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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楼校史展览厅的一个玻璃柜里，展出着两本发黄的《暨南园》杂志，引人注目。这是由该刊主编钟业坤校友捐赠的创刊号和第二期。
校史馆展品《暨南园》杂志（黄卓才摄于校史馆）
《暨南园》是暨大重建时期（1957—1970）由学生会主办的综合性杂志，是这一时期丰富多彩校园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到这个展品，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这是我和编辑部的同学亲手编印出来的。
《暨南园》创刊于1960年5月。筹备工作则始于4月初。学生会主席钟业坤和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杨学淡找到我，说学校党委支持学生会办一个杂志，想让我担任主编。钟业坤是历史系的同级学友，杨学淡是我们中文系同级的同学。经过一年多学生会宣传工作的合作，我们已经互相了解，建立了深厚友谊。但是，我不能接受主编这个任务，因为我已担任了学校学生会《暨大学生》大型黑板报主编，每周要出一期，六块大黑板，全靠手写。虽然有我班陈新东、生物学刘定（女）等十多位能写会画的编辑相助，仍感相当吃力。况且我还兼任着《战鼓》的编辑工作。《战鼓》虽然是不定期刊物，但它是油印的，组稿、编辑之后，我还要一笔一画地在钢板上刻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橡胶刮板刮油墨印刷……钟业坤主席理解我的苦衷，让我担任副主编，主理编务。他自己承担了主编的责任，主要负责把握方向和对外联络。现在回顾起来，当时我19岁，稚嫩的肩膀是怎么承受起三个编辑担子呢？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编委会名单，钟主席早已成竹在胸。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能干活的编辑部。我们的办法简单而有效：请各系学生会推荐编辑和通讯员。《暨南园》的编辑部很快组建成了。当时校舍紧缺，办公室就设在礼堂一楼左边的一个房间里。成立当天，我们在室外合影留念。编辑部共有11人，其时主编钟业坤不在场。可惜的是，当年编辑不在杂志上署名，以至于60年后的今天，除了我自己（前排中）之外，只认得钟毓材和杨学淡（前、后排左一）。
编辑部成员合影（黄卓才藏）
接下来的工作是学习、取经。我们首先联系了《作品》杂志编辑部。《作品》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文艺刊物，在全国颇有名气。它当时的编辑部在越秀区文德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隔壁的一座小楼里。小小的办公室由于我们几个学生的到来而显得更加拥挤，但编辑叔叔、阿姨依然对我们呵护有加，耐心地解答我们请教的每一个问题。
筹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请陶铸校长题写刊名。4月中旬的一天，钟业坤、杨学淡和我，带着学校办公室开的一封介绍信，到东山新河浦广东省委大院去找陶校长。秘书同志告知，陶书记到从化疗养，需要一段时间才回来。他说会转告，让我们先回去。陶校长是省委书记，事务繁忙。我们连个预约也没有就跑来了，实在是少不更事，太莽撞了。因为要赶5月创刊，第一期没有等到陶校长的题字。创刊号的封面是由兼任美编杨学淡部长设计的。杨学淡眼光独到，他选用的《陶铸校长和优秀侨生、港澳生在一起》的封面照片，后来成了校史上的经典。
照片（《陶铸校长和优秀侨生、港澳生在一起》黄卓才摄于校史馆）
《暨南园》是一本铅印杂志，此前我从未接触过铅字活字排版印刷，这正好给我提供了到学校印刷厂见习的机会。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十分友善，让我深入编辑、排版、印刷和装订各个车间，随意走动，全面了解操作流程。厂里有一批归侨工人，他们尤其热情，手把手地教我。其中，印度尼西亚归侨排版女工兰姐最耐心，我的字体、字号、字距、行距、分栏、拼版等知识，最先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一段时间相处后，我和暨大印刷工人结下深厚友谊。直到我调回母校任教，我和一代代印刷工友的情谊依然延续下去。
