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广东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地区产业发展不仅受到内部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广东省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更是产业大省和产业强省，其产业发展会对全国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但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外部环境变化。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陷入深度下滑期，复苏乏力，这间接导致了地缘政治环境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趋势。但当前也是创新密集期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期，应把握好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加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广东产业强省地位。

第一节
广东产业发展政策环境

一、各级规划政箫引领能力增强

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础。然而，企业作为微观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若不辅以规划引导，则会导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企业行为与国家政策方针相违背。无论是倡导自由主义的欧美国家，还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在宏观上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产业发展，当然这种规划可能是隐性的。美国每一任总统候选人都将产业发展纳入其施政纲领，以获取选民支持。克林顿政府时期，拟定了一系列电子信息开发计划，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围绕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目标开展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探索；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以后提出启动“再工业化”发展战略；特朗普政府时期也继续坚持了这一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在白宫举行“美国制造周”活动和制定一系列法律和监管措施，驱动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由此可知，从宏观层面发挥产业规划的引领作用是实现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发展历程，产业规划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产业规划是面面俱到的，完全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排除在外。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规划逐步放松对微观层面的控制，而偏向于对宏观的引领作用。从经济社会整体层面的规划引领来看，国家和各省区市每隔五年都会制订一次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结上一时期的发展经验，同时制定下一时期的发展目标，理清重点发展方向，但不会具体干预每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总纲性质，也保证了产业方向在较长时间内的稳定性。在总体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外，我国就产业发展还会制订各种各样的具体规划，这类规划的制订通常会考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是党中央基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下一代主导产业的现实考虑做出的决定。依据中央的要求，各省市结合本身的产业基础和禀赋特征确定了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如果缺乏宏观层面的政策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能会面临路径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从而导致产业发展缓慢和资源浪费等现象。故而，从国家到省市都制订了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厘清了发展的主要路径，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引导。但在政策制定中也存在各种产业规划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尤其是在土地资源、金融资源等稀缺性资源的分配上，各个规划之间协调程度不高。为更好引领产业发展，需要以“多规合一”等手段协调不同产业在生产要素分配上的矛盾。

宏观产业发展规划引领作用保证了广东省产业发展能够紧跟国家产业安全需求和世界产业发展潮流，规划先行的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有效规避各自为政可能导致的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但是，当前的宏观经济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也可能会对广东省产业发展产生限制。国家层面的规划无法对各省市的产业发展形成直接指导作用，故而要求广东省强化自身的规划对接能力，依据国家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广东省的禀赋特征对接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体系日趋复杂，对于制订合理的产业规划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要求规划引领进一步宏观化，将微观层次的资源调节功能归于市场。

二、功型补贴政箫占据政箫主流

补贴政策作为使用频率极高、实施靶向明确、效果明显的产业政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开始转型。传统的补贴政策倾向于将补贴资金集中于某些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促进特定企业发展壮大，从而带动整个行业发展，属于选择型产业政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培育一批国际一流企业已经成为迫切需求，依靠补贴政策发展壮大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法获取长期竞争优势。学界和实务界很多对于补贴政策的批判都来自政策制定部门基于选择型产业政策导向制定补贴政策。选择型补贴政策相对于功能型和普惠型补贴政策而言更为微观，政府可直接决定财政补贴的微观对象，故而在新的发展阶段由选择型补贴向功能型、普惠型补贴转变可兼顾发展成果和市场竞争。近年来，国际社会反补贴趋势明显，各国对我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也日益增加。欧盟国家援助制度明确指出要避免国家援助（补贴）对市场竞争的破坏，将补贴集中于少数领域，体现出明显的功能性特征；源自澳大利亚和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竞争中性原则，对于财政补贴也进行了严格限制，杜绝财政补贴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既为应对国际环境，也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我国也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作为建设高标准市场的重要内容。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关键布局，而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修订都体现了对公平竞争的重视，也将进一步促进补贴政策转向普惠型、功能型。

