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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嵇康隐居于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一片竹林内，锺会立马放下手中庶务，赶赴竹林与“偶像”相见。
此前，少年成名的锺会曾撰写《四本论》，希望得到“偶像”的指点。奈何那会儿自卑，胆子小，不敢面见偶像，便将书册掷于嵇康屋外，含羞而回。如今，锺会已是朝中重臣。无论见谁，他都足够有底气。然而，当锺会带着一群有学识的年轻人进入竹林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竹林里，嵇康与向秀正忙着打铁，对于锺会等人的来访，充耳不闻。清风吹过，空气中只有向秀拉风箱以及嵇康手中的大锤与生铁碰撞发出的声响。双方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大失所望的锺会决定掉头离开。此时嵇康突然转身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嵇康本打算用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来噎走那些邀请自己出山的政治说客。怎料无意间，却让自己的“小迷弟”锺会听了去。大感羞耻的锺会，反唇相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至此，锺会与嵇康，算是彻底结下梁子了。
嵇康，魏晋时期名士组合“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身高七尺八寸（1.9米左右），风姿特秀，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嵇康少时即有才名，《晋书》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及长，娶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公主为妻。用今天的话说，嵇康是妥妥的高富帅一个。但其性格“远迈不群”，平生只喜欢与其他六个至交好友——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一起躲在竹林中喝酒、纵歌、讨论人生。
而嵇康的这六个好兄弟也绝非等闲之辈。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等人，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文艺界人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阮籍擅长赋诗，阮咸擅长作曲，刘伶喜欢饮酒，向秀喜谈道家哲学……因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竹林中聚会，故世人将此七人称为“竹林七贤”。
“七贤”不是当时人眼中的圣人，而是叛逆者。在儒家伦理纲常面前，他们有颇多“越矩”的行为。七人当中，阮籍就是当时人们眼中“荒唐”的范例。
据说，阮籍家隔壁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年轻貌美，阮籍和王戎常到她家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直接挨着老板娘睡觉，全然不顾纲常礼法。还有一次，听说附近人家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未及出阁便夭折了，阮籍也不顾自己跟对方到底熟不熟，就跑到去世女子家中号啕大哭了一场，搞得大家一脸蒙。
而喜欢饮酒的刘伶在家中喝得兴起时，可以直接脱光衣服，冷眼面对世人的嘲笑，醉眼蒙眬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到我的裤裆里来？”
在这片“竹林”中，酒成了七人共同的精神寄托。然而，在品酒路上，七人却各有千秋。嵇康喜欢小酌一杯，增加生活情调。而七人中最年长的山涛却能一口气喝下八斗酒。阮籍一喝，也能醉个十几天。最能耐的当属刘伶，他大概是七人中最能喝的，除了喝酒，他别的啥也不会。他曾对人说，如果醉倒起不来了，你们应该就地把我埋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服用当时流行的“毒品”——五石散。服用五石散后，会浑身发热，精神兴奋乃至癫狂，需要疾走散热。因此，在竹林中常常能见到这样一幕：几个酒鬼穿着宽袍大袖，觥筹交错，开怀畅饮。酒酣之际，或袒胸露背，或摘掉头巾，披头散发。
也许，对于“七贤”而言，竹林是世间仅剩的可以放飞自我的净土。因为，在竹林之外，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真我与性命之间争斗的考验。
故事还得从嵇康十六岁那年讲起。
彼时正值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驾崩后，少帝曹芳登基，遗命宗室曹爽及老臣司马懿辅政。不久，曹爽重用何晏、毕轨等人，极力排挤司马懿。司马氏与曹氏宗族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着少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曹操之际，发动政变，起兵控制了曹魏首都洛阳城。在随后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大清洗中，司马氏的政敌一个个人头落地，曹魏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
