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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春色》之粤北行

黄卓才

1960年初,暨南大学中文系组织了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教学活动——全系师生出动,到广东各地采写“岭南春色”。

活动的总策划、总指挥是系主任萧殷。当时暨大在广州复校伊始,中文系仅有两个年级100多位学生,十多位老师。萧主任把师生分成十个分队,让我们分赴江门、新会、清远、肇庆、珠海、韶关、潮汕、海南(当时属广东省)等地。

“岭南春色”,一个多好的名字!有诗意浓厚的文学含义。我们这次走出校门,学习任务是采访和写作,以文学作品反映时代新气象。当时正值新民歌运动高潮,此前萧主任已领衔编写出版了民歌集《荔枝满山一片红》。这次走访各地,他指示我们同时注意收录新民歌。

我有幸被分配到由班主任张兴藏老师带领的粤北分队,与刘才秀、赖火荣、邓良球,梁智宏(印度尼西亚侨生),李玉梅、伍素娴(香港生)及下一届的李英等17位同学奔赴韶关。

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我们参观了韶关和乐昌两座地、县级城市,访问了林场、矿山和农村,增长了见闻,写作实践和身体、意志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挥之不去的记忆在6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韶关

我们是1月25日上午9时从广州乘火车出发,下午4时许到达韶关的。七个多小时的车程,现时乘高铁差不多到北京了,但以当时的普列快车来说,不算慢了。

第二天,我在日记里这样记述韶关,现在看起来还有点意思:

韶关是一个普通的市镇,除了一座新建的大桥,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建筑。房屋多半是两层的木楼,都相当陈旧了。大部分的马路是没有柏油的泥沙路,倒是比较宽阔。我们刚下车时,这里正在下雨,雨点豆子般大小。此时气温已降到零下一两度,夹在雨点中,有许多小冰雹,大的如姑娘装饰发辫的珠子,小的恰如一颗颗白砂糖。有些没见过冰雹的同学,还真以为天上撒砂糖呢!

傍晚6点多钟,我们到一家小饭馆吃过晚饭(也是午饭,火车上饭菜供应不够,我们只吃了两片面包),就住进韶关地委第一招待所。招待所设备还不错,棉被、毯子、蚊帐等一应俱全,还有热水洗澡。可惜的是电灯坏了。开了个会,大家就要睡了。我因为要写日记,至12点,才把那淡黄的火水灯拧小到灯芯一般,上床就寝。半夜寒气逼人,我盖了两张棉被,加上毛毯才能入睡。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张老师派我与两位同学到地委和汽车总站去联系,办理伙食,了解运输情况等。昨晚我虽然吃了七碗饭,14两米的饭量,可现在又饿了。走到包子档,却说要收粮票,四两粮票买三个包子,我身上没有粮票,只好望包兴叹,忍着饥饿办事去。

…………

那一天,我们主要是在韶关市中级党校学习。听地委干部介绍情况的报告,做下基层的准备。根据地委的意见,张老师把我们17个同学分成两个小组,一组去农村——漳西人民公社;一组去矿山、林场——曲江县红工煤矿、曲江煤矿和另一个小煤矿(名字忘记了)、乐昌九峰山林场。我想下矿井、上高山。谢谢班主任和同学们关照,让我得偿所愿。

黄卓才与伍素娴、李英合影于韶关(黄卓才珍藏)

晚上,我们还有一次特殊经历——泡澡。那是铁路工人和家属的热水大澡堂。走进里面,热气腾腾,一个个赤条条。肥佬瘦汉都站在热水里搓老皮,还有躺在池边让人修脚的。水自然比较脏,水面似乎漂着油。为了体验,我闭着眼睛勇敢跳了下去。

第三天,我还有这样的记录:

如果把韶关拍入电影镜头,大抵是可以被指认为北方的。树木萧条,道路泥泞,远处的山白皑皑一片。居民家和机关办公室里都生着火炉。行人们穿得圆滚滚的。我们刚到此地的南方人,更是几乎“密封”了——除了眼睛和额头之外,都被衣物紧紧地包裹着。尽管如此,并且我已经吃了七碗饭,已经有足够热量了吧,手脚却还是冰冷的,发红发紫,刀割般疼……

九峰山

离开了韶关,我们北上50公里。到了乐昌县城,在那里住了一晚。再从乐昌县城北上50公里,到了九峰山。

那一天,是1960年春节的除夕。

九峰山位于韶关乐昌市九峰镇,地处蔚岭山地中部,距乐昌市(当时为县)31公里。境内山清水秀,林木繁茂,群峰叠嶂,以有三星、五指、向日、羊角、马蹄、紫微、青云、太乙、云祖九座山峰而得名。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时任九峰司巡检潘志描绘九峰的诗句云:

三星图就绘群峰,

五指挥和向日中。

羊角回旋风乍起,

马蹄驰逐雪初融。

紫微即步青云路,

太乙人归白石宫。

胜景何需银子买,

巧将笔墨夺天工。

九峰镇现在是粤北著名的旅游重镇。景区以种植李树、桃树为主。山区空气清新,氧气含量丰富。每逢3月中旬左右桃花、李花沿路两旁盛开,油菜花金灿灿一片,整个画面如花海一般,黄色、粉色吸引了大批广州、韶关等城市来的游客和摄影“发烧友”。

当年这里还没有怎么开发,自然环境保存着不少原生态特征,农林业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

在九峰公社社部的四天中,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享福,由于主人的好客,我们受到了无比热情的款待,过了一个“大跃进”饥馑中的肥年。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到各部部长,还有林场场长、生产队队长、青年突击队队长和炊事员,都把我们奉为上宾。他们称呼我们为“省里来的同志”。我们参加了公社于除夕在广场上摆的十数席团年饭、公社举办的敬老宴会。宴会上三鸟蔬菜不在话下,野味山珍才是特色。丰盛的菜肴吃不完,大碗大碗的五加皮酒端到面前,不喝不行。公社书记趁春节假期把我们请到家里去,一边吃糖果,一边闲谈,然后安排吃午饭。在他简朴的家里,我们喝到了山区顶好的冬蜜。在采访工作上,公社领导给了我们一切方便,比如,详细介绍情况,供给必要的文件和参考资料,介绍先进人物,派人带路……在那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圩镇里,我们虽然走马看花,但那山区的景色、山里的人和新鲜事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流连忘返。在临走之前,书记苦苦地挽留我们,我们也差点留了下来,但是考虑到后面还有任务,大家才依依惜别。

去林场,须从九峰山公社小镇再往上走,我们向着更高处的九峰山林场攀登。

九峰山其实不算太高,海拔只有1 500多米,但山路陡峭,九曲十八弯,而且路面比较狭窄,更别说有水泥路面了。我们乘运输木材的解放牌货车上山,司机起初开得飞快,越往上开,车速逐渐慢下来。到了半山,忽见路边有厚厚的积雪。从“石屎森林”来的香港女生李玉梅、伍素娴兴奋得惊叫起来:“司机停车,让我们玩雪。”车一停定,她俩首先冲下去,捧起白雪就叫“照相,照相!”当年照相机是奢侈品,好在侨生有备而来,我也热情服务,把两位香港小姐手捧白雪、喜笑颜开、面如桃花的影像抓拍下来了。

林场以种植和砍伐杉树为主要工作内容。杉木是良好的建材,我家乡台山的侨房多是中西结合的建筑,钢筋红毛泥楼板,南洋红木为门窗,而屋顶粗大的梁、桁,则多是杉木。原来杉木就是这里出产的。

林场总部和职工生活区设在山上,汽车不能直达。即使在轮胎上绑铁链,也爬不动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奋力攀爬。汗水和鼻孔喷出的热气模糊了张老师的近视眼镜,只见他不一会儿就要擦拭一次,十分费劲。