在补贴政策转型的同时，当前产业发展也将面临补贴退坡的境况。2021 年12 月31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2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21年基础上退坡30％；城市公交、道路客运、出租（含网约车）、环卫、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符合要求的车辆，补贴标准在2021 年基础上退坡20％。补贴退坡不是某些行业的特定现象，近年来，全国财政工作多次提出要过“紧日子”，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部分地市甚至债台高筑，这些都可能导致补贴退坡。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预决算报告统计，2015—2019年期间，广东省财政补贴资金支出额度分别为2 634. 95 亿元、2 567. 37亿元、2 756. 87 亿元、1 801. 3 亿元、2 211. 12亿元，整体呈下降趋势，财政补贴支出在省级财政支出比重下降超过10％。补贴退坡会导致处于导入阶段的产业无法快速发展壮大，可能会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不利影响。

广东省是工业大省和产业密集带，全球化参与程度高、内需市场规模大，故而广东省要积极承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要节点和战略枢纽功能。国际上对于财政补贴调查日趋严格，这会对广东省外向型经济产生不利影响，OECD主导的竞争中性和全球最低税率，会抑制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削弱广东省主要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使得招商引资面临更多限制，可能对产业链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的引入产生不利影响。从国内来看，广东省作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先行示范区，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补贴审查，这将导致广东省的政策环境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缺乏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功能型补贴有利于激励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努力之中，减少分配性努力，使企业获得长期的竞争力，从而保障产业发展的长期向好。故而，补贴政策的转型会使广东省产业发展面临短期阵痛，但长期而言是有利于提升产业自身能力的。同理，补贴退坡也可能在短期内对新兴产业中的中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使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行业，于行业规模不利，但可能有利于提升行业内市场主体的质量。

三、产高质量发展政箫导向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经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国民经济状况已是千疮百孔，产业基础极差。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实现了短期内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故而“苏联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当时的政策以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导向，未曾考虑各产业协调发展和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廉价的劳动力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在政策理论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我国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不再以经济规模为唯一要求。然而，由于当时国民经济体系濒临崩溃，发展是第一要务，故而生产规模的扩大依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首选。此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实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从1980年到2010年除了面临金融危机等外生冲击外，其余年份我国经济皆维持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平均增速超过10％。而在2011 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缓慢下滑，即经济“软着陆”，从2011 年到2021 年GDP增速分别为9. 55％、7. 86％、7. 77％、7. 43％、7. 04％、6. 85％、6. 95％、6. 75％、5. 95％、2. 35％、8. 1％。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2020 年、2021 年我国经济增速波动幅度较大，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波及，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动求变的结果。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时这样定义：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一定义体现了党中央对于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路径调整。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只是个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端嵌入”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于新常态内涵的解读进一步明确了，要转变原本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集约式发展，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强调了“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新的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十九大报告还首次提出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意味从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注重点已经由规模转向质量。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改革的先行示范区，势必将成为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近年来，广东省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制定了诸多政策，是契合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宏观政策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诸多严苛要求，势必会产生阵痛，导致一批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市场所淘汰。最为直观的表现是经济增加值下降，社会创造的劳动岗位减少。广东省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和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欠发达地区，而新兴产业尚未能够完全替代传统产业在支撑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就业中的作用，使得经济增速下降明显，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陡然上升。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一以贯之坚持的发展方向，广东省要处理好可能的下岗安置、企业破产和新兴产业发展资源限制等问题，积攒产业发展新动能，发挥好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作用。

四、微观层面政箫“放活”趋势明显

近年来，我国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趋势明显。2020 年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令第722号）提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两个最大限度是我国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实质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集中在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更依靠市场发挥作用。十八大以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在很多场合被反复提及，意味着从顶层设计来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市场机制侧重于从微观层面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则从宏观层面维持经济稳定。十九大报告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体现了除负面清单规定的行业和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监管将全面放开，为各类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证照分离”试点是微观层面政策“放活”的重要表现。2015年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全面推广“证照分离”改革，推动“照后减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同时，规范“多证合一”改革，及时发布全国统一的“多证合一”改革涉企证照事项目录，进一步减少企业办理证照时间，降低准入成本。2021年6月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根据所属行业和经营业务的差异性，采取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革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和优化审批服务四种方法突进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了由于审批流程对于企业发展的限制。此外，在规制政策制定机关干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上，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提出政策制定机关指定的政策不得妨碍市场准入和退出、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而后2017年和2021年，又先后出台了暂行的实施细则和正式的实施细则，对政策制定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对政府和其他政策制定机关出台的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避免了以经济政策的形式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也为企业抗辩不正当的干预提供了依据。

