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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
记得那天早晨，我们到大礼堂参加开学典礼，一路上，看见校园的紫荆树和三角梅，一树树、一丛丛的，“繁花盛开红如染”，绚烂一片；校道两旁的白杨树，翠羽在阳光下随风飘拂，潇潇洒洒，仿佛早就站在那儿欢迎我们了。礼堂里，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他浓重的湖南口音，满脸笑容地宣布暨南大学重建开学了！顿时，台下爆发春雷般的掌声，大门外面也响起动人心魄的礼炮。我们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迈开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岁月匆匆，逝者如斯，但往事并不如烟，大学生活烙在我们心里的印象，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最难忘的，首先是我们有一批好老师。张德昌副书记说过，我们中文系人才济济，无论是领导还是老师，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老资格的多，大干部也多，如萧殷、杜桐、文乃山、杜导正、周冷、何芷、曾敏之……他们的行政级别很高，都是10～13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既是历经战火的革命战士，又是富有才学的作家学者。而年龄仅为四十出头，正当年富力强。
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
先说系主任萧殷，他17岁就发表了短篇小说《乌龟》《疯子》，为大革命失败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发出第一声呼喊。后来，出版了短篇小说散文集《月夜》。1938年，23岁的他奔赴延安，入读鲁迅艺术文学院，接着前往华北抗日前线，主编《晋察冀日报》。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担任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主编，以培养青年作家闻名。再说杜桐副主任，他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1935年在中国大学读书，国民党当局镇压“12·9”学生运动打死人，他因参与为死者抬棺材游行而被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他一边做文教工作，一边写诗。他一到任就给我们每位同学赠送一部《甘工鸟》，这是他的长篇叙事诗，被改编为歌剧，在北京上演并获得“建国十周年优秀作品奖”。
再说其他老师。曾敏之老师是记者、作家和学者，有散文集《岭南随笔》《拾荒集》和学术专著《鲁迅在广州的日子》《谈红楼梦》等。陈芦荻老师有《桑野》《驰驱集》《远讯》等诗集，以抗战诗人闻名。何芷老师善写歌词，他的《全国总动员》《民族解放的战歌》等歌曲响遍神州大地。文乃山老师也和萧殷主任一样，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亲自聆听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过大量文学作品。年轻的系党总支副书记张德昌也来自广州军区，温文尔雅，文采风流，是我们难得的一位引路人。饶芃子等几位年轻老师，虽然大学毕业没几年，却个个出类拔萃。
我们的好老师，都以品格、学识、才华化成日常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他们身边，时刻受到影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们的好老师，既是给我们知识的“经师”，又是教我们做人的“人师”。
陈芦荻老师讲的“诗歌创作”，以自己“不可以一日无诗”的勤奋与执着，令我们懂得搞文学必须有十分的付出才可能有一分的收获。郑孟彤老师讲的“中国古代文论”，让我们领悟中国古代文论注重艺术感悟，既有精细独到的理论见解，又有文采斐然的语言叙述。曾敏之老师讲的“文学写作”，以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独立的治学精神，使我们学会怎样去读书、写作和思考。艾治平老师讲的“宋词”，以诗一般的语言窥探艺术奥秘，唤醒我们对文学的审美情趣。饶芃子老师讲的“文学理论”，才情横溢，融情于理，娓娓动听地讲述中国文学的思潮与嬗变，像磁石一般吸引我们。张德昌书记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让我们领悟到做人处事应有的胸怀和气度。还有自中山大学前来授课的王起教授的严谨渊博、黄海章教授的幽默善辩，让我们学到了治学的态度和方法。
暨南大学在重建之初，就汇聚了各个领域的文学精英，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学术风格，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校园景象，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与我们中文系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规划密不可分的。
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怎样？这在20世纪40年代就引起过热烈的争论。那时，中文系只重视对史料的整理研究，“可以说是与文学创作毫不相干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是经过院校调整，中文系只传授基础知识，不涉及文学创作，“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还有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但萧殷主任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许多学生是怀着当作家的想法入读中文系的，这样说会给他们泼冷水，损害他们读书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萧殷主任想到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就招收了一批业余作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作家，为什么在大学中文系反而与文学创作无关呢？他又想到鲁迅先生曾这样叙述自己写小说的发端：“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说明文学写作能力是可以通过大学的读书和训练提高的。萧殷主任在与老师们的交谈中，又听说中文系录取的学生文学素养都是比较高的，有的还出版过小说、散文，他们应该在大学里得到更好的培养。他进一步明确，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不仅应懂得一般的基础知识，而且应该有相当的写作能力。
人们常引用古代典籍《大学》来为大学下定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包括了品格、知识和价值的追求。萧殷主任明确宣布，我们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应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特别强调，暨南大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对人才有多种多样的需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掌握较强的写作技能。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记者、编辑、秘书和各种行政工作。那些对写作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也可以当作家，让他们以写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提高写作能力只是一种培养方式，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每人都当作家。应该说，写作能力是人的一种素养。写作训练就是为了培育这种素养。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当你拿起笔来，无论是叙事或是议论，是虚构或是写实，是调查报告或是工作总结，都充分考验你有没有这种素养。因此，写作能力是中文系毕业生的一项基本功。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是中文系，而且是全体暨南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接受写作训练。