筹备工作得到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梁奇达书记（兼副校长）为创刊号撰写社论，王越副校长题词，学生订量两周内达1 000多册，兄弟院校学生会和学生刊物也纷纷致信鼓励。我在“编后”记下一笔：“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广东作家协会郁茹等同志在百忙中抽空给我们以具体的指导；《作品》编辑部，《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单位发挥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为我们赶制电版，并赠送花边图案，帮助我们美化版面……”
1960年5月7—8日（星期六至星期日），学校举行红五月庆祝大会。学生会成员敲锣打鼓，把飘着墨香的《暨南园》创刊号送到会场，献给校党委、学校领导、来宾和全校师生。会后，1 500册杂志被抢购一空。暨大重建第一年（1958年）秋季招生，只有中文、历史、矿冶、水产、航海五个系和两个预科——工农预科和华侨预科。1959年秋季及1960年春季增设化学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学生总数也只有一千五六百人。1 500册的印数我们以为差不多了，谁知还有抢购不到的同学要求加印。同学们的热情无疑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
《暨南园》初定为月刊。第二期于6月20日出版，封面用上了陶校长的题字。陶校长在师生中威望很高，他的题字让刊物熠熠生辉，增加了含金量。
《暨南园》第二期封面和目录（黄卓才藏）
《暨南园》得到中文系师生的大力支持。从现存第二期目录中可以看到，中文系同学的参与度很高。全册22篇作品中，署真名实姓的就有徐顺生、方远生、陈特精、林湘贤、刘炳麟、杨麟儿六篇。李大洲用了秦岭雪的笔名，其他用笔名的作者如黄海浪、祝君美、何必、始学文，也是中文系的。加上饶芃子老师（后为副校长）的大作，占据了本期的半壁江山。
遗憾的是，《暨南园》生不逢时。正当我们准备继续大干一场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悄然袭来，双蒸饭、“杂锦酱”、“无缝钢管”成为饭堂伙食的主角。课本和练习簿的用纸由白变黄再变黑。刊物无法生存下去，出了几期后只好无疾而终。
事物总有两面性，回头看看刊物里的文章，我发觉当年的确很幼稚，有些文章的观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作为编发者，我觉得颇为内疚。杂志停刊了，坏事可能变成了好事，让我们避免犯更多错误。
即便如此，我回忆起这份刊物时，一种青春自豪感还是会涌上心头。因为我们毕竟曾经创办过、拥有过一本像模像样的杂志，在校史上写下了有意义的一笔。正如当年我喜欢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作于2021年夏
昨夜，响起一阵春雷，跟着就是一阵疾雨。今朝我到湖边一看，明湖就像一面擦过的镜子，亮晶晶的。水边的小柳发出新芽来了。稍为留心点，还可以发现樱树上也长出了几片绿叶。我夹着书本登上新建的数学大楼，向珠江河畔辽阔的田野望去，更是一片茵绿，飞燕穿梭，生机勃勃。呵，这生气，就是伴随着昨夜的雷声而来的吧！
我记得，我从小就很喜欢春雷。那时候，我还在一家乡绅办的私立小学念书。有一次，念起来摇头摆脑的国文先生叫我到黑板上默写一个繁体“龟”字，我想了老半天也记不起。他要我伸出手来，不讲道理地就用藤条打了20下手板。痛，搓搓手，过一阵，便也算了。可打从那时候起，我就恨那古里古怪的字，恨打人的藤条，甚至恨那破庙堂校舍。我巴不得有一阵威力无比的春雷，把这校舍毁掉，我和阿平他们几个会做泥人的小鬼，自己再盖一座校舍；请最好最好的先生来教我们，也不学那古里古怪的字和之乎者也的书。
后来，果然响起了我渴望的春雷。破庙堂校舍虽没倒掉，却换来了新的先生、新的课本。听人说，我们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了，一切都变了。先生不再打人了，也不叫“先生”而叫“老师”了。老师给我们讲好听的故事，说将来的孩子是怎样怎样聪明，他们不用读那么多年书，就懂得很多东西，会做机器、做飞机、做轮船，我羡慕极了。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做完课间操，一位年轻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扬着有力的手臂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学校，很快就要改为五年制了。即是说，读五年就可以毕业。”那太好了，这回我能够早些毕业，去和阿平他们几个会做泥人的小朋友盖新学校啦。可是等了一年、两年……老师说过的“五年制”还是没有实行。是的，我又想起了春雷。春雷啊，你把古老陈旧的“六年制”砸掉吧！
