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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七年（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非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或是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后果。
荀彧自初平二年（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
，可以说早已与曹操共荣共损，且深知曹操为人，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兹引于下：
（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
。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或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
，与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作抗命曹操的结果（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可知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忠于汉室的形象。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他致死的原因。
荀彧死后汉献帝的表现佐证了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宴乐
，汉献帝因荀彧之死而“废宴乐”，足见其对荀彧的“哀惜”之情。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明年，（曹）操遂称魏公云”
，意在突显荀彧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三国志·荀彧传》裴注记载了所谓“世论”：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
“世之论者”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曹操倾汉，后期才转为维护汉朝，但无济于事，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
，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面临危机，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
，荀彧后裔荀伯子
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
“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
。对荀彧之“讥”，或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的以牙还牙。
与上述观点不同，有一类看法认为荀彧始终秉持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并非是晚年立节。袁宏《后汉纪》称荀彧“始图一匡”。不过袁宏认为荀彧协助曹操是因为没有看到曹氏“勋隆”便会“移汉”，故而他的死不过是识见不智的结果，——“终与势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
。
《后汉书·荀彧传》则认为，荀彧不仅志向明确（“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而且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他是主动借助曹操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裴松之将荀彧这一政治抉择称赞为“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
。司马光讲到了荀彧不得已的一面：“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清人赵翼说，“且是时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
。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维度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引发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境遇的表现。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其时代隐喻。
东汉朝廷在经历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后已名存实亡，然人心仍系于此。袁宏说：
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
虽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释人心归汉尚待商榷，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仍旧希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统治秩序。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阎忠曾劝执掌大权的皇甫嵩行不臣之事，皇甫嵩回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
。董卓乱政后，袁绍等关东诸将因不知献帝存否而推刘虞为主，刘虞表示“宜共勠力，尽心王室”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的时代，代汉之举常遭反对，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或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以为足下当勠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
待袁术欲称帝，其僚属“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
。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
。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军府僚属。“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其迹”
。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徧于天下”
。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
。即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一方面作为僚属，能够忠心于府主，如荀彧为曹操僚属
，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
，另一方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语将曹操所获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再责以“忠贞之节”，其逻辑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性。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正确性的语境，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袁绍要南攻曹操，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之冀州，张承认为“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
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
摆在志在匡复的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东汉已然瓦解，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朝廷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意在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范围
。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傕所控制。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儁为太师讨李傕，李傕以朝廷名义征召朱儁。朱儁认为“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
。司徒王允与李傕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任职左冯翊、右扶风，以之为援。李傕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认为“王命所不得避”，二人入朝旋即被杀
。
欲行匡复之事，须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成为志在匡复的士大夫唯一的选择。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
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故而主张“择所归附”。“归附”的目的在于“待时而动”，最终仍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简单的僚属与府主之间的关系，或者私人依附关系，而是政治合作。范晔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
范晔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范晔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
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还强调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以后又再次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并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汉末乱世中士大夫的普遍动向。正如范晔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要“归成于正”
。
士大夫“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割据群雄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中无法掌控的。诚如范晔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抑废王命以崇承制”，他对比自己与依附袁绍的陈琳：“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
言明袁绍之自立不臣，与士大夫忠于汉室、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
困难的是，士大夫无法主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袁宏、范晔、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
；范晔说，“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
，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
，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晔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全大正于当年”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当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于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
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
，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的共同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身为僚属、与豪雄有君臣之义的士大夫通常会维护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时，荀彧挺身而出使其事“遂寝”，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正因生命代价之大，再加上荀彧之名高、位重、与曹操关系又异常紧密，他的死反而令论者不解，引发历代无尽的探讨。拨开这些围绕着荀彧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的繁复言论，将荀彧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便会发现，荀彧的人生历程所展现的其实是当日士大夫群体之政治命运。所以，荀彧之死是一个政治寓言，它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的最终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