到达目的地——一个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已是傍晚。暮色苍茫,山间景色只能近观,不能远眺。只见杉林参天,山草丛生,曲径通幽,人迹渺至。天气实在太冷了,我们无心赏景,照了张集体照,就想找间屋子躲进去避寒。我们男生住的是一间杉木和树皮搭的工棚,屋顶也是杉皮的,四壁用杉皮围蔽。刚才爬山出了汗,身上黏乎乎的,非洗个澡不可。冲凉房就在屋边,也是杉皮搭的。脱了衣服,咬紧牙关,冷水冲身,再加呼呼山风从树皮缝隙吹进来,冷得直发抖。

白色屋顶其实是积雪(黄卓才珍藏)

女同学的住处离得较远。村民说山里有老虎、野猪之类,吓得她们晚上回去睡觉时要男同学护送。

在山上采访几天,收获平平,没找到先进英雄人物。伐木工人和家属长年累月与树木打交道,十分朴实。他们虽然知道“大跃进”的口号,却没有感觉这个春节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可能正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我们看到工人伐木非常辛苦。那时没有电锯,都是手工锯树。他们虽然长得并不特别高大,但一个个黝黑结实,膀粗臂圆,力大如牛。两个人拉一把两米长的钢锯,“沙沙沙沙”,十几个来回,一棵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就被锯断了。他们说,杉树木质不太硬,比较容易锯,让我们试试,但我们没拉几下就气喘吁吁了,只得败下阵来。

放排是一项非常艰险而又有乐趣的工作。九峰山有一条山溪,叫做九峰溪,蜿蜒而西,流入粤境,汇入韩江,水面比较宽,径流速度快,有利于放排。只见工人把砍伐下来的一根根木头抬到山溪边,然后用山藤把几根(六到十根)木头扎成一个木排(木筏),然后把它推入山溪,让它顺流而下,利用水流的力量运到山下去。这些木排中途若碰到拐弯的地方,就会停下来,这时就需要工人用长长的竹钩把木排摆正方向。放排工人常常赤裸上身,只穿短裤,哼着山歌或号子,以此求得放松。木排上可以放一些东西,比如山货。这样,木排就成为一个运输工具。水流顺畅浪小之处,工人和家属还可以坐在木排上搭一程,到山下去赶集,这个是他们最开心的事。哦!原来我们在韩江下游珠江看到的木排,就是这样从乐昌林场放下来的。

在山上,我们说想收集民歌,工人就给我们唱九峰山歌。这里多是客家人,所以唱的是客家山歌。事后得知,九峰山歌曲调原来较多,但传唱过程中经历史的淘汰,现在流传下来较有生命力的是刘莎妹调、过山帮调、下南京调、九峰山歌调及牛尾村山歌调五种。它们演唱的特别之处,是在不同场合和情景唱不同风格的曲调,且往往不能混用和替代。如刘莎妹调一般是在伐木、放排、卖木的劳动生产时唱,是较为典型的七言四句体陈述抒咏式曲调,有“字密腔长”的特点,节奏规整,旋律婉转,自然流畅;过山帮调是砍伐、割茅、运输、趁圩、探亲访友翻山过坳时唱的,吸收了瑶族喊山调的音律,音调高亢且音域宽广、节奏自由;下南京调多为男女互相调情时的对唱,旋律悠扬隽永,抒情性强;九峰山歌调多在人际交往、联络感情乃至夫妻调侃等日常生活中唱,音调较平,容易上口且不拘一格;牛尾村山歌调一般为妇女在山上割草砍柴时所唱,且常常是浅吟低唱,用于抒发心中积怨和对娘家的思念,调式结构的转换往往出人意料,且略带悲音,是九峰山歌中最具特色的曲调。当时我们不懂,只知道他们的民歌是音乐,与我们在城市里收集文人创作的民歌有很大区别。

