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博医会会员以在华欧美医学传教士为主体，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决定它需要不断地注入本土元素，以便顺利、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早在1887年3月《博医会报》正式创刊时，时任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就对此有充分认识，因而特地向两位著名本土人士颜永京、吴虹玉约稿，以壮声威。
颜永京（1838—1908），字拥京，祖籍山东，生于上海。1848年就读于文恒理父亲文惠廉创办的“大美圣公学堂”，1854年被基督教圣公会选派到美国留学，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建阳学院，获硕士学位。1862年回国后，担任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不久加入同文书局，后改任上海租界工部局通事。1868年，颜永京转入教会工作，跟随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韦廉臣到湖北武昌传教；1871年接受按立为牧师，参与创办武昌文华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1878年回上海，协助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1881年任校长，主持校务8年之久。圣约翰书院后扩展为圣约翰大学，为纪念颜永京功绩，特将一栋大楼命名为“思颜堂”。
吴虹玉（1834—1919），江苏常州阳湖县人，1848年与颜永京一道就读于“大美圣公学堂”，次年受洗入教。1854年，吴虹玉移民美国，主要以报馆印刷工为生，1860年加入美国籍。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在北方军队服役。1864年回国后委身美国圣公会从事医学传教工作。1866年，在上海虹口培恩路开办“同仁医局”（实际上是一个小诊所），聘请美国浸礼会医学传教士玛高温前来坐诊。1880年，“同仁医局”获广东商人李秋萍的巨额资助扩展为“同仁医院”，由文恒理任院长。
吴虹玉虽无医学专业背景，却是医学传教最早的信仰与实践者。
颜永京、吴虹玉是美国圣公会的华人先驱，与文惠廉、文恒理父子有深厚的私谊。于公于私，他们都乐于伸出援手。于是，在英文发行的《博医会报》创刊号上，闪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观，那就是由颜永京与吴虹玉分别用中文撰写的《中国行医传教会启》《医道可补传道说》。
颜永京一文实际上是用中文扼要介绍博医会的宗旨与会规。吴虹玉则以自己的医学传教实践，对医学与传教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在他看来，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基督教如不依靠医疗辅助很难对中国人产生影响，遑论后来居上。事实上，中国的基督教徒，十之八九是病床头的奉教者。
以上案例足以说明，博医会迫切希望借助本土力量开拓其医学传教事业。其中，最为直接的方法自然是尽可能发展中国本土医生入会。客观而论，博医会创建初期，中国的西医教育水平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本土医生要加入博医会有一定难度。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本土西医精英成为博医会成员或积极参与了其活动。据《博医会报》记载，博医会的首位本土会员是金大廷（King Tating），他1889年被选举为博医会上海分会会员。
该记载极为简约，并未提及金大廷究竟被选举为何类会员，但按入会规则应该为通讯会员。关于金大廷其人，《宝山县续志》中有如下记述：
金大廷（1863—1900），字巨卿，居江湾乡阙五图。光绪初，由文童应出洋之选，与陈金揆同时赴美留学。八年回国，入天津医学馆肄业，旋充直隶武备学堂医官，升西医学堂监督。历充京津铁路旗兵学堂总医官。甲午之役，派办前敌行军医局，积劳累保至四川知府，尽先选用。二十六年，联军至津，陷武备、旗兵两学堂，救护不及，为流弹所中，堕河殒命。事闻，照四品官阵亡例议恤，追赠太仆寺卿衔，给予云骑尉世职。
1868年前后，容闳上书清政府，建议派遣颖秀青年到国外接受完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其具体办法是：先选派120名年龄为12 ～ 14岁的学生作为一次实验，其分为四批，每批30人，按年递派，全部完成留学教育需15年。如果第一批与第二批学生留学卓有成效，那么这项留学计划可以连续实行下去，成为永久定例。
在曾国藩、李鸿章、丁汝昌等人支持下，这一计划获清政府批准实行。1872年8月，首批幼童出国留学，金大廷为1875年第四批留美幼童。
按原计划，全部120名幼童当在1887年学成归国，但因国内守旧势力反对，1881年，他们被提前召回。此时，恰逢医学传教士马根济在李鸿章支持下筹建“天津总督医学堂”，金大廷和同学林联辉、李汝淦、周传谔以及第一批留美幼童何廷梁、第三批留美幼童曹茂祥成为总督医学堂的首批学生。马根济等人因材施教，为他们选择了与当时西方医学院校同步的教材和参考书。学堂定学制为三年，课程主要包括生理学、解剖学、药学等科目，实习医院则为总督医院。理论课教学主要由马根济负责，临床教学则由临时居住天津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外科医生协助。每年对学生进行三次考试，由马根济和天津海关医官爱文等人主持。医学堂的一切费用，则由总督李鸿章支付。