综上所述，无论是“证照分离”、税制改革等“放管服”改革，还是公平竞争审查等规制行政垄断的制度安排，都在进一步约束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干扰。广东省拥有全国最完善的市场制度和最优渥的投资环境，随着微观层面政策干预的减少，企业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调节资源配置，有利于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积聚大量的优势资源，使产业转型升级符合市场规律。

第二节
广东产业发展经济环境

一、世经济持续低迷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西方主要经济体陷入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的发展困境，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大幅下降，全球经济陷入漫长的恢复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较危机前出现了一次性损失（2008年第三季度损失约3％，主要因为受全球流动性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冲击）和长期的增速损失（约0. 5个百分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均受影响。中国年均增速从金融危机前的10. 4％下降到金融危机后的7. 7％，欧元区则从2. 0％下降到1. 4％，韩国从5. 4％下降到3. 3％，其他主要经济体（如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等）的经济增速都有明显下降（见表3 －1）。

新冠肺炎疫情则带来全球经济更大幅度的一次性损失（2020年第二季度约10％），大封锁导致经济活动的暂停，全球化背景迅速引起全球产业链停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但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美英率先全面接种疫苗解封经济、各大经济体相继采取量化宽松等经济刺激措施，全球经济迅速反弹，全球实际经济指数曲线呈现“深V”形走势，V形底部在2020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量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实体经济增长逐渐恢复，但也仅是回到疫情前的缓慢增长水平。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并且仍在全球蔓延扩散，病亡人数不断上升，数百万人面临失业困境，全球仍在应对疫情造成的极端社会经济压力。

广东省疫情防控在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正在加快产业链协同，促进企业复工复产达产。但随着2020年2月底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再次开始停摆，欧美日韩部分产业停滞。2020年第一季度纺织服装、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出口企业几乎无新增订单，导致外贸企业复工不能复产。世界银行数据表明，我国约有17％的出口品（包括电子零件、汽车零件、钢材等）都是中间产品。2018 年，我国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合计占对日进口商品的65％以上，这些零部件高度集中于汽车及其零部件、高端装备以及塑料等化工领域。因此，若日本疫情进一步恶化，作为制造业大省、外贸大省，广东省的汽车、机械设备、化工行业在供应链上均存在一定风险。

另外，日趋频繁的地缘政治冲突使得处于下行阶段的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更多的挑战。2011年以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纳卡冲突、俄乌冲突等局部战争不断，这些冲突可能导致国际贸易受到不利冲击，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妨害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2022年俄乌冲突更为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俄罗斯是第三大原油生产国、第一大石油产品出口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西方国家企业抵制俄罗斯的石油，打破了国际石油市场平衡。同时，世界天然气市场也受到重大冲击。能源作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能源价格的异常波动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能源冲击会随着全球产业链蔓延至世界各国，这将给广东省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二、逆球化趋势明显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有所蔓延，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一系列贸易保护行动持续发酵，引起各国连锁反应，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成本不断推高，对市场和投资信心造成打击，导致全球贸易走低，我国及周边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明显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广东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同时，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出入境限制和隔离措施，贸易限制措施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和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借机大行其道。广东是我国外贸第一大省，作为国际经贸往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外贸尤其是中小企业最先受到冲击。如图3 －1所示，广东2020年的外贸出口虽然同比增长了0. 2％，连续四年保持增长，但因为进口下降，进出口总值反而较上年下降0. 9％，一改前几年增长的趋势。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2020年广东稳外贸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更严峻：广东外贸总量大、加工贸易比重大，受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较大，且广东外贸大部分是机电和中间产品，一直以来，上游在日韩、下游在美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联系非常紧密，但2020 年以来，日韩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活动陷入停摆。随着国家和广东省出台一系列稳外资稳外贸政策，外贸情况有望后续出现恢复性反弹，但恢复程度取决于境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间。