粤北煤矿

在粤北,我们去过一个大煤矿采访。

刘才秀和赖火荣同学记得那个煤矿叫做红工煤矿。而我的记忆却是曲仁煤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翻查资料,原来红工煤矿的前身叫曲仁煤矿。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刚刚改名,“曲仁煤矿”的大牌子还没换下来。“文革”后,又恢复原名。

当年,广东的煤矿主要就是在韶关地区,而曲仁煤矿是最有代表性的。它是一个由华侨私营企业改造而来的地方国营煤矿,规模不算大,但也有好几个下属矿区,我们曾经去过的就有三个。那时矿区的设备还不是很好,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相当艰苦。职工和家属住房多是简易平房或茅房,矿区礼堂、饭堂也是用茅草搭的大棚子。我们17个男女同学被安排在一间平房里。没有洗手间,也没有间墙。中间用一块布拉起来,就算是男女分居了。这种吃苦环境为我们这些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在矿区几天,我下过几次矿井采访,还参加过三次突发性救火,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

下矿井十分惊险。队友赖火荣同学回忆说:“记得由一个工程师带我们下矿井参观,先坐垂直的电梯下去,到了井底,走矿道。起初较宽,感觉还不错;越走越深,坑道越窄。工程师一路跟我们讲有关瓦斯爆炸的故事,我们一个个吓出一身冷汗。”

刘才秀同学则还记得采访过采煤队队长、劳动模范周本荣。

在我的印象中,下矿井采访险象环生。每一次随着装满原煤的斗车走过小铁路,乘着升降机返回地面时,我都有重获新生的庆幸之感。看看一同上来的男同学、女同学,哇,一个个都变得黑不溜秋。我们脱下带照明小电灯的矿工帽和乌黑黑的工作服,洗了半天,才基本恢复原貌。

一场凶猛的火灾发生在半夜。我们被呼叫声和敲击铁器的声音吵醒。胡乱穿点衣服,冲出室外,只见火势熊熊,浓烟滚滚。原来离我们住处不远的茅草礼堂烧起来了。工人勇敢冲进火海,家属都来助阵。我们这些毛手毛脚的书生从家属手上接过水桶、木盆,也拼命泼水、扑救……

约一个小时的苦战,终于把火扑灭了。我们回到宿舍,累得倒头就睡。

余波

赴各地采访,情况有所不同。李大洲同学回忆说:

“我去新会礼乐公社。梁丽珍老师领队,队友是邝芷雯。据说她去了美国,我一直找不到她。大眼睛,长辫子,跟廖公夫人小胖挺好。

黄卓才与李玉梅、邝芷雯合影于广州(黄卓才珍藏)

“写一位复员军人,住了一个月,在生产队二楼的仓库里,在这里过了一个春节,吃得很好。几十年后我重访该地。因我们(闽南香港)商会李会长就是礼乐人,在江门办厂,请我们一众去玩。后来又成立香港礼乐同乡会,来了许多乡人,然而是另一代人了。”

哇,真令人羡慕!我们去粤北14天就回校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乐不思蜀逗留一个月呢?当我们在学校饭堂吃“无缝钢管”时,他们却还在新会江门好吃好住。怪不得他还说:“采访‘岭南春色’,实在是胜举,其他院校做不到。如果一年一度,可能会多出几位作家。本来说要出版,后来搁置了。但国庆献礼展出过一大册,凝聚了全系师生的心血。我个人觉得,经受了一次锻炼,上了很有益的一课。”

是的,“经受了锻炼”,我有同感,但写了什么,记不清了。倒是记得,4月份,系里又安排我和李玉梅、邝芷雯到广州德泥路的南风针织厂采访。采写对象是一位归侨师傅,回来写了一篇题为《幸福的生活》的通讯,被中新社采用。《广东侨报》摘发了片段,编辑把题目改成《归侨职工吴利成季季红旗不倒》。我至今保存着这块“豆腐干”剪报。

剪报(黄卓才珍藏)

作于2021年1月20日 nzlT5W7Cekrga3c+zHh+yrGxkVtsRTc8UyyWhWnH2o+4EJHsQzV99FyHXLz1+U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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