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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地区的天文、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的突破性发展，最终造就近代科学革命。一方面，人类认知自然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伽利略、牛顿等人通过观察、实验、计算或推理验证方法，使自然知识连成一个相互关联并独立于宗教、哲学传统的理论体系，由此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科学活动组织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向，使自然知识增长模式从个体、业余活动状态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的集体事业。
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的策源地，最先出现有组织的学术活动。1603年，费德瑞科·切西王子在罗马创立猞猁学院（也称山猫学会）。这是由一群博物学者组成的松散团体，致力于促进成员科研成果的发布与传播，但成员之间尚缺乏一致性目标和科研合作。1657年，美第奇家族的托斯卡大公斐迪南二世资助的西芒托学院（也称实验学院）在佛罗伦萨诞生。西芒托学院在组织结构与活动准则方面有所创新，倡导团体成员相互合作，以及为确保科学发现的客观性而进行公开、可重复性的实验。亚·沃尔夫认为，西芒托学院的研究就下述意义而言是严格科学的：采用精密实验方法，所得结论严格限制于观察证据的必然，而不试图作思辨猜想。它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实验纲领，彰显了实验室与仪器对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受西芒托学院直接影响，1660年和1666年，英国皇家学会（又称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也称巴黎皇家科学院，后改名为法兰西科学院）相继建立。它们不仅继承了西芒托学院的实验纲领，而且有计划地开展研究活动。英国皇家学会一开始就形成一个惯例，即把具体探索任务或研究项目分配给会员个人或小组，并要求他们及时向学会汇报研究成果。为了展示这些研究成果，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诞生。它努力协调科学实验的集体特征与著者的身份问题，通过确认每篇论文作者身份来维护科学发现优先权。同样，法国皇家科学院也以《巴黎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作为报告科学研究动态的工具。由于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预审环节，发表后接受同行质疑与批评，由此产生了一种公开性的学术评价机制。马可·贝功塔指出，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产生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一种新式科学知识诞生的关键时期。这种新式科学知识形态更多的是以集体组织研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基础；科学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的飞速进步，主要应归因于科学知识制度化和社会组织。
进入18世纪，在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示范引领下，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成立科研组织（各种科研机构与学会），例如：1700年成立的普鲁士柏林科学院、1724年创立的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1732年创立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1736年成立的西班牙皇家学会等。其中，多数科研组织采取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制度模式，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设置专职研究人员，给予研究经费与薪俸。这使科学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正式分离出来，科学家也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角色。此后，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与宗教势力的海外扩张，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科学研究机构与团体。
为满足分散在不同区域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需要，科学期刊应运而生。早期科学期刊基本是综合性的，涵盖传统自然哲学或博物学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与《巴黎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但随着科学研究专业分化，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医学等专科学会相继产生，科学期刊也逐渐进入专业化时代。有学者统计，从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问世到1800年，欧洲地区出现了1670种科学期刊。
在科学期刊快速增长的同时，科学会议也渐趋频繁、规范与开放。早期科学会议脱胎于上流社会的自然沙龙，无固定主题与时间表，只限定探讨与自然相关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和社团建立了常年会制度，并依学科研究动态和进展定期召开各种专题性学术会议。其一般程序为：首先由权威科学家做主题报告，其次由与会者依次、限时宣读各自论文，最后由同行质疑与批评。一些重要和高水平会议，与会者的论文通常在会后编辑出版发行，以方便那些没能参加会议的人们参阅。19世纪下半叶，一些区域性、国际性学术会议开始出现，例如1867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大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欧洲地区的一些科研组织已开始进行有效合作。例如：1729年，英国皇家学会与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建立了出版物交换机制；1753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和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联合观测水星与金星凌日。默顿等人认为，18世纪后欧洲地区科学组织创办的科学期刊、科学会议、学者互访等学术交流机制，使当时的科学活动者们保持“高密度互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知识增长和应用。
科学组织在近代科学理论体系建立和应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30年代起，默顿、普赖斯、巴伯、本—戴维等西方学者开始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科学组织。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体制，是近现代社会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近代科学发展过程可以视为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过程。本—戴维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提出了科学体制化的三个条件：首先，科学因其自身价值而受到社会普遍重视，并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其次，科学活动中存在一套行为规范，确保其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保持有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自主性。最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中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应科学的特定规范，给予科学独立、自由发展的空间。他认为，职业科学家角色、专业科学社团组织的出现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是推动科学进一步体制化的主要力量。
在科学社会学中，通常用“科学共同体”指称各种科学组织。学界公认，英国物理化学家波兰尼最先使用这一概念。他在1942年发表的《科学的自治》一文中指出：“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一个化学家成为研究化学专门职业的一个成员；一个动物学家、一个数学家或者一个心理学家，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这些不同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深刻影响。虽然课题选择和研究工作的实际进行完全是个别科学家的责任，但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是在科学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意见支配之下。”