乱世避祸，这本就是历代知识分子惯用的生存手法。远离官场，身处尘世，忘却烦恼。但很多时候，你不向山走去，山也会朝你走来。司马氏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想起了当初曹操父子一步步逼汉献帝退位的场景，于是也开始招安各路名士，为以后司马氏坐天下储备人才。然而，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对于身处竹林的“七贤”而言，却未必都是人间幸事了。
至少对嵇康而言是极度痛苦的。
从前曹氏宗族掌管天下，他好歹也是宗室贵戚一员，虽做不到与统治者同一步伐，但也可以躲在竹林中，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超然世外。可如今司马氏凌驾于曹魏皇室之上，大有篡权之兆，对嵇康这种天下闻名的人才，司马氏是不遗余力要争取的。故此，便有本文开篇时锺会拜访嵇康时的误会。在嵇康看来，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逃到竹林里，以喝大酒、嗑猛药、打铁自毁形象，逼迫司马氏做出让步。
而与之交好的阮籍，虽没有嵇康那样的背景，但很显然，他打心眼儿里赞同嵇康的做法。阮籍的父亲阮瑀曾是曹操身边的大笔杆子，颇得曹操器重。因此，在司马家需要笼络的天下名士中，阮籍也是挂了号的。不过，阮籍的逃避并没有像嵇康那么决绝。他奉行的逃避态度是：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取阮家女儿为妻，希望通过联姻笼络阮籍。阮籍无法强硬拒绝，只能拼命将自己灌醉，天天如此，一醉就是六十天，让前来说亲的媒婆两个月来一句话也说不上。司马氏与阮氏的联姻无疾而终。而阮籍既没有当面开罪掌权的司马氏，也没有因此悖逆曹氏皇族。
试想一个人如果天天喝酒直至醉倒，身体承受的负荷有多大。但对阮籍而言，身体之醉，抑或是切肤之痛，又如何能抵亡国之悲。在他所作的《咏怀八十二首》中，常常以琴、鸟等物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愤懑不已的情绪：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那个政治极度高压的时期，阮籍的不决绝，只能让他以借酒消愁的方式继续着“中立”的态度。而与嵇康、阮籍相对的其他几人，在面对招安笼络时，则选择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支持司马氏夺权。其中以山涛最具代表性。
相较于嵇康和阮籍，山涛与司马氏的渊源要更加深厚。说白了，山涛与司马氏就是一家人，山涛的表姑是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因此，在面对司马家族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时，山涛心理上的抵触要小得多。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掌权。凭着“亲戚关系”，山涛在洛阳拜会司马师。作为天下的实际掌权人，司马师没必要对这位亲戚客气。于是，两人刚见面，司马师便直截了当地询问山涛：“吕望欲仕邪？”将山涛比作姜太公，看似对山涛很尊重，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周文王，而且不是周文王去找姜太公出山，是姜太公主动上门来的。这不免有盛气凌人的感觉。如果会谈对象换作嵇康，估计两人当场便剑拔弩张了。
山涛并没有，他是个可以低头的人。在他选择与司马氏坦诚合作的那一刻开始，竹林当中的名士精神已离他远去，他势必成为世人口中那个背信弃义之小人。
其实，无论是嵇康、阮籍还是山涛，他们都明白司马代曹，是时代所趋。这与当年曹氏父子逼迫汉献帝退位禅让，如出一辙。之所以对政斗集团的态度不同，除了与个人背景、情感因素相关之外，也源自竹林名士心中最后的一丝风骨不同。
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使儒学成了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儒生构成社会主要知识分子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纷纷离开学堂，进入朝堂，影响着国家的政策实施。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忠君爱国的理念，拥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此，在汉末面对像曹操这种枭雄“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们挺身而出，如孔子的后代、曹操的手下大名士孔融，即戳着“老板”的脊梁骨骂他不忠不孝。
而对于掌权者而言，无论是过去的曹氏还是现在的司马氏，他们要的都不过是能够影响社会风向的士大夫阶层的造势，而非看重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对于不听话的士大夫，曹操早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将孔融满门抄斩，以正视听。
有鉴于此，士大夫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既然儒家学说已经沦为政治舆论工具，干吗还坚守着过去的纲常伦理。避祸求生的士大夫套用道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发明出一种专门探讨人生哲理与自然关系的玄学，追求本真。