为了应对欧美国家的蓄意封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主动求变，加快了区域贸易伙伴关系建设，“一带一路”与REC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RECP的实施将大幅提升区域内的贸易活动，有利于广东省依托国内大市场与RECP区域之间供给、需求、投入产出、物流商流联通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在RECP区域一体化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省内港口航运、跨境电商这类提供平台工具的企业将直接受益，以跨境物流为例，RECP的成功签署，有望帮助提高广东省出口商品在目的国海关的通关效率，大幅提高跨境物流效率、缩短物流时间，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从而促进跨境电商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在广东省的布局发展。

“一带一路”将促进广东省与沿路各国之间的交流往来，拓展广东产业的发展空间。许多沿线国家和地区把本国和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开工建设，“基建输出”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内部需求端的下滑，大幅缓解广东省及国内的建筑业、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压力。广东在计算机、通信、机械、汽车、纺织、印刷和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实力雄厚，产业链完善，在制造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沿线经济体偏农业和偏服务业，广东与沿线国家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些国家对广东各种工业制造品有迫切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有助于广东省继续扩大自身制造工业品的出口，从而增加贸易额，由此带动广东本土的就业、税收和外汇收入。随着沿线国家的兴起，国际市场需求会持续扩大，这将为广东产业发展带来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三、国经济恢复向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度使生产生活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在党中央部署决策下，我国采取了居家隔离、停工停产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限制了疫情大范围传播，并且组织了有效的复工复产。2020年1 月和2 月为疫情暴发期，直接造成第一季度GDP增速下降至－6. 8％，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第二季度GDP增速实现由负转正，上升至3. 2％，第三季度GDP增速为4. 9％，第四季度经济进一步恢复，GDP增速为6. 5％，从而使2020年经济增速修复至2. 3％。从结构看，农业受疫情影响较小，2020 年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3％，全国粮食总产量13 390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1. 3万亿斤以上水平。工业生产恢复最快，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2. 8％。服务业恢复相对缓慢，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2. 1％。而到2021年，虽然面临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挑战，但我国经济基本恢复正常状态，全年增速达到8. 1％。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 1％，也显示出疫情冲击并未使我国经济偏离“新常态”。与我国防疫取得成功、经济快速恢复形成对比的是，世界许多国家受疫情影响，长时间不能组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导致经济负增长。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国内经济稳定向好，为广东省产业健康发展稳定了基本盘，2020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第一季度大幅度下降，上半年降幅收窄，前三季度由负转正，全年稳步恢复，全年GDP达11. 07 万亿元，增长2. 3％，顺利完成了“十三五”时期的预期目标。2021年广东省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恢复正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加快。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稳步提升。此外，由于受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受限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增长态势良好，特别是疫情催生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远程诊疗、网络游戏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带动广东省经济快速恢复。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常态化，旅游、娱乐等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带动了广东省消费、服务业继续回暖，进一步推动经济复苏。

