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广东产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工业化阶段评估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心轴，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引擎，而制造业发展更是工业化的核心，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前，广东已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但是在产业结构和工业高度化等方面仍有转型升级的空间。广东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在分析工业化发展阶段、总结经验教训、找准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研讨广东下一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本章在回顾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使用多维度指标对广东工业化阶段进行了全方位评估，不仅将广东工业化水平与其他制造业大省进行横向比较，而且剖析了广东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制造业在新发展阶段中的地位，最后对广东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

第一节
广东产业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

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广东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升。从经济总量来看，1978 年，广东GDP仅为186 亿元。截至2021年，GDP增长至124 370亿元。按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GDP增加约127 倍（见图1 －1）。广东现已成为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高于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广东人均GDP为370元，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5元）。截至2021年，人均GDP为98 285元（约15 234 美元），按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增加约50倍（见图1 －2、表1 －1）。

伴随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实现深度调整。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来看，1978年，三次产业比重为29. 8∶46. 6∶23. 6，其中工业比重为40. 96％。8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曾出现短暂下滑，1986年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出现阶梯式上升，2008年达到最高点。2008年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5. 2∶50. 5∶44. 3，其中工业比重为47. 3％。从2008年开始，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快速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到2021年，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4. 0∶40. 4∶55. 6，其中工业比重为36. 3％。2009—2021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10. 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下降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1. 3个百分点（见图1 －3、表1 －2）。

二、工业规模持续扩大，工业占比大幅波动

1978—2021年，广东工业增加值从76亿元增长到45 143亿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约261倍。从工业占比来看，80 年代初期，工业比重曾出现短暂下滑，从1978年的40. 96％下降到1986年的31. 23％。1986年以后，工业比重呈现阶梯式上升趋势，到2008年达到峰值。广东工业比重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86—1993年的快速扩张期，工业比重从31. 23％增长到39. 97％，7年之内上升8. 74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工业化的大幅推进；1993—2002年的稳定增长期，工业比重大致保持在41％；2002—2008年的快速增长期，工业比重从41. 38％增长到47. 29％，6年之内上升了5. 91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工业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2008年之后，工业比重进入一个持续快速下滑的过程，从2008 年峰值47. 29％下降到2020年35. 12％，12年之内下降了12. 17个百分点（见图1 －4、表1 －3），这可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服务需求增长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2021年工业比重较上年抬升了1. 18个百分点，这可能与疫情对服务业冲击以及工业出口增长等因素有关。

三、制造业大省地位突出，电孑产业集群主导性更趋强化

广东制造规模实力领先全国。2020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2. 66万亿元提升至3. 01万亿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超过5 万家，均居全国第一。在列入全国统计的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我省有40个，销售产值居全国前三的行业有25个。目前，全省已经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等7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集群，5G产业和数字经济规模以及汽车、智能手机、4K家电、水泥、塑料制品等产品居全国首位，家电、电子信息等部分产品产量全球第一。2020 年，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计算，制造业内部产业比重排名前五的产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8. 8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1. 75％），汽车制造业（6. 2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 95％），以及金属制品业（4. 75％），如表1 －4所示。1990—2020年间，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快速抬升，成为广东省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支柱产业，并在珠江东岸形成世界级大型产业集群，涌现出华为等一批实力强劲的龙头企业，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珠江西岸为主体，也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成为广东制造第二大支柱产业，涌现出美的、格力等大型龙头企业。

四、服务业占比快速抬升，内部结构深度调整

从服务业规模来看，1978—2021年，广东第三产业增加值从44亿元增长到69 147亿元，占GDP比重从23. 6％提高到55. 6％（见表1 －5）。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规模增加约166倍。

从工业化历程来看，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工业占比与服务业占比之差不断缩小。1987—2008年，广东工业占比与服务业占比呈现共同增长的态势，在这一时期，广东工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在工业的基础上蓬勃发展。2008年后，工业占比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两者占比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自2012 年起，服务业占比超越工业占比，而且服务业占比与工业占比的缺口不断扩大，如图1 －5所示。服务业与工业的替代发展现象，一方面说明广东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迅猛，服务业逐渐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另一方面说明广东的服务业存在发展水平不高、供给质量不够的问题，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水平不足。