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正是当时全天下数一数二的玄学家。如阮籍在著作《大人先生传》中提出，“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主张以“无君”的虚旷之心对待世俗名教。嵇康则在《释弘论》中提出了玄学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名教，即以儒家学说为名，教化世人遵从统治阶层的命令。说白了就是利用儒家学说的部分原理，来证明司马氏篡位的合法性。嵇康公然宣传“越名教而任自然”，很显然是正面“硬刚”司马氏篡位行为，有种步“孔融骂曹操”后尘的意味。
这种不屑与世间俗人同流合污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以避世之名，批判世俗政治的行为，却是相当危险的。对于这一点，山涛大抵是最明白的。虽然他接受了司马氏的授官，重返朝堂，为司马家族鞍前马后地操劳着，在世人眼中，他早已不算是过去隐匿竹林、对酒当歌的风流名士。但在山涛心里，他似乎从未忘记昔日与自己一同在竹林中痛饮的朋友嵇康。
听闻曾经的挚友对世俗的批判如此猛烈，山涛也担心，司马氏未来会对嵇康动手。因此，在吏部尚书郎任期将满时，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出任此官职，以求通过政治身份，庇护好友一生平安。不过，嵇康并不领情。他给山涛写了一封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字。信的开头第一句，嵇康直接说山涛不够了解自己，有何资格互称知己，并公开提出与山涛老死不相往来。在世人眼中，这封信的出现，算是嵇康和山涛彻底决裂了。
但实际上，这封信的内容，除了第一句之外，后面几乎没有再出现过骂山涛的字眼了。信件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是嵇康与山涛的诀别。其中一句：“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嵇康这是借绝交之名，讽刺成汤、周武王得位不正，言外骂的是司马氏集团倡导的虚伪礼法。正如后来鲁迅先生所说：“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
因此，与其说《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对山涛的态度，倒不如说这是给司马氏集团下的最后通牒——我就是看不上你的官职，找谁当说客都没用。而嵇康的选择，最终也注定了他将以一死来全竹林名士之节。
当时，嵇康有个好友叫吕安，吕安的妻子徐氏遭其哥哥吕巽迷奸，嵇康曾劝吕安家丑不可外扬。不承想，内心不安的吕巽恶人先告状，以吕安殴打母亲为由，告其不孝，使吕安流放外地。吕安求助于嵇康，嵇康愤然挺身而出，为朋友辩护。而先前被其无意间羞辱过的锺会，终于抓住了机会向当权的司马昭进言，说嵇康明目张胆反汤、武，薄周、孔，说明人家跟咱不是一条心，留着也是祸害，干脆一并端了。
想起嵇康，司马昭心里多半应该也是赞成锺会的。毕竟嵇康是当时的名士，其作用与当年的孔融是一样的。留着，等同坐实了自己篡位者的身份。于是，此刻，嵇康非死不可。
嵇康下狱后，自知命不久矣，便自行着手安排后事。他有一对尚未成年的儿女，为了孩子的未来，便找来了曾经正式书面绝交的山涛，并对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可见即便到了最后，撇开政见因素，嵇康和山涛二人仍是知己。
景元四年（263年），在吕安案尘埃落定后，嵇康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刑之日，洛阳城内三千太学生集体上疏请愿，恳求权臣司马昭赦免嵇康，并让其到太学当中负责教学事务。不过，见其民间影响力甚广，司马昭更坚信嵇康必须死。临刑前，眼见时间还早，嵇康向其兄要来一把古琴，在世人面前弹起了《广陵散》，最后一次展现竹林名士该有的风度。铮铮琴声，幽幽曲调，铺天盖地，令在场诸人动容。一曲终了，嵇康仰天长叹，说：“《广陵散》今绝矣！”随后，从容就戮，时年仅四十岁。
世人皆道，嵇康之死完全是其不忠于司马氏所导致的。然而嵇康在临死前留下的一份《家诫》中，却又告知儿子嵇绍要遵从礼教，做一个忠君爱国之人。或许，在嵇康心里，他并不是反对司马氏代曹魏坐天下，而是想要从一而终。因此不难理解，嵇康让儿子嵇绍忠于司马氏，其实也只是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遗志，从一而终，好好辅佐明君，治理天下。
嵇康死后，魂归故里，竹林之风，不复存在。曾经的竹林名士，嵇康的好友阮籍，在目睹了好友的惨状后，决定为司马昭书写《劝进表》，助其夺位。本意并不想卷入政治斗争的阮籍，在做了这件让自己都很讨厌的事情后，也郁闷不已，不久即离开人世。
而山涛，则继续在司马氏掌控的朝堂中，平步青云。对于好友临终所托，他没有顾及前嫌，悉心教导。嵇绍在他的教导下，成了后世文天祥笔下“嵇侍中血”的原型人物。
至于阮咸、王戎、刘伶等，嵇康不在了，竹林之游也就散了。阮咸、王戎步山涛之路，入朝为官，而刘伶除了喝酒，啥也不能了。王戎见其可怜，将其招到自己手下当参军。但不久之后，刘伶还是辞官回家了。
这些人当中，唯有当年给嵇康拉风箱的向秀最受打击。在嵇康遇害前，他始终居于庙堂之外。而嵇康死后，他也逐渐“大彻大悟”，出山为官，以图避祸。在前往洛阳面见新君主司马炎的时候，向秀特意绕道嵇康故居。想起昔日与好友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向秀悲从中来，含泪提笔写下《思旧赋》：
悼嵇生之永辞兮，
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
寄余命于寸阴。
竹林已经消亡，净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