1885年，林联辉、金大廷等人顺利毕业，领取了由马根济等四位医生代表学校签字、盖有清政府印鉴的中英文毕业证书。其中，第一名林联辉留校任教并兼任李鸿章私人医生，后升任北洋医学堂总办；金大廷位列第二，进入新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充当校医；其余四人均在北洋水师任军医。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金大廷参与了战场伤员救护工作，为《博医会报》撰写了一篇战场伤员救护报告。
1893年，天津总督医学堂更名为“北洋医学堂”，截至1914年，共培养了106名学生，他们大多在军队和政府医疗机构任职。有学者认为，官办的天津总督医学堂和北洋医学堂开辟了中国本土西医教育的新领域，也代表了20世纪前中国本土西医教育的最高水平。
但遗憾的是，除金大廷外，我们尚未发现其他总督医学堂和早期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加入博医会的记录。这与他们从事的医疗工作与医学传教活动无关当有一定的关系，但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本土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尚缺乏通过有组织合作来传播、研究医学的意识。
就博医会的会员制度而言，海归中国医学留学生较容易成为会员甚至正式会员。从现存史料和时间上看，最合适的候选人是金韵梅（Yamei Kin）、何金英（Hu Kim Eng）、石美玉（Mary Stone）、康爱德（Ida Kahn）四位海外女医学留学生，她们的早期经历可扼要归纳如下：
金韵梅（1864—1934），也称金雅梅、金雅妹，浙江宁波人。其父金定元是宁波长老会牧师，与1844年到宁波的医学传教士麦嘉缔（D.B.McCartee）交情甚笃。她两岁半时父母双亡，被麦氏收为义女。1870年随麦氏前往日本居住，1881年中学毕业后入美国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1885年毕业。此后两年在纽约、费城、华盛顿的医院工作。1888年回国，在厦门教会医院工作，但一年后转赴日本、美国行医。1905年再度回国，先在成都、上海开设私人诊所，1907年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子医院院长、天津医科学校校长等职。
何金英（1865—1929），也称许金訇，福建福州人。其父许扬美是位华人牧师，因而她从小在教会办的寄宿学校就读，后到福州妇科医院学习。1884年秋，何金英到美国卫斯里安大学学习，成为福建省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学生。1888年秋毕业后进入费城女子医学院学习，18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到费城综合医院见习。1895年回到福州，先在南台岛妇幼医院工作，1900年被任命负责福州一家基督教医院的工作。
石美玉（1873—1954），湖北黄梅人。七岁时因家境贫寒，随父亲到江西九江谋生。康爱德（1873—1931），江西九江人。1882年前后，石美玉与康爱德被在九江传教的美国卫理公会女传教士昊格珠（Miss Howe）收养，并就读于她所办的教会学校。1892年，石、康两人随昊格珠到美国，进入密歇安大学医学院，189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两人结伴回国。此后，石美玉在九江开设诊所，并参与创办旦福德医院及护士学校。康爱德一度到上海行医，1902年到南昌教会医院工作。1907年后，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造医学。四年后回南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至1931年去世。
由于上述四人均由教会资助到美国留学，因此归国初期都以医学传教士身份在教会医疗机构服务。据记载，1897年石美玉与康爱德被接纳为博医会正式会员。
虽然我们未直接查到何金英加入博医会的记录，但在《博医会报》1901年第1期颁布的201名博医会会员名录中，她与石美玉和康爱德是仅有的三位中国会员（当时金大廷已去世）。
由此可以推断，何金英在石美玉和康爱德之后成了博医会的正式成员。至于为何没有金韵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推测，她1888年归国后只在厦门教会医院服务了一年，此后长期在日本、美国行医，而博医会明确要求正式会员为在华医学传教士，她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
进入20世纪，由于博医会的推动，许多欧美基督教会在华差会联合创办教会医学院，本土西医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兴起了一股海外留学浪潮，海归医学留学生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因此，陆续有一些本土西医精英被博医会接纳为会员。据笔者多方考证：1905年，博医会第二次大会在上海召开，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肖智吉（T.K.M.Siao）、谭以礼（E-li Day）和翼懋恩（M.Y.Kyong）医生被接纳为通讯会员。1908年，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服务于福建龙田教会妇孺医院的李碧柯（音译，Li Bi Cu）成为正式会员，两位推荐人分别是医学传教士E.M.Lyon和K.C.Wood Hull。1910年2月，博医会在汉口举行第四次大会，伍连德应邀与会，并被选为名誉会员。另据大会记录，颜福庆在会前已由胡美等推荐，被吸纳为正式会员，而且是大会的正式代表之一。同年8月，李清茂成为正式会员。1913年，博医会在北京举行第五次大会，在与会的正式代表名录中有两位本土医生，一位是颜福庆，另一位是舒厚仁。按博医会惯例，只有会员才能成为大会的正式代表，舒厚仁应该是博医会正式会员。