同时，广东服务业内部结构也进行了深度调整。分行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1978年其占比为44. 1％，2021年其占比下降至17. 5％，尽管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但仍是四大服务业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同样呈现波动下降趋势，1978年其占比为22. 9％，2021年其占比下降至5. 7％；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呈现稳步上升趋势，1978年其占比为10. 3％，2021年其占比增加至16. 0％；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其占比仅为3. 2％，2021年其占比增加至15. 6％（见图1 －6、表1 －6）。

第二节
广东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评估

一、利用工业化国际通行指标评估广东工业化阶段

学术界关于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已基本上形成共识。郭克莎（1999）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一文中，采纳吸收了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的相关标准；陈佳贵等（2012）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确定了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和测度方法，该报告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工业增加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人口城镇化率五个指标作为工业化评价的基本指标。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既往文献通常利用以上五个维度的指标评估工业化水平。但该指标体系缺乏对产业效率、创新能力的衡量，不太符合当前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为此，在综合既往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本节将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工业化水平得分和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判断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从工业化水平的国际通行指标测度来看，广东工业化水平综合得分较高，但是其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等方面仍有待提高。从不同时期来看，2005年，广东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在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得分均较高，这说明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速度较快。但广东省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效率、研发水平、空间结构、就业结构方面的得分相对较低，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很低，说明在这一阶段，广东的人均GDP提升速度未能跟上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10年，广东工业化水平得分刚好跨过了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之间的门槛值，进入工业化后期。截至2020 年，广东工业化得分有提升，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效率和研发水平指标方面表现较差，人均收入提升速度较慢，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总体研发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与全国工业大省相比，广东工业化水平的综合得分落后于江苏，与浙江持平，高于山东，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速度落后于江苏、浙江、山东。如表1 －7 所示，2005 年，广东工业化水平得分为56分，处在工业化中期，横向对比来看领先于江苏、浙江、山东。然而，到2020年，广东工业化水平得分为88分，横向对比落后于江苏（91分），与浙江持平（88分），同处于工业化后期。

从工业化水平的分项指标来看，与全国工业大省相比，广东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相对领先，但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均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广东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速度较快，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驱动广东工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广东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2020年广东的人均GDP远低于江苏和浙江；广东工业效率不够高，工业内部结构高度化较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低于山东的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空间结构来看，全省各地市工业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地区发展梯度差距巨大。2020年，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汕头的工业化水平得分较高，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潮州、韶关、揭阳、肇庆、阳江、汕尾、清远、河源、湛江、茂名、云浮、梅州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这说明广东区域发展差距大，仍有较多地级以上市工业化发展缓慢。

因此，结合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广东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尽管全省工业化水平的总体得分相对较高，但各地级以上市的工业化进程存在比较大的梯度差别，有9 个市得分较高，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其余12 个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全省而言，推动工业化持续深入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二、利用收人水平评估广东工业化阶段

鉴于大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学家高度重视收入阶段与工业化阶段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因此有必要集中利用人均收入水平来反映工业化发展阶段（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 。此处对工业化水平测度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单项指标进行详细分析，以进一步从收入发展阶段的角度衡量广东工业化发展程度及发展质量。钱纳里等人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从结构转变的视角，将不同收入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工业化时期，即工业化按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 －8所示，以1964年美元计算人均GDP，200至400 美元为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400 至800美元为工业化的第二阶段，800至1 500美元为工业化的第三阶段，1 500至2 400美元为工业化的第四阶段。考虑价格水平调整，参考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的处理方法，通过美国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整，可以得出1996年以后各年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应的收入水平。

从收入发展阶段来看，尽管目前广东已整体进入高收入阶段，但是其人均收入仍明显落后于江苏、浙江等制造业大省。如表1 －9 所示，2005 年，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人均GDP分别是24 435元、24 560元、27 703元和20 096元，整体而言，四个沿海工业大省的人均GDP均较低，而且人均收入相近。2021 年，广东的人均GDP达到98 285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5 234 美元），首次突破1. 5 万美元，并进入高收入阶段。但是，广东的人均GDP低于江苏（137 039 元）和浙江（113 032 元）的人均GDP，高于山东（81 775元）的人均GDP。