六年，这倒不打紧；那时候还是个小鬼嘛！等上了初中一年级，翻开课本一看，什么算术呀、地理呀、历史呀，净是小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可使我生气了。我去问老师，老师说：“这叫温故而知新，好好学便是。”我无话可说了。不知怎的，我又期待着有一场春雷啦。
我考上了高中，发榜那天，实在太高兴了。人逢喜事倍思亲。这时候，我想起小学时会做泥人的朋友阿平，就去找他。还没到他家，他的妈妈就迎出来了，后面跟着沉着脸的阿平。他妈妈说：“才啊，你还读书吗？我阿平不读了。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听说将来什么医学院又要六年。远水解不得近渴，你看现在农业社里多需要人帮忙……”我真不知怎样安慰阿平好。这次，我更盼望春雷了。
呵，终于响了，我盼望的春雷！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前几日，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陆定一副总理的报告。他说：“教学必须改革！”
对，教学必须改革！副总理的话又把我引向回忆的海洋。今年春节，我跟同学们一起到粤北林区去了一趟。那里的资源数也数不尽，那里的建设说也说不完，每一件事物都使我激动。然而，林场党支部书记的一句话，更使我难忘。是临别那天，我跟着书记登上高高的山峰。“这里急需要人！”书记说。书记这句话，在我脑海中重复过好几遍。不止书记，我从场长、生产队队长和公社社员那里也听过好几遍了。他们告诉我，在飞流直下的山溪上，急需工程技术人员来帮助建立水力发电所；在望不到头的绿林里，急需建立一个林业科学站；在那一片热闹的新村里马上就要办中学，急需教师；在公社宣传部和业余剧团里，急需编辑和导演……急需，急需！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了。“如果我能留下来，那该多好！”我自语道。书记笑了，说：“你才二年级，学习任务还没完成，等你毕业了，我们再敲锣打鼓欢迎你。”接着，他说了一段很恳切的话：“小伙子，以后几年，可要把更多的知识塞进自己的脑子。你知道不？国民党时代，就有几个什么学院毕业的工程师，要到这里来开辟森林公路。可他们哪里是什么工程师？是饭桶。拿着支枪到山上打了几天乌鸦，便溜掉了。你们是新型的大学生，可要红透专深呀。”他最后说：“来吧，你们毕业后都到这里来吧，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如今，我的心还能平静吗？
我捧着报纸，冲出宿舍就要去找阿平。自从那次分别后，阿平就在农业社里工作。他很勤奋，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现在已是农业中学的校长。前几天他来信：“亲爱的朋友，我们儿童时代所幻想过的新校舍已在公社人员手中盖起来了，我愿意跟你比赛，看谁为党做出更多的工作来。”他的信使我想了很久，怎样才能为祖国献出更多的力量呢？呵，我从副总理的报告里找到答案了：要多快好省地学。教学革命将给我们创造良好的条件，我怎能不激动呢？我要把我的喜悦告诉阿平。“急忙忙的，哪里去！”一位同学提醒了我。我忍不住笑了。阿平还在家乡呢，怎么去找？
就在这时，播音器响了，校党委一声令下：“革命！彻底革命！”暨南大学沸腾起来了。全校师生立即检查教学计划和教材教案。那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还看见矿冶系宿舍里亮着灯。第二天一打听：他们奋战两个晚上，写出两三千条教学改革意见。接着，这类消息就从各系传来了：水产系一边动手，一边拍电报到上海水产学院等兄弟学校去取经；中文系急急派人到住在乡下休养的系主任那里去研究新方案；航海系马上定出了一个多快好省地培养海洋船舶轮机员工的新计划。这个计划规定：新生入学后在校学习一年半基础课，以后上船工作两年，再回来学一年理论，最后半年写出毕业论文。这样不但缩短了学习年限，也提高了教学质量。这两天，校园里到处张灯结彩，人们真又拿出开凿明湖的劲来了。昨天黄昏，我去筹备出版一份教学改革快报，匆匆地从明湖的大道上走过，就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去冬开明湖，通宵苦战踩塌地
今春搞教革，达旦猛攻闹翻天
这不正好说出我们学革命的干劲和决心吗？
啊，春雷，我赞美你！是你雄壮的声音赶走了冬天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寒意，给了人们信心和力量。虽然我们目前的教育革命方案还不够成熟，也不够完美，但是正像伴随着你而来的明湖畔的小柳新芽，今天娇嫩，到了盛夏，就会翠绿。春雷，你响吧，我们永远跟着你的声音前进！
（原载《暨南园》杂志1960年5月4日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