显而易见，波兰尼把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视为科学专业化的一种标志。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们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它高度自治，自主评价集团成员的科学研究成果。
但科学共同体成为科学社会学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应归功于著名科学史家库恩。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详述了科学发展的非积累性模式。其中，“科学范式”是至关重要的概念，泛指科学家共同遵守的科学基本理论、方法、模型等。库恩进而将科学共同体界定为以一定科学范式为指导进行相关科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一个科学共同体由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人员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接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些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都会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在科学中、在共同体中都有学派，即以不相容的观点来探讨同一个主题。但是比起其他领域，科学中的学派少得多。他们总是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通常很快就会结束，其结果，科学共同体成员把自己看成、并且别人也认为他们是唯一去追求同一组共同目标的人。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
库恩对科学发现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促进了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是科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
正是在默顿、巴伯、库恩等人大力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科学社会学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独立学科。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共同体（包含科学社团）的组织结构、行为规范、学术交流机制、科研成果评价与奖励机制、社会网络、自主性及其与国家政府和社会互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例如：默顿的《科学家的行为模式》、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哈格斯特洛姆的《科学共同体》、克兰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的《科学中的社会分层》和加斯顿的《科学的社会运行》等。这些研究揭示，科学组织结构属典型科层制，但就组织成员履行组织对他们期待的动力与方式而言，它与其他科层制组织有显著不同。一般而论，科学组织成员履行组织任务并非基于权力或物质利益驱动，而是基于对组织规范与目标的心悦诚服。他们把组织目标当成个人自己的目标，自愿接受科学权威支配。科学权威的本质是知识的权威，它的有效性在于被统治者自愿接受，也即科学权威是理定的而非法定的，它由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推举和认定。虽然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受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与制约，但它具有独特的内部运行机制和高度自主性。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诸如英国皇家学会、卡文迪许实验室、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等著名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实证性个案分析，探讨它们的运行机制及对科学创新的巨大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科学共同体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
中国有悠久的科技文化传统，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20世纪前中国科技活动者之间始终缺乏默顿所谓的高密度互动，因而未能形成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现今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国内科学史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组织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外国人开端绪。从19世纪初期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与宗教机构合力推动下，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此过程中，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建立了一些带有科学技术性质的社团组织或机构。例如：1834年与1838年外侨在广州成立的中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中华医务传道会；1847年在香港成立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支会；1857年、1877年、1887年陆续在上海成立的文理学会、益智书会、同文书会等。尤其是1886年在上海成立的以欧美医学传教士为主体的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中文简称“博医会”），不仅有明确的医学科学宗旨、健全的组织结构与规章制度，而且建立了以年会制和会刊《博医会报》为平台的医学交流机制，可谓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共同体。外籍人士建立的这些科学社团，创办科学报刊、翻译西方科学书籍、设立图书馆、举办科学会议与报告，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并对此后本土科学社团的产生与发展起了一定示范作用。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精英逐渐接纳了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制度，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科学活动，自主推动科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戊戌变法时期，在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的大力鼓动下，兴办学会之风劲起。虽然当时的学会主要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或社会改良为己任，但带有科学技术性质的社团或学会也开始萌芽。例如：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创办《农学报》、编辑《农学丛书》，大力介绍西方国家的农学知识。但囿于当时科学专门人才欠缺，处于萌芽状态的本土科学社团组织结构简单，尚未形成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促进科学研究和交流的运行机制。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年），在奖励实业与发明的宏观政策刺激下，出现了一些与科学技术应用密切相关的学会。其中，1909年张相文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被视为中国本土第一个真正具有科学学会性质的科学社团。该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出版发行会刊《地学杂志》，并以此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地学研究共同体。同期较著名的科学社团还有中国药学会（1909年）、中国铁路学会（1910年）、中华工程师学会（1912年）等。
民国初期，以海外学成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本土各类科技人才质量与数量均有显著提高，这预示了本土科学社团的蓬勃发展。据范铁权初步统计，从1912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其间相继成立的各类科技社团共计95个。其中，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主要有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等。专门性科技社团几乎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农学、工程、天文、地理、心理、医疗卫生等学科领域，其中，规模和影响力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主要有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国化学研究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营造学社等。这些科技社团大多发行会刊、翻译出版科学书籍、举办年会和专题会议；少数经济条件优越者创办科研实体，奖励科学研究。尤其是1928年直属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被视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里程碑。中央研究院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它相继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动物、植物、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并建立了学术评议制度与院士制度。