制造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抬升是影响工业化深入推进的关键因素，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高人均收入的重要保障。通过考察中等收入阶段时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能够分析制造业对推动工业化发展和提高人均收入的作用。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不变价格计算的比重反映了实际产出结构的变化，当年价格计算的比重反映了产出结构和价格结构两个方面变化的综合结果。由于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相对价格因技术进步较快而下降，价格结构对当年价格的产业结构变化存在较大的影响，而不变价格计算结果则能够更纯粹地反映产出结构的变化。因此，以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及其变化，有利于分析制造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

从国际经验来看，制造业比重在整个中等收入阶段往往会相对稳定，并维持在高占比区间运行。从表1 －10可以看出，以当年价格衡量，各大国中等收入阶段开始到结束期间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是呈下降趋势的，但是其下降幅度较小。而以不变价格衡量，仅有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是下降的，其他大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均是上升的。这说明制造业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和深化工业化发展至关重要，采用当年价格衡量制造业比重变化会受到价格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而低估了制造业的发展地位。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制造业发展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引擎，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仍然起到关键作用。制造业比重的普遍、快速下降现象并非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发生在高收入阶段或后工业化阶段。

制造业对于驱动工业化深入推进具有关键作用，但广东工业比重下降过快、过早，这不利于下一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从不变价格的工业比重变化来看，广东和江苏的工业比重是相对上升的，仅浙江的工业比重是小幅度下降的（见表1 －11）。这是因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会促使其相对价格下降，通过使用不变价格来剔除价格水平的影响，制造业比重在整个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一直维持较高水平，说明制造业对于推动处于中等收入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当年价的情况来看，广东、江苏和浙江的工业比重在中等收入阶段均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下降幅度分别为12. 41％、8. 60％和10. 00％，均远超于表1 －10中各国制造业的下降幅度。在三个省份中，广东的工业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而且工业比重下降趋势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广东工业比重的过快、过早下降不仅不利于进一步支撑工业化发展，而且不利于工业内部进一步转型升级，有损于技术创新。

整体来看，广东已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其人均收入水平仍落后于江苏和浙江等制造业大省，而且与其他省份类似，广东存在工业占比下降过快、过早的问题。具体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广东自2005年以来，人均GDP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2021年更是跨过了1. 5万美元的关口，进入高收入阶段。但是，与江苏和浙江相比，广东的人均收入水平仍较低，人均收入提升的幅度落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而且，在中等收入时期，广东的工业比重已经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过快、过早的“去工业化”不利于充分发挥制造业发展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引擎作用。

三、利用工业结构高度评估广东工业化阶段

从工业结构高度来看，广东一部分工业部门仍然处于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劳动密集型加工和技术密集型加工），一部分工业部门已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整体上是高加工度化与技术集约化相互重叠交叉的局面，这是广东工业化的重要特色，也决定了广东今后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工业内部结构演进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表征。根据郭克莎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的分析，可以依照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将这种变动归纳为三阶段六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其中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的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的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技术集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的两个时期。从价值链附加值的角度来看，“三阶段六时期”分别对应价值链的低附加值时期、中附加值时期和高附加值时期（见表1 －12）。根据广东工业内部结构的演变情况，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9. 9％，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4. 2％，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工业内部占比较大，而且制造业科技含量高，研发投入高。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R＆D经费达1 388. 19亿元，其投入强度为2. 77％，制造业R＆D经费达2 461. 82亿元，其投入强度为1. 76％。从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角度来看，广东现代制造业发展迅速，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较高，广东制造业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总体而言，广东已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但是仍存在工业内部高度化不足，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升的问题。

广东工业内部结构高度化不足，体现为研发投入仍然偏低，创新能力仍然不强，技术集约化水平亟需提升。首先，从R＆D经费投入的角度来看，广东共投入R＆D经费3 479. 88亿元，比上年增加381. 39亿元，增长12. 3％，广东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3. 14％。整体而言，研发投入强度较高。但是就广东工业而言，研发投入强度较低，规模以上工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 67％，规模以上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 76％，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2. 7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次，从五大支柱性制造业来看，广东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2. 70％，低于全省水平，略高于全国同行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2. 3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2. 13％，不仅低于全省水平，而且低于全国同行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2. 26％）；汽车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1. 40％，远低于全省水平，同时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1. 6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0. 59％，远低于全省水平，而且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0. 88％）；金属制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1. 15％，远低于全省水平，同时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1. 44％），如表1 －13所示。尽管广东R＆D经费投入强度较高，但是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较低，不管是高技术制造业还是支柱性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均低于全省整体的R＆D经费投入强度，这说明工业内部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不够高，工业内部结构尚未转向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总体工业结构仍处于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时期。

