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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高考，各省市自主命题。广东的作文题目是《“大跃进”中的小故事》。
我正是这一年高中毕业在广州参加高考的。这个题目差点把我难倒。
现在我们随便查查资料就会知道，1957—1960年间，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吹响“大跃进”的号角。
“总路线”“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一起涌现的政治新事物，合称“三面红旗”。一时间，全国如火如荼，到处是红彤彤一片。当时，随着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我们学校也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
那时候我一门心思地准备高考，运动中的具体情况是不知道的，更不要说什么故事了！
打开试卷，我慌了，不知写什么好。
呆了好一阵子，回过神来，突然想起，有了！我找到了救命稻草，那就是到工厂劳动的“故事”。
我高中的母校是广州市第十七中学，一间坐落于越秀山东麓下的登峰路颇有名气的学校。高考前，学校安排我们高三丁班去广州重型机器厂劳动。我们几个住在小北的同学，每天早晨，坐四分钱公共汽车，再走一段路，到达位于海珠区的广州重型机器厂大门口，与其他同学会合。一支39人的队伍，由我（班长）带领，进厂上班。
工厂分配给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挖沟、搬土。厂里到处挂着“大跃进”的大红标语，我们天天听见机器隆隆响，可以感受到工人们干劲冲天，但无缘进入车间。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是与工人一起排队打午饭。午饭后，我们就躺在饭堂里用毛竹拼成的长凳上小睡一会儿。其余时间我们没有其他机会接触工人和干部。两个多星期，基本如此。
因为对工厂的生产、对工人的思想言谈都不了解，我构思“小故事”时少不了要以合理想象来补足。也就是说，我的“小故事”是大体真实、略有虚构的。这对于不习惯讲大话的我来说，真有点忐忑不安。
出了考场之后，好多同学都说这篇作文太难写了。“大跃进”口号才听说几个月，还是一知半解。至于讲故事，更不是谁都可以做得来的，所以很多同学所写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我平时作文常得高分，被“贴堂”表扬的概率颇高，毕业前还在《广州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老师病了的时候》，写的正是一个身边小故事——我班的物理老师因病住院，为了不落下课，学习委员小李主动请战，代替老师上课。他的物理学得特别好，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物理系。小李认真备课，勇敢地走上讲台，讲课效果很好，受到同学们的称赞。我被感动了，落笔顺畅，获得报纸编辑的认可。我想，有此基础，高考作文拿个好成绩应当是没问题的。但谁可预料呢？万一落到“专执鸡脚”的评卷老师手里……
好在这一年的的确确是“大跃进”之年，各条战线都大上快上，教育当然也不甘落后，许多高校扩招新生，还增办了好多间新校。中国科技大学等20多家新大学就是在这一年冒出来的。暨南大学于1957年筹备“复校”，次年正好搭上“大跃进”的班车，顺利开学。我们高三丁班39位考生（原40人，1位因病未参加高考），有33位同学上了大学，除了5位“躺枪”“左”倾“阶级路线”而失之交臂外，连平时成绩平平的同学也被录取了，我们真的成了时代幸运儿。这与上一届（1957届）一个班只有几个人能上大学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1963年，我大学毕业当了中学老师，其后参加了高考语文评卷。每当看到考生造假的作文，我总会想起1958年的感受。
其中，触动最深的是1977年。当年贵州、广东的作文考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其时还是“文革”后期，因此紧跟形势、“突出政治”的题目是不少辅导高考的老师很容易猜到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让学生和前来求教的知青准备材料，先写一两遍，修改好，烂熟于心。结果，真是押中了题。经我指点的两位下乡知青考得特别好，分别被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华南师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后来前者出国留学，后者成了广州名校执信中学校长。
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参考人数特多，高校改卷老师人手不够，只好抽调中学老师去评卷。我当时是中山师范的语文科组长，被指派到佛山评卷场。在“知识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余毒未消的时候，我感受到考生强烈的求知欲。遗憾的是，许多考生作文摸不到门路，写的都是捡了钱包学雷锋归还失主、扶老人过马路、救落水小孩不留名之类的假故事，情节不合理［如“在寒风中站立几个小时等候失主来认领（钱包）”］，细节露马脚［如跳入水中（救小孩时）想起了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且未能扣住“大治”题意。
因假作文太多，评卷组讨论决定，凡是明显作假的作文，一律评为60分以下（不合格）。我有同情之心，见有些考生字写得不错，文句比较通顺，很想手下留情，但最多也只能打55～59分。
1979年初，我调返母校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开了写作课。后来暨大和福建的华侨大学等五校每年除全国高考外，还有个“联合对外招生”。所谓外招，就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招生。各科试卷由我校负责命题和印刷。语文科交由中文系负责，作文题自然由写作教研室负责，再落到我（教研室主任）身上。
回过头来看看1977年各地的作文，好些省市都与贵、广“异曲同工”，比如辽宁的《在沸腾的日子里》、北京的《我在战斗的一年里》、青海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等。我觉得，这些时政性命题，都是会让学生为难的。
吸取历史教训，自1978年起，高考作文命题多样化起来，不再勉强紧扣时事政治焦点、热点，也不再是单一的记叙文了。全国统一命题也好，地方自主命题也好，题目都灵活多变了。议论文、书信、日记、缩写、改写、读后感等，多种多样。好些命题都是给材料的，每个考生都有东西可写，不会咬笔望天，也比较容易考出学生的真实语言文字水平，这就回归了作文考试的本真。
我明白，给外招生出题，更应该是这样。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外招生作文命题的任务，正是得益于亲历1958年高考和1977年等历年高考评卷获得的启迪。
作于202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