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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本土第一批西医人才，基本来自教会医院与诊所培训。1860年前，郭雷枢、伯驾、雒魏林等人已开始在广州、澳门、香港、厦门、宁波、上海等地招收学徒。因史料匮乏，我们只能从代表人物关韬的经历，大致了解早期西医学徒的状况。
关韬（1818—1874）出生于广州十三行一个专营外销商业画的世家，叔父关乔昌曾受定居澳门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y，1772—1852）的影响，是当时十三行外销画（用于瓷器、茶叶等外销品的装饰）制作的顶尖高手。钱纳利早年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以肖像画见长，并以卖画为生。他一生浪迹天涯，1825年因避债来到澳门，此后再未返回欧洲。在澳门期间，钱氏与当时常住澳门的欧美人士交往频繁，其中不缺乏医界中人。据说他曾为郭雷枢绘作了一幅油画像，反映郭雷枢在澳门的义诊场景。该画现藏于美国波弟博物馆，当年曾在伦敦展出，为郭氏诊所募集了一笔钱。
由于与钱纳利的交情，关乔昌与在十三行开设西医诊所的郭雷枢和伯驾相识。因此，1836年关韬成为伯驾招收的首批三位弟子之一。为纪念关韬拜师一事，关乔昌绘制了一幅油画《彼得·伯驾医生及其助手像》，据说那助手便是以关韬为原型。
当时伯驾的眼科医院特别重视病案记录，除用文字记述病人的社会属性、病情诊断结果、治疗过程、用药等基本情况外，他还希望用图画描绘病人的体征与症状。于是，伯驾请关乔昌制作了100多幅医学教学挂图，对许多肿瘤患者的异常体征进行了临摹，他自己则对每一幅画作了文字描述。目前，这100多幅疾病图画大部分保存在伯驾母校耶鲁大学图书馆，小部分保存于英国伦敦盖伊医院，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疾病史的珍贵史料。
在伯驾精心调教下，几年后，眼科医院绝大多数小手术以及部分大手术已由关韬独立承担。1844年，伯驾担任中美《望厦条约》谈判翻译官期间，关韬曾代为主持眼科医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1860年），关韬曾到福建清军中服务，因而获清政府赏赐的五品项带军衔，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关韬重回广州开业行医。1861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盛邀他出任助理并在附设的博济医校中担任临床各科教学。但关韬毕竟是学徒出身，虽有非凡的临床外科技术，但欠缺西医理论水平，未见任何医学著述存世。他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高，担任嘉约翰助手时，月薪大约是20银圆，远低于一般医学传教士水平（月薪150银圆左右）。至于那些远没有关韬那般幸运、杰出的学徒，处境也就不难想象。
随着条约制度形成与西医传播空间不断扩展，医学传教士对本土西医人才培养逐渐由师徒制向学院制转化。据1897年医学传教士尼尔进行的一项教会医学教育调查，在60家教会医院中有39家兼收生徒，其中5家超过10人，余者多为2 ～ 6人，平均每家医院4人。尼尔推测，当时本土西医人才大约300人，正在接受培训者有250 ～ 300人。
在尼尔实际统计的268名接受过西医培训的人员中，有61人在教会医院或诊所服务，115人开业行医，而其余92人（包括死亡者）则并未以西医为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20世纪前教会医学校规模小、学制短（一般为三年），培养的人才数量十分有限、质量偏低。他们除依附教会医疗机构外，生存空间十分有限。
进入20世纪后，在博医会推动下，出现了欧美传教差会联合办学以及中外共同办学的势头，相继出现了济南共和医学堂（1904年）、北京协和医学堂（1906年）、汉口协和医学校（1909年）等教会医学校以及中外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年）。国内医学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使一些本土西医人才开始在西医传播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全绍清、邓松年、姜文熙等已在军队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中担任要职；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的肖智吉等成为博医会通讯会员；1908年，毕业于广州博济医校的梁培基、陈垣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本土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堂（1912年更名为私立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
与此同时，一些本土青年通过不同渠道到海外习医。从现存史料看，黄宽（1829—1878）是中国近代首位海外医学留学生。他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因各种机缘，1841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校（后迁移香港）；1847年，黄宽、容闳、黄胜三人随美国医学传教士布朗夫妇到美国留学；1850年，黄宽转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55年正式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外科医院作为米勒教授助手，同时进行病理学与解剖学研究工作。1858年，黄宽以伦敦会医学传教士身份回国，先服务于香港的伦敦教会医院，后转至广州惠爱医院。1863年，大清海关医务处成立，黄宽成为首批聘任的17位医官中唯一的华人。