整个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国家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投入极为有限。这种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对民间科学社团的生存和发展的确十分不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使民间科学社团在推进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扮演了独特角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政府功能的不足。因此，对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及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多重功能的分析研究，成为近几十年来探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尤其是科学体制化的主要切入点之一。对近代中国科学社团整体发展状况与主要贡献，张剑《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
与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
两书已作了大致勾勒。目前有关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及中央研究院等综合性科学社团与机构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例如：中国台湾学者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
、中国大陆学者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
、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张剑《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
、钱益民《中华学艺社研究（1916—1932）》
；海外学者戴维·C．雷诺兹《知识的扩张与生活的丰富：中国科学社与民国前期的科学理解（1914—1930）》、王作跃《通过科学拯救中国：中国科学社、科学民族主义与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近代科学继发性国家，科学社团演化的路径、主要功能以及科学体制化过程都与欧美国家有显著的差异。
一般而论，欧美国家的科学社团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科学人才积累到一定规模的产物，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与良好的生存环境。它们大多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较高自主性，从而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承受社会动荡甚至国家政权更替的冲击而历久不衰，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等数百年的辉煌历史便是有力佐证。这些科学社团大多功能相对单一，或专注于科学研究与交流，或偏重于学术评价与奖励，或以科学应用与普及为己任。虽然它们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国家政治权力之外，但较少受国家政府干涉与控制，始终根植民间社会，自下而上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近代中国民间科学社团，是在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中国尚不发达、国民科学素质极低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它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发展的权利与话语权。这注定它们必须与国家政府和社会进行频繁、深度互动，以借助政治权力为自己正名，从而获取国家政府与社会提供的生存、发展资源与条件。因此，近代中国民间科学社团虽然以弘扬科学为宗旨，以推动科学研究为己任，但实际上扮演多重角色，具有较为复杂的功能。在类似中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民间科学社团在与国家政府互动过程中如何保持自主性，始终是个难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充分意识到近代科学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涉及许多分支学科。因此，要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进程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有必要对各专业学科与社团的体制化进行具体、详细的研究。目前，许多专科学会对自己的会史与体制化进行了梳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专门策划出版了《中国学会史丛书》，相继推出了《中国物理学会史》《中国气象学会史》《中国化学会史》《中国农学会史》等十余种。此外，近年来有不少论文和专著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体制化问题，例如：张培富的《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科学出版社，2008 ）、袁媛的《近代生理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但以笔者所见，相较于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医学似乎显得有些另类，尚未获得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在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欧美传教士曾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医学一度是传教士的特洛伊木马，因而在早期传入的科学知识中占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19世纪在华外国人建立的各种科学社团与机构，若以规模、影响力和持续时间论，最杰出的当推博医会。在近代早期中国科技人才群体中，西医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历史地看，医学是近代中国最先体制化的科学分支学科，从清末开始，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一直被置于国家现代化的中心位置。因此，对医学社团及医学体制化的研究理应获得高度重视。
1915年2月，颜福庆、伍连德等本土西医精英在上海正式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这是本土力量自主传播、发展西医的标志。从创建至今，中华医学会风雨兼程走过一个多世纪，见证了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体制化和全面发展的过程。目前，中华医学会已拥有70多万名会员、89个专科分会、478个专业学组，加入了42个国际性／区域性医学组织；出版发行191种纸质、电子系列医学期刊，每年主办或承办200多个国际、国内医学学术会议。无论是历史、规模还是影响力，它都居现今中国各类专门科学社团之首。
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本土化、体制化的关键时期，国家医疗卫生行政、服务和保障体制基本确立。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华医学会成立后迅速从本土医学社团中脱颖而出，规模与影响力逐渐超越另外两大全国性西医社团博医会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迫切希望获得国际联盟、欧美国家的支持。中华医学会的欧美特色，与教会医疗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博医会的千丝万缕关系，使其精英人物刘瑞恒、伍连德、颜福庆、金宝善等人相继成为国家卫生行政、服务机构的主要领导者。1932年，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后实力进一步增强，从此成为国家政府整合民间医学资源的无形纽带。
作为全国性、学术性民间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不仅建立了以会刊《中华医学杂志》和大会为中介的医学交流机制、积极推动城乡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而且在同期国家医疗卫生决策、医学模式选择、医疗卫生活动法制化和医学教育体制化等方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发展史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在医界至尊地位的确立，也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格局的一个缩影。因此，对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进行系统性专题研究，无疑有助于全面认识近代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体制化过程，甚至对认识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也会有所裨益。