从国际市场来看，疫情导致广东省的几个主要贸易对象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市场需求萎缩，产业链上游也受到影响，不能如期供货，供需的双向挤压对广东省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疫情也导致国际航运成本上升和通关时间延长。疫情对国际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产业链传递到国内，对广东省两头在外的产业链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使得产业链断链风险大幅上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生产效率下降明显；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和不确定性增加，会挫伤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挥微观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产业提质升级。为应对疫情对国际市场的不利冲击，我国鼓励创新外贸新模式，拓展外贸渠道，注重夯实国内外贸供应链产业链，以减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随着稳外贸政策的推出，广东省将通过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区）等方式，鼓励新业态的发展，既能让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难，也能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外贸企业的负担。目前，广东省有7个市新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省累计已有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居全国首位，2020 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超过1 000 亿元，占全国一半以上。未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覆盖广东省，又将进一步巩固广东省跨境电商的发展优势。由此可知，在疫情倒逼下，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内需市场回复明显，保证了广东省产业发展的基本盘稳定；而国家层面应对国际市场风险制定的企业帮扶政策、贸易创新政策等激励广东省产业数字化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四、“双碳”倒逼经济绿色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是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绿色发展在更高层面体现为“双碳”；同时，从近期中美顶层对话来看，“双碳”还是未来全球治理的合作焦点，未来全球化存在解构、重构的过程，“双碳”、疫情防控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核心领域。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具有法律约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1997年《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2015年《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达成《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在气候领域的合作逐步推进。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早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国内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为《巴黎协定》达成发挥了引领性作用。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对“十四五”“十五五”时期的减碳降碳方案作出了明确安排。

从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看，2020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49. 8 亿吨标准煤，完成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 亿吨标准煤以内”的目标。然而，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使用量依旧占据能源消费总量的56. 8％，而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仅为24. 3％。 煤炭作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也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耗。从源头推动能源结构逐步转型，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是减碳降碳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省市县各级开始依据本辖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订碳达峰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电力部门脱碳，逐步淘汰常规燃煤发电，推广可再生能源、核能发电，同时在发电厂推广碳捕集、碳封存等技术；通过普及电动汽车，促进部分工业部门（如钢铁、化工和玻璃）以电产热，以及加速建筑供暖和热水供应的电气化，实现终端用能部门的电气化；在电气化不具可行性的情况下，工业（作为燃料或原料）和交通（如长途货运、航运和航空）部门改用氢气和生物燃料等低碳燃料。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碳达峰时间将领先于全国大部分地区。2021年底，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率先建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这促使广东省各行各业积极部署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给广东省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广东经济体量大、人口规模大，承担着相对艰巨的稳增长、稳就业任务，率先实现碳达峰的战略布局无疑使得广东面临着比其他省份更重的减排压力，也使得广东企业面临比其他省份企业更为严峻的减排压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率先实现碳达峰给广东省带来发展机遇，在产业布局、人才引进、技术开发、产业发展等角度全面开展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夯实产业发展的先行优势，而随着碳资产管理创新在全社会的普及，碳交易由试点扩大到全国碳市场，使得企业降低降碳成本，甚至通过碳资产管理创造更多经济收益和提升品牌价值。

第三节
广东产业发展社会文化环境

一、人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

从2000年开始，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呈现总量扩张、增量提速的发展态势，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2015年10. 5％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13. 5％（见表3 －2、图3 －2）。我国的抚养比则在2011年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下降后首次上升，此后我国抚养比逐年攀升，从2011年的34. 4％上升到2020年的45. 9％。我国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的提高紧密相关。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以预见，随着20世纪中期出生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21 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离不开人口第一大国的底蕴和积累，人口老龄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劳动力老化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首先，老龄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国内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着下行的压力。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抑制作用较大，在知识变化迅速的部门更为严重。从需求角度出发，消费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而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不利于消费领域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其次，劳动力老化也会影响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升级。完成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都需要调整劳动力的结构，而劳动力个体的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变化态势，老年劳动力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差，创新精神不足，对于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转换适应性不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社会养老压力。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着密切的关联。人口老龄化将使政府公共财政在基本养老金、退休金、医疗和保险费补贴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我国这种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

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劳动力缺口扩大，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劳动力供求之间的技能不匹配，通常出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情况。而疫情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上升也导致外省流入劳动力供给偏紧，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会限制广东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大量的传统制造业被迫转移或者引入智能化、数字化设备实现转型升级。