与制造业大省相比，广东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偏低，反映出整体经济效率不高，技术进步缓慢。从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自2000 年以来，广东的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见图1 －7）。从不同省份情况来看，2000年广东的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高，高于江苏和山东，但是自2008 年后，广东的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落后于江苏、浙江和山东，而且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见图1 －7）。基于数据可得性，使用规模以上工业的相关数据计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来看，广东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呈波动下降的变化态势。2000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高于江苏、浙江和山东，其后呈现下降趋势；同样，在2008年后，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落后于其他三省；2020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最低水平（见图1 －8）。尽管广东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制造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但是广东的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和规模以上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这不仅说明广东工业内部结构缺乏高度化发展，工业集约化程度较低，而且说明广东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创新的引擎作用不明显，创新驱动发展乏力，未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普遍高于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见表1 －14、表1 －15），这说明工业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广东存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共存的二元结构特征，制造业的经济效益水平仍然不高，整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未能全面转向新型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迈进仍然任重道远。从2020 年广东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产出效益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的平均增加值率为21. 44％，劳均产出为238 174万元，单位资产产出为0. 23元，研发强度为1. 67％。整体而言，规模以上制造业的经济绩效不高，从全球价值量分工的角度来看，广东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从制造业比重前五名的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0. 05％，低于制造业整体水平，而劳均产出相对较高，达261 960万元。这说明尽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行业，但是整体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增加值率略高于全省制造业整体水平，但是劳均产出较低，仅为203 114万元；汽车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和劳均产出分别为20. 75％和464 192万元，汽车制造业是重资产行业，其单位资产产出也相对较高，达到0. 27 元，汽车制造业整体绩效较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增加值率和劳均产出较高，分别为23. 47％和280 358万元（见表1 －16）。整体而言，广东制造业的产出绩效较低，制造业主导行业大部分绩效不高，存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共存的二元结构特征，制造业内部结构高度化有待提高，未能从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转向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综合以上三种评估方法，广东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各地级以上市之间工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梯度差异。从国际通行评估标准来看，广东工业化水平综合得分较高，但是其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等方面仍有待提高。从收入水平来看，尽管目前广东已进入高收入阶段，但是其人均收入水平仍明显落后于江苏、浙江等制造业大省，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相应发展阶段相比，广东还存在工业占比下降过快、过早的突出问题。从工业结构高度来看，广东工业内部结构高度化不足，存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共存的二元结构特征，制造业的经济效益水平仍然不高，体现在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偏低。从评估结果来看，广东亟需推动工业化模式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四、广东工业化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工业（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不利于维护实体经济和就业结构稳定，不利于维持国民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引擎和抓手，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收入提升，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广东去工业化趋势日渐严重，广东工业占比从2008 年的峰值47. 29％下降至2021 年的36. 30％，下降幅度达10. 99％，带来多重不良后果。一方面，工业（制造业）占比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不仅会对实体经济和就业结构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不利于广东通过制造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有损广东整体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尽管服务业占比不断攀升，但是服务业始终无法取代制造业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发展为前提的，而且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难以像制造业一样促进技术进步。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维护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

广东工业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不足，不利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不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过去，广东工业化发展迅速，广东制造业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9. 9％，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4. 2％。但是，广东工业的结构高度化和技术集约水平仍有待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不高，2020年，规模以上制造业的研发强度仅为1. 54％，低于广东的全社会研发强度（3. 14％）。在经济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广东的技术水平落后和结构高度化不足不利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更难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维护好制造业的结构优势。

广东基础研究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仍然缺乏，不利于突破国际产业技术封锁，不利于抢占国际产业技术前沿赛道。近年来，广东省基础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离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仍存在不小差距。2019年，虽然广东省R＆D人员全时当量与其他主要省市相比较高，但是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投入占比仅为3. 7％，不及全国平均水平（8. 2％），更不如北京（20. 2％）、上海（14. 7％），甚至山东（7. 7％）。2019年，广东省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仅为4. 6％，低于6. 0％的全国平均水平。2014—2019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基础研究投入平均占比仅为1. 5％。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基本依托，对于改变传统“模仿型”创新路径、推动前沿基础技术突破、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等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提升广东基础研究能力。