1866年广州博济医校成立，黄宽长期担任解剖、生理、化学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黄宽擅长外科，曾施行胚胎截开术、膀胱结石术等高难度外科手术，容闳赞誉其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黄宽之后，在教会和医学传教士资助下，有少数中国人到欧美习医，其中较著名的有前面我们已提及的金韵梅、何金英、石美玉、康爱德四位女子，恕不重复。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美幼童，原计划经15年培养，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后回国。但只进行到第10年，便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半途夭折，功败垂成。在归国的94名幼童中，第四批留美幼童林联辉、金大廷、李汝淦、周传谔和第一批的何廷梁、第三批的曹茂祥成为总督医学堂的首批学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据统计，1901年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为274人，1902年为573人，1903年增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余人，1905年增为8000余人，1906更增至12000余人。
当时留学日本者，以学习师范教育、法政、军事三者为最多，但也有不少人选择医学。据国内学者牛亚华考证：1902年、1904年、1907年和1909年，中国留日医学生人数分别为3人、23人、95人和32人；1911年前，有姓名可考者163人。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清政府也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发达国家。从1900年起，上海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均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此外，江苏、浙江、湖北、山西、广东、湖南等省也陆续向欧洲派遣官费留学生。1910年，大清学部制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明确规定：“游学欧洲之官费学生，以已入大学习医、农、工、格致四科之专门学者为限，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至未入大学之学生，以后概不得给予官费。”
将医学作为官费留学的四科之一，必然会有部分医学留学生，例如：1910年赴英官费生124人中，学医科者有9人。
由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或医学校大多为美国教会所办，加之美国率先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派遣留美学生，因此，同期留学美国的规模渐渐超过了欧洲。例如：1907—1908年，有30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1909—1911年，清政府共派遣三批180名庚款留美生，其中，范永增、周象贤、施赞元、胡宣明、刘崇勤5人为医学留学生。
据统计，1914年在美国留学生中，医学类有48人。
从1905年开始，海外医学留学生陆续归国。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已废除，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特别举办所谓的“验看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特考，考取者赐进士、举人出身。据《东华录》记载：1906年，谢天宝、徐景文、曹志沂、李应泌、傅汝勤等均着赏给医科进士。1910年，刘庆绶、方擎、张修敏、薛宜琪、沈玉桢等均着赏给医科进士；王麟书、王行恕、蒋履曾、戴棣龄、鲍荣等均着赏给医科举人。1911年，沙世杰着赏给医科进士；吴造益、戴侗龄、熊辅龙、张仲山、徐希骥、叶秉衡、金曾洵等着赏给医科举人。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归国的海外医学留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1910—1911年暴发的东北鼠疫，成为本土西医人才群体展示力量的历史契机。在伍连德领导的医学团队中，有全绍清、方擎、林家瑞等数十名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的中国师生，此外，还有东北地区数以百计曾接受过西医防疫知识培训的卫生警察和一些不知名的中国西医生。如果没有这支本土西医力量，单凭伍连德之力难以成功防控东北鼠疫。东北鼠疫作为标志性的医学事件，预示着本土力量主导西医传播和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
晚清西医人才群体的形成为本土医学社团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当时风起云涌的学会潮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首的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与国民参政制度。在维新派看来，要达到此目的，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开发民智、凝聚民心。因此，兴办学会被他们视为“至急不可缓之上策”。虽然当时的学会大多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或社会改良为己任，但还是涌现了少数几个带点科学性质的学会，例如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农学会”，1897年龙泽厚、吴仲韬等在上海成立的“医学善会”等。尽管戊戌政变一度使民间学会遭受重创，但庚子之变后的所谓清末新政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民间社团重获生机，由此涌现出一批以创办科学期刊、促进科学教育、兴办实业、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科技社团。范铁权依据何志平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一书，统计出如表2－1所示的28个主要科技社团。