有关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创立、发展及主要事业，目前有较为完整、丰富的史料。例如：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博医会报》《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健康杂志》《医史杂志》《中国医界指南》《中国医史》《医史纲要》《医讼案件汇抄》等书刊；这一时期中华医学会的领导者伍连德、颜福庆、刘瑞恒、林可胜、施思明等人的自传或著述；中华医学会主编的《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1915—2010）》《中华医学会纪事（1915—2010）》等。凭借这些史料，近年来一些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华医学会的历史及事业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批相关成果。例如：陶飞亚、王皓的《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张圣芬等《中华医学会21位创建人》（《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第1期）、刘远明《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1期）和《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的合作及合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2期）等论文，对中华医学会创建的社会时空背景、具体过程及其与博医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马伯英《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期）、高秋萍《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创者金宝善》（《民国春秋》1994年第5期）、史如松与张大庆《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医学与哲学》2010年第5期）、刘远明等《“分拨英国庚款办理公共卫生促进会”的活动与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4期）等论文，从各个侧面描述了中华医学会的公共卫生事业及其影响。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张斌《民国时期医事纠纷研究：和谐医患关系之思索》（大连出版社，2012）对中华医学会等医学社团在医师职业保障和医事纠纷处理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艾明江《中华医学会与近代西医群体研究（1915—1945）：以〈中华医学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近代中国西医群体的形成、分化、区域分布以及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初步分析。此外，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和刘远明的《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中国医疗科技出版社，2009）两书，也不同程度涉及中华医学会对民国时期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化的贡献问题。
虽然目前国内医学史与医学社会学学者对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的研究已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整体而论仍显得较为零散、单薄，尚未见有专著出版发行。其不足之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局限于对中华医学会的具体事业或活动的简单描述，例如：对中华医学会举办的大会和主办的一系列医学期刊的梳理、分析；对中华医学会参与医学名词审查、城市公共卫生教育、乡村卫生实验和医疗诉讼案处理等活动的描述、分析等。学者们对中华医学会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医疗资源整合、社会网络、自主性以及与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互动等关键问题欠缺深度分析、研究，因而难以对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的成功运转，以及它在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其二，从研究时间跨度看，主要集中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对1937年后却缺少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多年，是民国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抗日战争使国家医疗卫生资源由东部沿海省区转移到西部大后方，客观上推动了医学科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也促成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乡村；另一方面，战时国民政府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整合及垄断，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公医制与医学教育体制化进程。这一特殊时期医学发展的走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中华医学会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也为战后国家的重建保存了宝贵的医学力量。
本书以中华医学会为切入点，在充分挖掘史料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社会组织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剖析民国时期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进程。作者试图对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的迅速崛起、成功运转提供合理的解释，对它在同期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贡献进行客观评价。
全书分上、下两编，共计九章。上编（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轴，勾勒海外与本土医学力量推动近代西医在中国移植、传播和本土化过程。由于中华医学会扮演承前启后的主角，故而以“承前启后”冠名。第一章探讨欧美基督教医药传教团体中华医务传道会与博医会的创建、发展过程；它们对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作用以及对本土医学社团的影响。第二章从本土社会对西医的接纳、本土西医群体的形成和晚清学会潮等方面，揭示20世纪初期中国本土医学社团密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探讨、分析中华医学会产生的具体过程、路径以及鲜明特征。第三、第四、第五章以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举行的15次大会为主线，结合医学名词审查、城市公共卫生宣传、医学教育本土化、中央卫生部建立、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的合并、中华医学会的职业化管理、中西医论争、战时医疗救护和中华医学会迁移西南大后方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医学事件，全方位展现中华医学会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动态发展过程。
下编“不朽功业”（第六章至第九章）重点探讨、研究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功业。第六章以民国时期中华医学会连续出版发行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中文会刊《中华医学杂志》为样本，从科学交流的视角，考察、分析中华医学会以医学学术期刊为平台的医学交流机制。从核心作者群、核心发文医学机构、研究专号和高质量原创性论文等方面，客观评价它对医学交流和研究的促进作用，并借以把握民国时期医学研究动态与趋向。第七章以中华医学会创办的通俗医学期刊《中华健康杂志》为样本，分析其主要内容、办刊风格与特色以及对医学卫生知识普及的推动作用。第八章基于民间科学社团与国家政府、社会的互动，从医疗活动的法制化、医学教育体制化、国家医学模式选择、国家医疗行政、服务和保障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整体上探讨中华医学会对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化的推动作用。第九章从组织学、管理学的视角，考察、分析中华医学会的会员、分会、专门委员会、专科学会和理事会等组织要素与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以期阐明它是一个规章制度与组织结构相对完善、具有高效运行机制和高度自治的民间医学社团。基于对中华医学会宗旨、任务以及组织结构的分析，进而探讨它的主要功能和实际扮演的多重角色，揭示中国近代民间医学社团与欧美国家民间医学社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