二、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明显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我国16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 75年，与上次普查结果相比明显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指标。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 91年，比2010 年提高0. 83 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 61％，也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提高了11. 27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总量缓慢提升，从2011年的78 579万人到2019年达81 104万人，而高中及以下劳动力人数稳步下降，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劳动力人数则缓慢提升（见图3 －3）。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工厂”。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增速下降，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倒逼我国产业升级，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日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使得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储备需求转向对人力资本储备需求。广东省作为全国人口大省和人口净流入大省，全国劳动力质量提升，有利于提升广东的人力资本储备，为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人力资本基础。

同样，近年来广东省的劳动力构成变动趋势与全国一致，高中及以下劳动力占比下降，大学专科及以上劳动力占比提升（见图3 －4）。这意味着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广东省层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都有明显提升，人力资本储备不断增强。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是广东省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尤其是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积聚了大量的纺织业、电子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弱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也为广东省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奠定了人才资本基础。当前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通常要求人才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能够较快地上手操作各类机械设备，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尤其是近年来广东省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除省内本土高校外，国内一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在深圳等地设立分校，从2015 年到2020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数量从143所增加到154所，毕业生人数从33. 42万增加到55. 01万，在校生人数从185. 64万增加到240. 02万，这进一步夯实了广东产业现代化所需的人力资本基础。

三、粤澳三地文化融合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区域文化融合发展则是有效彰显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三地地缘相近，文化同根同源。虽然港澳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仍保留着岭南文化的传统根基。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珠江系文化，一方面彰显出大湾区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粤港澳三地区域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充分展现区域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之下，虽然存在着“三种货币”“三种关税”的差异，但在文化上是一致、相通的，而文化共鸣和认同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源动力。三地历史同源、人文相亲，在艺术文化领域有着诸多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过往。因此，以岭南文化为精神纽带的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求同存异，相互汇聚交流，不断增进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尤其是港澳对内地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为粤港澳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自身区域文化的相互融合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三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文化旅游相互促进，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局面，通过文创宣传、文旅合作、文创宣传等手段，推动形成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从而实现大湾区文化的繁荣兴盛。

粤港澳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借助区域文化融合的机遇，不断推动三地的优势文化“走出去”，能够进一步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域文化内涵，推动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更好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要“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建人文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所要构建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不仅是要打造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合体，更需要塑造一个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面向世界的充满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国际形象。粤港澳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充分凸显三地同根同源、血脉相通的文化自信，共同塑造和丰富大湾区的人文精神家园，从而在整体上构筑起人文湾区形象，合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第四节
广东产业发展技术环境

一、数经济发展趋势明显

全球数字化革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新科技与产业革命不断兴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先进机器人等先进数字化技术使得制造业的生产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物理制造与数字化制造系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数字革命大潮的驱动下，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不断加快，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型模式加速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将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更多想象空间，只有通过数字化转型打破产业链的断点和堵点，才能更好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不断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新技术和产业变革创造新产业新业态，而新产业新业态对传统经济和产业的提升改造，需要具有相当规模的传统产业基础，在这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市场端优势。“十三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取得积极成效。如图3 －5所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从2015年的18. 6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 2万亿元，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6. 6％，正迈向全面增长期。国内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不仅有效对冲了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更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之一，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如图3 －6所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不断调优，目前已进入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数字产业化提质完善的双轮驱动阶段。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跟各行各业合作，颠覆传统行业的组织形式、产品服务等。国内数字经济的全面扩展，为广东省各行各业深入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广东省深入挖掘数字技术价值，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化水平，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对比其他地区，广东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智能家电、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产业集群发展迅速，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使得广东省更容易建设数字化的产业集群。可以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广东制造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和工业机器人应用普及，推动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这有助于广东省立足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省内产业数字化，壮大融合产业，重塑生产方式、服务模式与组织形态，提升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发展韧性。

