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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蒙古包呢，哪里去了？暨南大学的校友们在思念，在寻访……
“蒙古包”，只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广州暨南园里的一座简朴的大饭堂而已，但在老校友的心目中，却是母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工程艺术奇葩。它装载过多少辉煌，多少欢乐，多少艰辛！如今，再也不见它的倩影了，又引得几多暨南人深情的叹息、深切的怀念！
“蒙古包”虽然朴实无华，却显得相当雄伟，结构也很巧妙。它是由四座有走廊互相连通的学生饭堂组成，中心是大厨房。从空中俯视，它十足像四片大花瓣，厨房就是花蕊。每座饭堂都是一样的圆形腰身、圆形屋顶，整个墙体和屋顶都是灰白色的。这种素雅色调，配上青绿的草地、蓝天白云，远远看去，活像粗犷而浪漫的蒙古包。而屋顶与墙体之间装饰着的小飞檐和穹隆，令人很容易联想到牧人舞蹈中美丽姑娘飘逸的裙裾。饭堂内部，由于没有柱子阻挡，空间开阔，所以饭桌一撤，就可变为四个大歌舞厅。每逢周末或假日的傍晚时分，幽幽的肉香、菜香和饭香飘散过后，曼妙的歌声、欢腾的鼓乐声就响起来了。湿润的空气中夹杂着“星星索”“哎呀妈妈”等印度尼西亚音乐的节奏，穿花衣纱笼的东南亚侨生和内地的学生在这个北国风格的建筑群里一起演奏、歌唱、跳舞，南北风情就融合起来了。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情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也吸引着华工、华农、华师等周边兄弟院校的年轻人。就连远在珠江彼岸的中山大学师生也会早早赶来，找到自己的朋友、同学，共进晚餐后，双双步入舞池，踏着《舞会圆舞曲》的拍子翩翩起舞。于是，“蒙古包”成了友谊、快乐和青春活力的象征，成了开放、热情、爽朗的暨南风格的象征。怪不得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学生给它起名“乃子那拉儿，玛乃德义列味”了！那是蒙古语，意思是“好客的蒙古姑娘”。我是1958年入学的，也就有机会成为当年的历史见证人。40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蒙古包”，那“砰砰嚓”的鼓点，“宝贝宝贝”和“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的悠扬歌声，依然在我心中回响。如今，暨大土风舞的精彩表演，在广州乃至全国都出了名，风头不减当年文工团，我想，这就是“蒙古包”歌舞风气的传承吧！
然而，“蒙古包”令人怀念，何止于此！这个建筑群动工兴建于1961年，次年建成投入使用，比明湖、老六栋教工宿舍、王宽诚教学大楼等几项大工程稍迟，但也属于暨大重建初期的重大基建项目。当时，“三年困难时期”仍未过去，在不能吃饱穿暖的逆流中，师生们却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新饭堂建好了，饭菜依然很差。饭是“双蒸饭”，所谓“双蒸”，就是把每一份定量的“钵仔饭”反复蒸两次，使饭粒充分吸水膨胀。这样的米饭质量自然是很差的，不耐饱，只不过是让视觉和肠胃获得一点安慰而已。菜主要就是白灼通心菜，或者加上一勺“杂锦酱”，这是一种用蕉树头捣烂加盐做成的咸酱。肉呢，鱼呢，乃是稀罕之物，难得一尝。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粮、油、糖和副食品限量供应政策，不少师生油水不足，营养不良，患了水肿、肝炎，但大家没有叫苦，没有埋怨；相反地，还幽默地把通心菜称为“无缝钢管”。大家虽每天啃着“无缝钢管”，却照样刻苦地学习，开心地生活，愉快地参加校内外的劳动、体育运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所向披靡的篮球队和以东南亚歌舞而闻名遐迩的文工团，就是当年暨大意气风发的反映。如果说靠千余师生的双手和锄头、铁锹、簸箕等简陋工具，仅仅花两个多月就挖出了一个24亩的明湖，是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蒙古包”这个像草原牧民一样淳厚质朴、像天山牧歌一样明朗欢快的场所，更是暨南人乐观主义精神的明证。百年暨大，虽几经曲折，但始终屹立不倒，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我想，跟这种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蒙古包”令人怀念，还因为它是培植师生深厚感情的摇篮。你知道，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说得准确点其实是新办。新人、新事、新作风，一切皆新。陶铸校长是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公务繁忙，不可能住校，但他每次到来，首先关心的是教学质量和师生的身体健康，虽然不能经常亲临课室、饭堂，但他总是指示要聘请好老师来上课，要给学生加菜。于是，突然哪一天大家的饭钵里多了一根腊肠，我们就知道陶校长来了。珠江纵队出身的梁奇达副校长保持着革命干部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经常深入宿舍、饭堂与师生谈心，为大家排忧解难。“吃得饱吗？”这是梁校长常用的问候语。在那个经济困难的特定年代，就是这样一句朴素得像农民语言的问话，让师生感受着学校领导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爱护。是啊，梁校长说“吃得饱吗”时那种关切的语气和慈祥的神态表情，可以让教师、学生牢记一辈子。当年，梁校长为了让师生吃得饱，减少因物资缺少对师生健康和对教学的干扰，他亲自带领干部跑到珠江三角洲等地寻找粮食和肉类；还发动华侨学生把“侨汇证”拿出来买副食品，办起“南洋馆”，给大家补充营养。学校还作出规定，领导干部要深入课室、宿舍、饭堂，随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所以，在“蒙古包”里外，时常可以见到校、系领导人员的身影。我们中文系的萧殷主任是个文艺理论大家、身后被国家批准树立塑像的当代名作家，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他被调去中南局时，舍不得花时间到理发店去理发，就找到我们学生宿舍来。结果，还是我这个手艺很差的小剃头匠为他草草理的发。书记、教学秘书家在暨大，却常来饭堂就餐，与学生聊天。大炼钢、炼焦、挖湖、筑路，师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摸爬滚打，早已打成一片；再通过这样每天密切地接触，一道与困难作斗争，领导与师生更加心心相连、亲密无间。这就是后来这段师生友谊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且弥久益深的原因。如今，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以前的某种理念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但如果我们能够珍视和发扬前辈艰辛创业、艰苦奋斗、深入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暨南人的团队精神不是可以更好地发扬，向名校目标迈进的步伐不是可以更坚定吗？
“蒙古包”于1989年因邵逸夫体育馆的兴建而被拆毁，它在暨南园里仅仅存在了28年。但它见证了暨南大学的两次复办，经受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也目睹了几代暨南人的成长与交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古包”是暨南人的精神家园，是暨南园的荣耀与骄傲。
“蒙古包”竣工前夕为马来西亚侨生李异耘同学留影（黄卓才摄/藏）
啊，这远去的家园。如今只能在校史图片中寻觅，只能在心中怀思了吧！21世纪，母校里一批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新建筑陆续矗立起来了，百年老校今胜昔，暨南更上一层楼。去旧迎新，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但人还在，物已非，岂能不令人无限惆怅、无限感慨？如果我们在大发展中能尽量把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老古董保留下来，那不是善莫大焉吗？
［本文原载《暨南校友》杂志（2005年6月第48期），后收入《暨南往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