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乱世潜流

写作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一件棘手的事。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大乱世，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年（剔除三国鼎立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政权林立且更迭频繁。无论是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还是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都是书写此一时期历史的皇皇巨著，是极好的入门断代史。但它们毕竟卷帙浩大，每一部都有七八十万字，一般人难以啃下来。所以我们一直想写一部通俗可读的两晋南北朝史，篇幅不要太大，但脉络要清晰，主线要分明。最好是向古老的写史传统致敬，即以人物为中心，以故事为内核，将这段纷繁的历史娓娓道来。

两晋南北朝是汉帝国崩溃后的大乱世，其间充斥着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任何个体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乱世当中，仿佛有一股潜流始终漫向历史的出口——文化在迭代，民族在融合，社会在重组，制度在新创，秩序在重建，一切都在指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我们一方面注重生命个体的时代体验，愿用温情的笔触去感受他们的冷暖与悲欢；另一方面则在生命史之外开启大局观，愿以历史之眼去洞悉这三百年对于宏观史的价值与意义。是怎样的时代赋予了个体的悲剧？又是怎样的时代缔造了帝王、枭雄、政客、武将、英雄、才子等各式人物各自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缘，当我们写完了从司马懿到杨坚之间跨越十几代人的历史，也就勘探出了从乱世走向治世、从分裂走向一统、从异常走向常态的无声潜流。

很多人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但很少人知道，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阶段。儒学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通过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及道教的依附而出现的新儒学仍然不失为这一时期文化构架的主体，从而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结构模式。（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构架的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这一历史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其余时间均陷入一种深层次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大范围内的南北对峙，也体现在区域范围内的政权并存。按照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胡阿祥的说法，在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地域”独立趋势加强，由此形成强烈的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而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分裂”。（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至于深层次分裂的主线，当然是南北分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指出，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与北朝的军功贵族的竞争史。但即使是如此深刻的分裂，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基因仍然非常强大地主导着当时人的历史意识。“局外的旁观者往往忽略了中国史的历史惯性，而在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的潜意识中，其所遭逢的那种分裂动荡只是一种‘乱世’现象，它理应回归‘常态’，回归于历史的中轴线。”（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而这个历史的常态，或者说这条历史的中轴线，就是乱世终结后结出的果子——隋唐大一统帝国。

在具体的制度上，阎步克进一步指出，六朝与隋唐一个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重大变动发生了，其本身就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进而，精致的宰相三省六部制发展出来了，奠定了此后千年中央政治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科举制发展出来了，在中国史后半期构成了政权的主要制度支柱；唐律诞生了，一整套律令典章确立了“律令秩序”，唐律还成了“东亚刑律之准则”。毫不夸张地说，仅此三项进步，就足以在中国制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构成了隋唐制度进化的基石。

举大家熟悉的科举制来说，隋唐科举制的发明便是魏晋南北朝“察举+考试”制发展的成果。西晋时，察举制采用了考试的方式，君主出五道政论题，由秀才作文回答，成绩好的授官就高。考试这种人事录用制度，主张选贤任能，跟门第选官讲究出身是对立的。但魏晋的察举制还是为普通士人保留了一道“成功的阶梯”。东晋门阀政治盛行，察举制坠入低谷；进入南朝，皇权复兴，察举制亦随之复兴。可见，察举制的兴衰与皇权的强弱呈正相关关系。有意思的是，十六国虽为胡人政权，但在察举考试、学校教育上，比东晋更胜一筹。清人李慈铭曾感慨道，十六国“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北齐时期，地方官会对秀才进行初试，这成为后世乡试制度的滥觞。上述种种表明，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演变成隋唐的科举制，只需交给时间就能“瓜熟蒂落”了。

就政治体制而言，士族门阀阶层是西晋的政权支柱，到了东晋，皇权微弱，门阀显赫，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权势。这种政治组织形态反过来决定了玄学作为主流思想的地位。为什么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偏向道家的玄学成为此一时期的主要思潮？其背后的逻辑便是取得至高权势的士族不愿意捧出一个法家式或儒家式的专制君主，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静无为的道家式君主，来满足“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的政治需要。

在北方，由于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故而出现了阎步克所称的“国人武装+军功贵族”的政治组织形态。以北魏来讲，北魏的皇帝会频繁巡行，宴耆老、问疾苦、赐医药、赈灾民，这不一定是政治作秀，而是部落平等精神在皇权时代的遗存；北魏的均田制也讲究平等，保证了每位国人都有一块田地，即使是新迁到平城的归附者，也能享受类似国人的“同胞”待遇。这些看似原始的氏族风习，其实蕴含着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而这在江左的东晋和南朝已经看不到了。

正如阎步克所说，虽然北魏政权也存在阶级和压迫，平等、互助只是一种残留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加入便有可能让历史看到新的曙光——自由民成为社会基石，劳动者地位得以提高，由此展示出了有别于东晋、南朝的社会前景。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便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

在民族方面，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历史的“大熔炉”。从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开始，边疆游牧民族就有进入中原争夺正统的观念。西晋后期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就是各民族加入争正统序列的历史过程。匈奴人刘渊直接假托刘氏后裔，建立汉政权，氐人苻坚出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后来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都是意欲争正统，统一全中国。这些政权在努力汉化，学习和继承汉晋的政教遗产，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形成汉化改制的高潮。

在这个过程中，跟不上汉化潮流的鲜卑族武人被时代抛离，从而酿成六镇起义，北魏随之陷入动乱。契胡首领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屠杀了北魏两千多名王公大臣，一时间，汉化势力遭受重创，这影响了此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重新转向“胡化”。但即便如此，胡汉融合已成为时代潮流，“胡化”政策并未能阻止汉化的步伐——地处关东的东魏北齐深受南朝士风影响，而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连政治改革都要依托《周礼》，可想而知，真空式的隔绝是不可能存在的。陈寅恪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此种“混血”，既是种族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前者造就了新的汉族族群，后者开启了新的历史生机。

评价一个时代，当时的人主要看它做了什么，而后世的人主要看它留下了什么，尤其是要看这个时代对接下来的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总结两晋南北朝的历史遗产：文化上，无论是思想、文学、艺术还是宗教，此一时期诞生了一批经典人物和经典著作，影响及于隋唐，乃至当下，隋唐的文化繁荣，稍往上溯便很容易看到两晋南北朝的踪影；制度上，两晋南北朝的礼制、律制、三省制、科举制、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是值得隋唐两朝承袭与变新的模板。经济上，除了田制和税制的创新外，长江流域此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不亚于北方的实力，这为隋唐时期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奠定了基础；军事上，此一时期的战乱客观上造就了一股尚武精神，而在长期的战争中所积累的作战经验及军备改良，奠定了隋唐两朝军事强盛的基础；民族上，此一时期战争与动乱的根源是胡汉矛盾，但在持续的动荡中，伴随着迁徙、贸易、通婚以及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胡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民族融合的趋势则越来越强烈，直到隋唐时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汉族。

以上从宏观层面勾勒出来的两晋南北朝的一幅剪影，是我们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参照系，也是诸位读者阅读本书需要提前了解的观念梗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作者“艾公子”系文史原创品牌“最爱历史”创作团队的集体笔名，主要执笔者为梁悦琛、陈恩发、李立廷、吴润凯和郑焕坚，全书由吴润凯统筹。感谢我们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在“最爱历史”公众号上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并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

是为序。

吴润凯
2023年9月17日 IMP5oaxMYsmEJFrAHvSvWTHEPW2tim5bE6P22EowI8jCv3zap4doRmMeqCTdZG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