表2－1 清末科技社团
（续上表）
显而易见，在清末科技社团中，医药类社团占绝大多数。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体系中，中医不仅是理论水平较高的学科，而且是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学科。梁其姿、余新忠等人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出现中医行会组织，虽然它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医学社团，但其组织形式易于向医学社团转化。鸦片战争后，西医的迅速扩张日益威胁中医的正宗地位，也无形中增强了中医界的凝聚力，合群研究被视为振兴中医的重要一途。另一方面，由于国外教会机构的巨大投入，尤其是医学传教士的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早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其他专门学科。在近代早期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医学院校占显赫地位。因此，相对其他科学分支学科，本土西医人才群体的数量与质量都较为可观。
从这一时期医学社团的宗旨与日常活动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为中医社团，其二为中西医社团，其三为西医社团。我们分别以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广东医学求益社、中西医学研究会和中华药学会为个案，对这三类医学社团作简单介绍。
广东医学求益社创建于1906年6月，发起人为南海县的黎棣初、罗熙如等中医。最初社址设在南海县神安司的横江圩，后迁至广州罗熙如开设的医馆内，并易名为“广州医学求益社”。该社《规则》首条即声明：“实欲振兴世界医学，并保存中医国粹而设。”求益社对社员资格无特别要求，只要认同社规，并经一位社员介绍即可入社。据该社《课本》所列《同人录》统计，从1906年6月至1912年12月，加入该社的社员前后共五期达354人。社员分布以广州及南海县为主，遍及省内新会、四会、三水、中山、顺德、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开平、阳江、乐昌、韶关、新宁等县和广西梧州、香港、澳门，甚至远及南洋暹罗（泰国）。社员以中医为主，但也有少数曾出洋留学甚至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西医，例如，第二期社员、开平县人余剑南曾出洋留学，第四期澳门社员张驰南是美国医学博士。可以说，广东医学求益社实开中、西医同时参加一个医学团体，共同研讨中医学术的先河。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应考的学子们，经常自发聚在一起，定题写作，互较高下，称为联课。求益社《联课小引》说：“我辈或闭户著书，或悬壶拯疾，顾不可不集众思、广众益，以预储实学欤？夫玉虽畸异，非攻错不发宝光，木虽轮，非斧削不成伟器。凡我同人，宜互相砥砺。矧医者，仁术也，联课者，文事也；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又孰有急于此者。”该社定期集会，每会均出题三道，并规定第一、第二题以《神农本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五书为限，不得从诸子百家中拟题（作者在文中引用诸子百家则不受限制），第三题自由命题。每次社员的习作，由指定的评论人阅卷，并公布评比结果。自1906年该社创建至1912年12月止，联课活动共举行58次。除联课活动外，该社从1909年开始在社址内附设赠医局。初期聘任两名医生驻诊，后期改为由社员公举一人为驻堂医生，除负责诊治病人外，兼理该社学务，实为社长之助手。同时，该社还设立了“阅医书所”，供社员之间藏书交流，互通有无。1912年底，广州医学求益社改组为广州医学卫生社。它对广州以至整个广东地区中医教育体制化与中医医院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民国初期的广东医学实习馆、广东中医教员养成馆以及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均与广州医学求益社有渊源关系。
在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有极少数兼通中西医的医生认为中西医学各有千秋，可以互补，丁福保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肄业于南菁书院，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教习，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晚清新政时期，各地举行了不少医士考试。1909年4月，丁福保在上海举行的南洋大臣特考中获第一名。同年5月，奉盛宣怀之命赴日本考察该国医学发展状况。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让他深感中日两国医学差距之大。因此，次年5月，丁福保自筹经费，聚集同道在上海英租界派克路创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关于该会成立的缘由，丁福保在《中西医（学）研究会上民政部禀》中说：
窃维吾国医学发明最早，自后世私立门户各守师说，不知集思广益，以合乎世界公理，遂至日形退化，有今不如古之慨。考日本近四十年来，所以日见发达者，由于全国医生多主学会，互相研究之效……每医会得一新发明之学理，朝登医报，暮达通国，闻见既广，自无故步自封之弊。……书籍之流传，犹不若实行研究之为得，爰自筹经费纠集同志就上海派克路昌寿里地方设医学会一所，名曰中西医学研究会，以实行研究有关医学各学科，并将研究所得发行《中西医学报》以供远近医界之观摩。
