属性决定大理论的存在是多元的，在范式选择上宜采取包容的态度；大理论是研究工具而不应成为信仰；要摆正大理论与其他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
思考题：（1）大理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是必不可少的吗？（2）怎样适宜地在研究中运用大理论？
现实主义 古典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 进攻现实主义 防御现实主义 无政府状态 自助 高政治与低政治 理性行为体 权力政治 利益 权力均衡 安全困境 国际体制 零和与非零和关系 自由主义 理想主义 集体安全 国际社会 民主和平论 自由制度主义 相互依赖 全球主义 国际体系 范式之争 世界体系理论 规范理论 女性主义理论 批判理论 解决问题理论 历史社会学 后现代主义 权力与知识 系谱学 文本解构 双读 共有知识（观念） 主体间世界 认同（身份） 无政府文化 英国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
一、综合性文献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美］布鲁斯·拉塞特、哈维·斯塔尔、大卫·金塞拉：《世界政治：供选择的菜单》，张传杰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宋德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意］马里奥·泰洛：《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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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43, No.2, June 1999.
Stephen M.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 Spring 1998.
Michael Nicholson,“What is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6, No.4, 2000.
二、关于现实主义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Kenneth N.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5, No.1, Summer 2000.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4, No.2, Fall 1999.
三、关于自由主义
［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罗伯特·O. 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Andreas Osiander,“Reading early 20th century IR theory: Id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42, No.3, 1998.
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1, No.4, 1997.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Ian Clark,“Beyond the Great Divid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4, No.4, 1998.
四、关于建构主义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46, No.2, 1992.
Alexander Wendt,“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4, special issue, 199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 NY: Routledge, 1998, Introduction.
Friedrich Kratochwil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Ted Hopf,“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3, No.1, Summer 1998.
Dale 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5, No.2, Fall 2000.
五、关于批判理论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Andrew Linkla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 H. Carr,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3, No.3, 1997.
Robert W. Cox,“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5, No.1, 1999.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ondon: Macmillan, 1990.
Robert Cox and T.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 , 1987, 16(2).
六、关于后现代主义
R.B.J.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Der Derian, Michael J. Shapiro eds., I 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9.
Georg Sørensen,“A Revised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ld’Images and the Postmodernist Challen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 Vol.26, 1991.
Roger D. Spegele,“Richard Ashley's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 Vol.21, No.2, 1992.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Wayne S.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4.
James Der Derian,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 London: MacMillan, 1995.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Devetak,“Postmodernism,”in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ondon: MacMillan, 1996.
七、关于女性主义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J. Ann Tickner,“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41, No.4, 1997.
Jennifer Milliken,“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ol.5, No.2, 1999.
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八、关于历史社会学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九、关于规范理论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1]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9—112.
[2] Robert 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9.
[3] 可参阅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0—19。
[4] 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Spring 1995, pp.229—252.
[5]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p.66—70.
[6] 1998年恰逢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50周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再次对摩根索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热烈讨论。该讨论见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Vol.24, No.1, 1999。托马斯·沃克（Thomas C. Walker）认为，摩根索的研究具有两重性，人们过去对他的评论往往只强调他研究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摩根索的理论既有强调权力平衡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一面，又有强调规范、道德的一面。摩根索认为，维持和平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权力平衡为表现的社会力量的自我调整机制，二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为斗争形式的规范性限制。对摩根索来说，权力平衡是需要某种知识和道德基础的。沃克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对摩根索的再评价问题。
[7]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48.
[8] 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 Vol.2, January 1950, p.157.
[9] Jeffre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5, No.3, Winter 2000/01, pp.128—161.
[10] 罗斯注意到了国家的相对物质能力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这种权力能力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和复杂的，因为系统压力的传导只能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性变量。”参阅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 Vol.51, No.1, October 1998, p.146。
[11] Gideon Rose,“Neoclassic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 vol.51, October 1998.
