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措辞不当,政令的言辞逻辑就不能顺理成章;政令不顺理成章,政务就难以推行完成。因此士君子使用某个措辞就一定要让它能解释得出恰当的道理,言辞逻辑理顺了也就一定能贯彻实施。士君子对于自己的措辞,要没有一点苟且马虎的地方才可以。”我服膺孔孟之道,也很赞同孔子“名正言顺”的观点,更认为可以迁移这一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学习。
我们在启动某个科目的学业之前,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个科目究竟是研究什么的,而它的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否则就会陷入具体问题纷繁芜杂的迷雾中,只是被动地低头拉车,却从不主动地抬头看路,理不清头绪,做不到提纲挈领、融会贯通,结果往往就是事倍功半、成绩一地鸡毛。比如学物理,却不知道物理究竟是什么,它又包括哪些知识板块,它跟化学的区别在哪里;学历史,却不知道“历”与“史”各自所指,亦不知道历史这个学科之下又有哪些细分的门类,更遑论历史与思政、地理、语文的关联何在。
那么我们如何来纲举目张地解构、剖析一个学科呢?就从剖析它的名称这个概念开始。剖析一个概念,要清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是什么,它包括了什么。比如,“水果”这个概念,它的内涵可以理解为:酸甜多汁可食用的植物果实;而它的外延呢,则包含了苹果、桃子、柑橘、榴梿等不计其数的具体品种。那“语文”呢?它的内涵又是什么?
我们先从构词法上来看,“语文”这个词属于什么结构类型——并列?主谓?动宾?补充?抑或偏正?很显然,它是个并列结构的词,那我们进而来看“语”和“文”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我在大一语言学第一堂课上老师向全班同学抛出的第一个问题,而我们当时的回答则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语言+文学”,有人说是“语言+文字”,但文学、文字本身不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吗,又何必加上个“文”字,直接叫“语言”或“汉语”不就好了。总之莫衷一是、不得要领,只能等老师娓娓道来、定于一尊。
1949年6月,当“语文”最初取代小学“国语”和中学“国文”时,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叶圣陶、张志公两位先生给它内涵的定义就是:“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 “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口语和书面语,虽然后者源本于前者,但互不包括,所以要“语”“文”合而言之,称这门功课为“语文”。当时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小学时语文老师一直把上讲台讲故事作为每天语文课的必备项目,原来语文不仅仅是要能读会写,也得能说会道哈!毕业后做了老师,学习课程标准时,发现即使七十多年过去了,对“语文”内涵的界定依然延续着诸位先贤的主张: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所谓“语言文字”,前者取“语言”一词的狭义,即口语,而后者即指呈现为文字的书面语,与叶、张两先生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像一切事物一样,“语文”这个词的内涵,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尤其21世纪以来,更加强调语文课程的文化使命,以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为学科核心素养,必然也推动着“语文”的内涵扩张到语言之外。在这种新的语文观下,“语”即国家通用语言,同时兼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而“文”则指文化,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乃至当代文化生活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
怎么样?诸君学了这么多年语文,终于第一次准确地知道语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了吧!然而,这只是我们迈入语文博大精深之殿堂的万里长征第一步,驾驭语文,还要了解其“外延”,也就是语文学习包括哪些具体的知识板块与能力维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