同理，1915年博医会第六次大会正式代表名单中有刁信德、黄玉仙，当时两人都任职于教会医院，应该是正式会员。此外，从早期《博医会报》的零星记录看，林文庆、李树芬、俞凤宾、许松泉等本土医生，也曾参与了博医会上海分会、华南分会、汉口分会的活动，甚至在这些分会的例会中宣读论文。他们是不是博医会的会员，目前尚难确认，但至少是博医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1915年，博医会的会员为502人，其中本土会员与积极分子20人左右，所占比例很少。客观而论，当时中国本土西医人才群体的数量、质量，与在华外籍医学传教士或医生相比，的确仍有较大差距。但民国初期，这为数不多的本土西医精英已开始在博医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博医会1913与1915年举办的两次大会上，颜福庆、伍连德、康爱德、刁信德等已跻身学会领导层，颜福庆与康爱德为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伍连德为预防委员会成员、刁信德为研究委员会成员。
从《博医会报》看，1910年前极少有本土医生在上面发表文章，目前能查到的除上面提及的金大廷的那篇战场伤员救护报道外，仅有1905年第6期刊登的康爱德《医学传教工作的自养》和肖智吉《利用英文教学的优势》两篇。但1910年后，伍连德、颜福庆、石美玉、康爱德、刁信德、李树芬、李清茂、黄琼仙、许松泉等本土医生发表了不少文章。尤其是伍连德，可谓当时《博医会报》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
长期以来，国内医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早期博医会歧视中国本土医生，拒绝他们入会。有学者甚至考证说直到1910年，颜福庆才成为博医会首位中国正式会员。
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史实不尽相符。博医会的正式会员与非正式会员之分，是以会员是否服务宗教团体为依据，非正式会员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一硬性条款并非仅仅针对中国本土医生，当时在华的部分外籍医生也因此限制只能成为名誉会员或通讯会员。伍连德是清末民初最具声望的本土西医精英，因其工作关系只是名誉会员，但他本人对此并无不满。事实上，所谓有无会内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类的规定，执行起来是非常宽松的，伍连德就被选举为博医会的领导层成员。
不可否认，博医会的会员制度带有宗教与封闭色彩，这对其会员的本土化或多或少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20世纪初，从日本归国的医学留学生远比欧美归国者要多，却没有加入博医会者。原因有二：其一，日本医学留学生较之欧美医学留学生有更为强烈的民族情结，博医会本身的欧美与宗教特征，使他们望而却步。其二，1907年前后，日本医学留学生已在东京创立了中国国民卫生会、中国精神研究会和中国药学会等医学社团。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会员回国，这些医学社团也迁至北京继续活动。例如，1912年，中国药学会向北洋政府内务、教育和实业三部正式立案，其时会员已达百余人。有了自己医学社团的归国日本医学留学生，当然也就更不愿意加入博医会。
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博医会开始有意识淡化其宗教色彩，向纯粹医学社团转化，为此甚至将英文名称中的“传教”一词删除。相应地，其入会规则更改为：无论是否服务于教会团体，凡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的任何国籍的医生均可成为博医会会员。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会员的本土化，1929年博医会会员共计649人，其中中国本土会员93人，占比约15％。除发展本土会员外，博医会在开展的各项事业中，也力求与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合作。1910年前后，博医会深感用英文发行的《博医会报》很难适应本土医生和大众的需要，决定创办一份中文医学会刊（季刊），并呼吁本土会员大力支持。这一计划曾交给博医会华南分会具体执行，李清茂等本土医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但由于经济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博医会的本土化，使早期本土西医精英借助博医会的年会和会刊等平台，有了较为频繁的互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本土西医共同体。对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等本土医生来说，参与博医会的活动不仅使他们和许多医学传教士结下了良好的私谊，而且积累了有关医学社团整体运转的相关经验，这对他们尔后创立和发展中华医学会无疑有深远的影响。但博医会毕竟是以欧美在华医学传教士为主体的组织，而且财政上主要依靠欧美教会。因此，尽管它在中国开展的许多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开创性，但很难具有持续性和规模效应。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欧美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教（包括医学传教）事业已明显萎缩，博医会的结局必然是为本土医学社团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