[1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73.
[13] 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与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说法，最先出自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12。关于这两个理论的争论，可参阅Sean M. Lynn 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Preface,”in Michael E. Brown, Owen M. Coté, Lynn Jones, and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p.ix—xii；Benjamin Frankel,“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Security Studie s, Vol.5, No.3, Spring 1996, pp. xiv—xx；and Sean M. Lynn-Jones,“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3, No.2, Fall 1998, pp.157—182。
[14] Eric J. Labs,“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 Vol.6, No.4, Summer 1997, p.13.
[15]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 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337.
[16] 有关进攻现实主义的文献，可参阅John J.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15, No.1, Summer 1990, pp.5—56；Randall L. Schweller,“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 Vol.5, No.3, Spring 1996, pp.90—121；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Eric J. Labs,“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 Vol.6, No.4，Summer 1997, pp.1—49。
[17] 例如，范·埃弗拉指出：“国家极少如它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安全。再者，如果它们是不安全的，那这样的不安全也往往出自它们为逃避想象中的不安全而作的努力。”参阅Van Evera,“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2, No.4, Spring 1998, pp.42—43。
[18]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
[19]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
[20]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eds., T 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2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p.8—9.
[22] Joseph S.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 New York: Longman, 1997, p.162.
[2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可参阅中译本，［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可参阅中译本，［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0.
[26]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No.118, Spring 2000, pp.104—119.
[27] 关于“民主和平论”，见Bruce M.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t,“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41, No.2, June 1997, pp.267—294；还可见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28] 可参阅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8；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3。
[29] James Robert Huntley, Pax Democratica—A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30]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 Indianpolis: Liberal Arts Press, 1957, p.10.
[31] Mekvin Small and David Singer,“The War-proneness of Democratic Regimes, 1816—1865,”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ummer 1976.
[32]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 Summer 1983, pp.323—353.
[33] 转引自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19, No.2, Fall 1994, p.46。
[34] 关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反思主义这三派理论的分法，可参阅Steve Smith,“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8。
[35] 本书对世界体系论的概括，依据的是Steve Hobden and Richard Wyn Jones,“World System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5—145。沃勒斯坦的主要代表作见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74；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1750 ,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9。
[36]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eatsheaf, 1992, pp.3—4. 另外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9—231。
[37] 主要作品包括：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London: Pandora Books, 1989；Cynthia Enloe,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Politics at the End of Cold War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s Press, 1993。
[38] Ann J. Tickner,“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ulation,” Millennium , Vol.17, No.3, 1988. 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以上综述，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3—176。
[39] Mark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 , Vol.16, No.2, 1987.
[40] Robert Cox,“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 Vol.10, No.2, 1981. 可参阅中译文，载［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231页。
[41] Robert Cox and T. Sincliar,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42] 关于批判理论的综述，主要参阅了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6, pp.145—178. Steve Smith,“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5—178。
[4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00—1990 , Oxford: Blackwell,1990, p.5.
[44]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5] Scott Burchill, Richard Devetak, Andrew Linklater,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 Smit and Jacqui Tru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81.
[46] Scott Burchill, Richard Devetak, Andrew Linklater,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 Smit and Jacqui Tru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82.
[47] Scott Burchill, Richard Devetak, Andrew Linklater,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 Smit and Jacqui Tru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183—186.
[48]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278.
[49] Scott Burchill, Richard Devetak, Andrew Linklater,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 Smit and Jacqui Tru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186—188.
[50]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综述，除了依据前引书之外，还参阅了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1997年第4期；秦亚青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所写的“译者前言”；Steve Smith,“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1—183。
[51] David A. Lake,“Why‘isms’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1）55, pp.466—467.
[52] David A. Lake,“Why‘isms’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1）55, pp.468—469.
[53]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3）, 2002, p.154.
[54] David A. Lake,“Why‘isms’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55, 2011, pp.465—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