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当今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和生产能力在带来繁荣与奇迹之后，正在经历成功所伴生的挑战。全球化进程依然不折不挠地向前推进，但已遭逢挫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总体和平虽能维持，显然也面临着不只是擦枪走火的严重威胁。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治理模式在不断获得更新改造的同时，明显地要为满足人们的各种诉求而付出进一步的艰巨努力。

激荡着当今世界变迁的，远不止当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利益诉求和观念纷争，而且，还来自长时段的各种因素重现于世。远比人类存在更为悠久的地理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条件的差异，正在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动因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各民族魂牵梦绕的文明因素，正在大步进入国际政治最为敏感的争议领域。同时，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的气候条件也直截了当地成为国际政治最紧迫的工作目标。这些状况，使得当代国际政治不仅充满盎然新意，而且也始终沉潜与贯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世代共生的丰厚积淀。

如果说，几十年前人们的求索目标，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背后，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今天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究竟以怎样的思想原则、怎样的路径方法，包括怎样的心理和交往态度，来探求被称为国际政治研究的这一知识和认知领域。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问题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门类，但是，对于这一新兴门类的各方面需求之急迫、这一门类自身学科发展与演进的节奏之迅速、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往互动之频繁和深入，足以令世人叹为观止。甚至，有关未来国际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讨论与辩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几乎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经常的主题。

正因为年轻，恰恰给予国际政治学科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从已有的各门学科中博采众长。纵观国际政治学科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本身历史悠长的人文学科，还是刚刚形成规模的社会学科，都给予国际政治这一后起门类以无数滋养和正反面的教益。从今天来看，无论是来自古希腊史的“修昔底德陷阱”争议，还是带有20世纪系统结构理论中的“单极”“两极”“多极”等极化现象的描述，都有来自各门人文社会学科投射的痕迹。令人欣慰的是，世纪之交以来，一个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科借鉴进程，正围绕着国际研究学科的成长而展开。不光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国际研究的紧密交织，而且，来自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尤其是全球史、文明史、思想史、民族与人类学研究等诸多门类正在进一步把国际现象作为自己的探索研究对象。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国际研究客体与各门学科研究对象被相互分离的现状，因为这个世界早已被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国际政治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背景这一与生俱来的特性，可能会始终伴随这一学科继续前行的步履。

国际研究学科自身的开放特性，使其也受到来自既是学科多源，同时也是相关的社会利益与观念偏好的多元、多样特性的必不可免的影响。如果说，数千年来人文学科的演进尚且难以规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背景与意愿的影响，那么，与近现代欧美社会，特别是与19世纪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现代社会科学形成过程，更是难以避免其成长环境与其学科内容与原则的内在关联性。而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尤其体现这一特征。正当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利益与观念之争越来越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利益与观念之争、学派之争、方法论之争，很可能使得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也硝烟弥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尤其作为直接与国家利益、国家对外政策，乃至与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相关联的一个知识与认知门类，国际政治研究承担着处理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当下与长远、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等相互之间关系的智识供应的重大责任。在此背景下，如何区分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如何取舍普遍性要义与被无端添加的各类局部性偏好与利益，对于构建国际政治学科而言，乃是一个艰巨而持续的考验。

当代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充满着进取与反思精神的研究领域。这一现象，既体现于学派争议之间、学派思潮更替的内部，也反映来自不同国别和文明背景之下的理论与学术的创新竞争。从前者来看，尤其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理论各大流派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基本思想原则的激烈争议，而且，经常可见与时俱进的演进。包括各个思想流派的内部在维护各自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时有革故更新。这样一种从思想原则到基本认知规则与方法的学术辩论，既内在深入，又全面广泛，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掘的学术演进历程。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出现过不少与现实的欧美政治取向与战略政策并不一致、甚至保持尖锐批评态度的理论学说和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研究并非仅仅寻求克敌制胜之术，而是通晓天下各家之说，知己知彼，寻求互赢共存之道。由此看来，先从思想理论切入，乃是未来国家间政治的必经之道。

考察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与文明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出现了若干重要变化。冷战终结前后，很多新兴国家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对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热潮，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播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极其广泛的现象。世纪之交开始，首先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内部，出现了对于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既来自局部又有整体性的反思。而在此之前，大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学派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欧美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批判性和规范性的总结与反思。与此同时，非欧美国家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也在深入推进，出现了不少带有新兴国家和非欧美文明的本土特色的理论创新之作。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本身的变化加快，国际研究领域的学术与理论推进也是层峦叠起，创新不断。无论是对传统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史的重新界说，还是对曾经流行于世的国际理论的重新阐发，一个深入探究、重新构建的热潮正在跃跃欲试。

如果把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社会学过程来加以观察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起源、发展、反思和创新的过程几乎与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本身的起落，是同步行进的。总体上说，国际政治学科本身的出现要落后于一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历史悠久的人文研究。这可能与20世纪之前国际社会本身成熟、发展，包括受到全球性巨大变故冲击的程度有关。当代国际研究，特别是理论性研究的崛起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阶段，这与美苏对抗与美国称霸的时局密切关联。其间若干流派的涌现，如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出现，与经济政治危机状态下西方社会的自身反思有关。实证统计表明，建构主义思潮的崛起、乃至替代新自由主义学派而风行各国，是与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冷战终结前后更为广泛而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思潮变迁相互联系的。而近年来，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的对于既有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照与总结，对现有思想成果的吸收与批评，结合现状所做的理论与学术创新，显然与这一时段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

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无可推卸地承担着推进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责任。与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创建时期诸子百家对于当时背景下的世界秩序和对外交往的思考相比，与百多年来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世界大国地位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卓绝努力相比，与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甘愿承受中国的国际理论研究落后于人而长期不被改变的现状。固然，思想与理论构建对于任何一方的学术专家而言，都非易事。尤其在信息社会，有时连“后真相”“后事实”的局面尚难以改变，何况经常处于纷争与对立状态下的思想与理论思辨。然而，反观人类思想演进的任何一次重大进步，哪一次不是在极其艰难困厄的条件之下，千寻百觅、上下求索之后，方得真经。

26年前，为建构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界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本丛书应运而生，先后出版了几十种著作，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26年后，我们更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处于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作出新的贡献。

生逢变世，凡智识者，不能不闻道而立言；凡欲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者，不能不明理而立志。以上所言，乃本丛书所邀同仁相约共推此举之宗旨。

冯绍雷、陈昕
202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