广东参与国际大循环和全球价值链层次仍然不高，不利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利于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广东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和对外经贸大省，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但是当前广东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水平不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广东省与沿线国家的已有合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传统领域，而金融、文化等“软联通”领域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领域对接严重不足。广东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加工贸易受国际经济环境波动影响明显。2020年，广东省外贸依存度达63. 78％，在31个省市中位居第3，仅次于上海、北京。但近年来，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世界经济急剧下滑，广东省外贸企业也正遭遇供应量挤压和市场需求萎缩双重打击；而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阻断了供应链联系，对广东省外贸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广东省是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主力军，在对接国际大循环、助力我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上具有战略性意义。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

广东工业产品供给结构与内需市场适配性不足，不利于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广东省已经拥有产能巨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产品供给体系，极大地支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但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要求相比，广东工业产品供给体系仍然存在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不匹配”是指供给体系仍不完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创新需求，与生活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处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之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严重依赖于国外，供给体系的自主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作为主体的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存在质量安全、多样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短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要求，为我们实现新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明了重要的实现路径。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工业产品供给与内需市场的适配性。

广东产业集群建设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短板突出，不利于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不利于推动全省一体化均衡发展。“最富在广东，最穷也在广东”这是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写照。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一直是广东的短板。以GDP为例，2021年云浮市GDP为1 139亿元，深圳市GDP为3. 07万亿元，约为云浮市的27倍。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粤东西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比例仅为5％，而广州和深圳两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就占了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50％以上。区域发展不协调一直是制约广东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花大力气破解的难题之一。广东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节
新发展格局下广东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要求

一、广制造业发展需利用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

过去，广东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形成先发优势。如今，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广东需积极利用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将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消费中心，广东也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平台成为国内主要的消费中心。另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生产要素市场迅速发展，逐渐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要向制造业强省转型，需要及时认清市场需求的转变，深度融入国内大市场，积极开拓省内消费，重视并培育本地消费市场，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促进现代产业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二、广参与国际大循环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过去，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和低要素成本优势，广东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制造业高速发展。如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不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造成严重冲击，而且暴露了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力的薄弱性。在未来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广东要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促使核心零部件、材料、工艺的产业基础能力适应产业发展和需求侧变化，强化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和主导权，进一步畅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及产业化协同创新链，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高水平制造业。

三、广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需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随着国内大市场对广东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增强，广东制造业原有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消失，广东需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逐步提高制造业企业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引导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使创新成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一方面，从整体层面来看，广东制造业尚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能力，导致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不能掌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尚需提高。另一方面，广东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前沿研发能力缺乏，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之间存在障碍，未能充分发挥产学研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广东需要促使创新要素向制造业企业集聚，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引导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的创新链协作和分工，推动本土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四、广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需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一方面，近年来，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渐趋成熟，数字化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着力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通用化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日渐深入，深刻改变企业的要素整合、产品形态、业务模式、组织架构和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的赋能作用明显。广东需要抓紧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的赋能效应和结构转型的升级作用。

五、广东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需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为了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深度推动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绿色技术发展是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保障，广东需要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技术的应用和制造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另一方面，改善能源资源的消耗情况是绿色低碳的重要一环，广东需要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合理科学调整能源资源的供给结构，提高制造业的资源利用效率，驱动制造业企业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六、广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推动“一核一带一区”产业共建

广东推动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紧紧依托“一核一带一区”建设，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与生产力空间布局，根据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一核一带一区”产业梯度转移和共建，实现制造业在区域层面的高度分工协作。第一，珠三角核心区既要讲究创新驱动发展，又要通过主导产业的示范带动效应和产业共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的不断延伸，与周边地区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产业布局。第二，沿海经济带要突出“双核＋双副中心”的驱动作用，以核心城市带动沿海经济带东西翼地区的产业发展，形成既有梯度又有分工的区域产业体系。第三，北部生态发展区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全面低碳绿色转型，强调产业资源集约化、绿色化、低碳化、环保化发展，与珠三角核心区形成技术共享、产业共建的一体化建设。广东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依托“一核一带一区”建设，“一核一带一区”建设需要基于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与产业共建，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制造业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广东经济一体化。 HbBgULThlBXbzEs93vgAg4tIPyzR7PWQjEKuV2Fk6R7wctm8ZP7P3uUQ2dB5Dr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