中西医学研究会以“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知识，振兴医学”为宗旨。学会章程规定：凡有志于医学者，只需提供个人简历，经学会认可即成为正式会员。而热心赞助学会者，无论其捐赠资金或书籍，均可成为名誉会员。此外，学会还设评议员、调查员、庶务员、会计员、书记员等若干名。1912年，内务部审核该会章程及呈文后批复：“该生等专攻医术，精研究生理。博采中西之说，合谋医业之深邃，设会讲求，实堪嘉尚，所请立案之处应予照准。”
从实际运行看，该学会所开展的工作主要为：①编著医学书籍；②陈列图书仪器；③编辑会刊《中西医学报》。此外，它还开办了函授新医学讲习所，为期一年，科目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内科、外科、妇科等。
丁福保的宏愿是实现中西医学汇通，更确切地说是为中医注入新医的血液。因此，首要的工作当然是向中医界介绍西医知识。仅就这方面而言，中西医学研究会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丁福保自1900年翻译通俗西医常识读物《卫生问答》开始，截至1933年，共译述、编著医书达160余种。他的医学译著内容全面系统、行文流畅，在普及近代西医知识尤其是促进中医了解西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具体到中西医汇通，连丁本人也承认那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作，虽努力多年，但收效甚微。
虽然中西医学研究会及其会刊《中西医学报》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30年左右，但其组织松散，会员权利、义务不明，缺乏有效管理。该会不设会长与职员，凡事由丁福保定夺与亲为，《中西医学报》也以刊登丁氏著作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医学研究会只是丁福保一个人的学会，更确切地说，它更像一家私立的中西医学出版公司。
1902年6月，王文焕以江西省官费生身份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入东京药学专门学校（今东京医科大学前身）；1907年毕业后作为选科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药科进修制药物化学和药物分析，同年成为日本药学会成员。王文焕深感要发展中国药学事业，必须联合志同道合者。于是，他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伍晟、胡晴崖、曾贞、鲍
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药学会，宗旨为“切磋学问，交换药学及其他有关专门技术知识”。1909年，中华药学会首届大会在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举行，时有会员27人，大会公推王文焕为首任会长、伍晟为总干事、赵橘黄为书记、蔡中杰为会计。会后，临时出版了一期药学杂志，该杂志仿效《日本药学杂志》体例，发表了几篇大会论文，委托日本药学会代为印刷发行。
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会员学成归国，学会也随之于1912年迁到北京，并以“中华民国药学会”之名向北洋政府内务、教育和实业三部立案，时会员达百余人。在同年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时任北洋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伍晟成为第二任会长。此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华药学会的大会时断时续，会刊《中华药学杂志》的发行也极不正常，但它对中国近代药学教育、药物研究与制药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药学会积极推动了《中华药典》与《药学名辞》的编纂。西药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中药与西药并存的局面。虽然国外的药学著作早已在中国流传，但药物名词翻译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因此，编纂《中华药典》与《药学名辞》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药学界的当务之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项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主要由中华药学会负责。1930年5月，《中华药典》正式出版发行，收录药品708种，每种药品均列举其来源、标准含量、制法、性状、鉴别、检查法和含量测定等项。1932年，《药学名辞》公布，共计收录药学名词、化学药品及制剂名词约1400个，分别列出拉丁名、德名、英名、法名、日名、化学式、旧译名、决定名等项。这两本著作成为此后同类著述的模本。
对上述三类医学社团的个案分析表明，清末中国医界尚无明显的中西医界线，一方面，由中医发起的医学团体，也有部分西医参与，出版发行的医药报刊，内容中西医兼备，并无中西医字样。虽然中医界内部对西医所持态度存在分歧，但保存和发展中医是基本共识。另一方面，由日本医学留生发起成立的各种西医药社团，虽然秉承科学实证精神，但对中医尚无明显的敌视。事实上，中华药学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对中药的研究极为重视。尽管这一时期本土医学社团在科学社团中占有极大比重，但大多规模小、持续时间较短，普遍缺乏规范的组织制度和稳定的运行机制。应该说，这一时期本土医学社团仍处于开创阶段，真正具有全国性影响、能与博医会相提并论的本土医学社团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