当时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普遍与文学写作脱节，萧殷主任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加强写作训练，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构想。
因此，暨南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程，一方面有纵向的继承，如“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学理论”“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另一方面又有横向的开拓，如“习作分析”“写作研究”“创作方法论”“文艺批评”“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等。这些课程都是因材施教的，是绽放在暨南园的第一朵春天的花。它的特色是与社会实际结合，与文学创作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封闭的教育模式，具有现实性和开创性。师长尽情挥洒自己的学识智慧，学生自由地追求自我的学术个性，师生关系亲密融洽，学习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种蓬勃的青春朝气，那种浓郁的读书氛围，令人陶醉，终生难忘。
中文系不但勇于开设这些新的课程，而且努力办好这些新的课程。以“文学创作”课程为例，就采取了下面的措施：
一是由著名作家讲授。曾敏之老师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文笔和学者的睿智，既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又满腔热情，善于言辞，他的讲授极受学生欢迎。他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习作，学生上交后，他会逐篇细读，堂上点评，发现优秀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曾敏之老师是高瞻远瞩的，他说：“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框框套套，但你们必须从生活出发，有自己坚定的价值追求，没有这两条，你们写不出好文章，也当不了作家。”
二是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学者来校演讲。给我们讲过课的有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康濯、吴组缃、周钢鸣、陈残云、刘白羽、秦牧、张光年、林默涵、李健吾、杜埃、韩北屏等，他们都是活跃在文学一线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讲写作不是泛泛而谈，常常是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讲述如何以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去描写人物或创造意境，如何体验生活，捕捉形象，对我们初学者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三是以各种形式组织我们体验生活。萧殷主任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走出去，了解社会，反映社会。于是，1960年初，他利用寒假时间，将全系学生组成十支采访队，奔赴全省重点地区采访，人人动手写作，编成散文报告文学集《岭南春色》，并推荐部分稿子给报刊发表。萧殷主任把这种采写活动称为“战场练兵”。
四是组织文学社团，编印刊物，鼓励创作。我们组织了“南风文学社”“暨南诗社”等社团，编印了《红旗飘》《南风》《战鼓》等油印刊物。萧殷主任为《战鼓》题词：“用饱满的热情，歌唱人们在劳动创造中豪迈的气概和冲天的干劲！”《战鼓》是我们在炼焦工地劳动一个多月的成果，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编印了13期，刊登了300多首短诗。“北江一片大平原，炉群千里望无边；炉火烧红满江水，浓烟冲开九重天”“炼焦工地欢乐多，边挑焦炭边编歌；去时挑走焦一担，归来装满两箩歌”。这些短诗，不免粗浅，但萧殷主任鼓励说：“即使伟大作家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我留意到近些年来，不少全国著名大学的中文系都很重视文学写作的训练。有记者问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北大中文系有不培养作家的传统，你当系主任有改变吗？”陈晓明教授回答说：“是否能改变，我没有多少企图，但在今天的教育形式下，我不太认同过去中文系一直秉持的这个理念。”如今的北大中文系，不但有文学写作的课程，而且有驻校作家，还创建了文学讲习所。北师大也有国际写作中心，有一批著名作家驻校，并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来校讲课。他们都做得很出色，但不能说是他们最早举办文学写作课，因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在萧殷主任的倡导下，早在1958级就开设了“文学写作”课程，并以一系列措施办得有活力、有成效，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道路。我们从中受到了系统的训练，提高了写作能力。“走上台能讲课，坐下来会写作。”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后来，重视写作教学与实践，成了暨大中文系的传统。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全级学生又分为文学班和语言班。文学班以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为重点，语言班以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师资培训为重点，以此构成中文系的两翼。这是在继续加强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进一步突出重点，以适应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语言班，请来中山大学语言学大师高华年、潘允中、赵仲邑、方孝岳，华师的逻辑学教授李匡武等授课。虽然语言学专业人才在我们毕业时未能大展宏图，但在中文系1978年复办后却开花结果。今日暨大中文系的方言学、修辞学在全国扬名，与历史传承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历届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甚至所有的学生，都从语言学中吸取了营养，增添了辞彩，更出色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每个人所受到的教育，都会烙下时代的印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办农场、挖明湖、“反右倾”、大批判、“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经历过，从中培养了我们奋发向上的理想主义和爱国精神。毕业后，我们又听从时代的召唤，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远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广东、海南、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山西等地基层单位，我们都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和困苦，但我们自信，我们乐观，我们顽强，我们茁壮成长。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成为所在领域的优秀人才，或语文教师，或领导干部，或记者、编辑，或学者、作家、诗人、书法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我们踏着时代的春光走进暨南园，师生之间团结友好，一起分享荔枝满山一片红，一起采撷岭南春色，情深义重，如沐春风。毕业后，我们各自走向劳动与创造的漫漫征程，虽然不是一帆风顺，却也一路春色。当你翻阅这部回忆录，就会清晰地看到：蓬莱文章建安骨，春色满园谱芳华。
2023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