二、基谩施建设日益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完善，尤其是通信技术、交通技术、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一代通信技术（1G），到现在第五代通信技术（5G），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就从曾经的落后迅速发展跨越到了如今的领跑地位。由工信部召开的5G、6G专题会议提到，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超81. 9万个，占全球比例约70％。目前，国内5G手机终端用户连接数已达2. 8亿，占全球比例超过80％，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占比超过38％，位列全球首位。中国已然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头者。5G技术的出现推动了许多新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5G技术应用范围广泛，催生出了大量的新型产业，为我国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就业岗位，大大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 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 1万公里，民航航线只有12条，道路运输发展严重滞后。经过几十年的道路交通建设，目前我国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和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空间已初步形成，高速铁路对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95％，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98％，民用运输机场覆盖了92％以上的地级市。与此同时，我国交通运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也显著提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为14. 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为3. 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三分之二，我国动车组列车承担了70％的铁路客运量，民航航班正常率连续3年超过80％。货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新业态新模式正加速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覆盖了我国300多个城市，日均完成订单量2 000万单。我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35. 7万公里，农村公路的总里程达到了438万公里，占我国公路总里程的84. 3％。这些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网正成为我们祖国大地的动脉血管，不断为改善出行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知识产权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实现了快速跃升，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从2010年的基期值100提升至304. 7，年均增速11. 8％。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迅速，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显著提升，全国知识产权创造指数从2010年的基期值100增至2020年的296. 5，年均增速达11. 5％，知识产权创造产出快速增长，创造质量和效率均得到稳步提升，充分具备了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行政保护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效果显著，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2010 年的基期值100 增至2020年的339. 9，年均增速达到13％。而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也在大幅改善，全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从2010年的基期值100增至2020年的315. 3，年均增速达12. 2％。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加强，这为知识产权成果的市场转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推动建立比较完善的支持知识产权推广应用的市场化机制，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多种形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和交易平台，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产业有机结合，加快知识产权成果的市场转化。

三、“链”安全面临挑战

科技全球化带来全球技术变革，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的活跃期，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酝酿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进而引发全球生产、投资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重要形势，发达国家主要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完成中低端的加工制造，这使得世界产业链呈现分层化。当前在信息、环境、能源、生物、海洋、制造等产业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大多数的基础性技术，并且在新产业竞争中有充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短板依然突出，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在技术上面临着许多“卡脖子”问题。

2019年以来，美国加紧了对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和打压，在这种高压之下，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也清晰地浮现出来。例如，在芯片制造以及相关设计工程软件上，国际上最先进芯片量产制程精度已达7 纳米，而我国只有28 纳米，虽然在实际应用中，通过系统优化我国可以采用低端芯片代替大多数高端芯片的进口，但是在高端手机等高度集成设备中短期难以形成进口替代；在数据库管理系统方面，甲骨文、微软、IBM等美国公司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我国国产数据库管理系统在稳定性、通用性上存在着不足；由于没有掌握核心算法，我国的高端机器人依然依赖进口，而国产工业机器人的稳定性、易用性、故障率等关键指标尚不如日本发那科、瑞士ABB的产品。

对标发达国家、先进省市，广东省在基础研究领域短板突出，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广东省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软件产业和完善的基础芯片配套产业，是全国最大的软件产业板块，软件产业规模超万亿元，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比如整个计算机产业缺芯少核，工业软件、基础软件等缺乏核心技术，软件市场占有率低，更新迭代缓慢；企业发展规模不大，其中业务收入不足亿元的中小企业占比超80％，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人才供需结构矛盾突出，缺乏既懂软件技术又熟悉业务流程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如图3 －7所示，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左右，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在相关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企业对进口的依存度较大。

对于广东省来说，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学研究活动日趋全球化、企业间策略性技术联盟迅速发展、区域科技合作不断增强，将推动广东突破性发展芯片等产业领域，进一步巩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端优势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集群不断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以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全球技术变革突破推动广东省在芯片设计及底层工具软件、芯片制造等关键领域开展研究与突破，有利于建设以广州、深圳等市为核心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集聚区，不断发展壮大高端产业集聚区规模，提升高端产业发展质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全球技术变革有利于广东省积极应对“缺芯”“少核”等产业链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积累，强化应用基础研究主攻方向，推动基础研究向产业创新转化，不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TznoGqFh4SE9PnbUjh8gZPB5l4dpqtI5H1zq8fTKEH8S26gy5xqxaPdOtnlB2F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