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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跨越清末和民初，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影响了船山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支持，而王船山的救亡图存和经世致用思想正符合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需要，从而使船山思想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结构的变迁完全不同于以前传统社会思想的变化，而超越了传统朝代的更替，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一系列新的思想问题的出现，同时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因此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自信、民族文化认同等的内容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第二，时代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深刻地影响了研究者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需要身份认同，这与传统的价值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梁启超，首先是传统知识分子，后参加变法运动，成为启蒙主义者，再后来转向科学求真。社会的变迁必然会为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新的发现。
这一时期船山思想开始盛行，主要是以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为主，但也会涉及部分文学思想的内容。我们选取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进行分析和阐释。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身处中西思想碰撞的年代，因此他在《仁学》一书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在文学思想上，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儒学的影响，而是尝试把西方的理论引入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报章体”“新学诗”的理论。
谭嗣同对于王船山极其推崇，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王船山对谭嗣同思想的影响。他崇拜王船山的人格、思想及学术，并能够从中汲取所需要的文学养分。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一一详细列举和阐释，主要针对其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来展开。
以诗论诗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种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文学批评意见的特殊形式。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这一形式之后，被后人不断运用。谭嗣同的《论艺绝句六篇》中的六首绝句，对经学、散文、诗歌、乐府、书法、音律等进行阐释，强调独创的重要性。前三篇诗云：
万古人文会盛时，纷纷门户竟何为。祥鸾威凤兼鸡鹜，一遇承平尽羽仪。 经学莫盛于国朝，不知史学、道学、经济、辞章以及金石、小学，无不超 越前代。自王船山、黄梨洲诸大儒外，虽纯驳不齐，要各有所至，不可偏废，故尝论学亦 学今学而已。
千年暗室任喧
，汪
江都汪容甫中
魏
邵阳魏默深源
龚
仁和龚定庵自珍
王
湘
潭王壬秋闿运
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文至唐已少替，
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下此若
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
已。至于汪容甫，世所称骈文家，然高者直逼魏、晋，又乌得仅目曰骈文哉？……
姜斋微意瓣姜
同县欧阳师
探，王
壬秋
邓
武冈邓弥之辅纶
翩翩靳共骖。更有长沙病齐已
湘潭诗僧寄禅
，一时诗思落湖南。
论诗于国朝，尤为美不胜收，
然皆诗人之诗，无更向上一著者。惟王子之诗，能自达所学，近人欧阳、王、邓庶可抗
颜，即寄禅亦当代之秀也。
谭嗣同在三首诗中对经学、散文和诗歌等方面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于桐城派并不赞成，但极力推崇王船山，无论是经学还是诗歌和散文，他都给予高度的赞扬。王船山的散文处处渗透着他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念，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也敢于揭露社会中的黑暗和丑陋。写作手法上质朴平淡却又能够错综变化，把骈文的手法有效地融入散文之中，使文章读起来流畅和谐。因此谭嗣同给予其散文极高评价。虽然他并没有具体阐释船山散文的独创之处，但通过这一肯定性的评价，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无论在艺术成就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船山散文都有可取之处，尤其在表现内容上的情感性、战斗性和现实性方面，这也是谭嗣同极力推崇的重要原因。这与他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也扩大了船山诗文的政治影响力。船山诗文虽然以诗文创作作为表现媒介，但强调诗文的社会功效，甚至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之一。
王船山的诗歌同散文一样，要求“诗道性情”，强调在诗歌中表现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不能完全脱离既定的规范。这些都可以成为谭嗣同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可惜，谭嗣同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是我们看到王船山更多的是在政治、历史等方面对谭嗣同产生影响，而文学仅仅作为一个载体，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政治和社会。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又字椒生，湖南清泉人。王之春在湖北布政使任内曾经刻印船山遗书《四书笺解》十一卷，又于光绪十八年（1892）作《船山公年谱》前后编。《船山公年谱》的《序》中介绍：“公生平所学，邃于张子《正蒙》及《近思录》，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编，以上契乎孔子。故于《周易》《诗》《书》《春秋》《礼记》，多发前人所未及。于四子书，诠解尤极精详。更肆力于老、庄、吕氏、淮南诸子，与夫屈、宋《楚词》，为之注释。汉、魏以下，递及陈、隋，于文、诗均有评选。唐诗则于李、杜加详。晚年所著史论，于累朝治乱兴亡得失之故，反复推究，洞彻无遗。凡所著书百余种，没后散在门人故旧家，悉不传。”
这段序言对船山著作进行了梳理，指出船山既有对孔子、张载等思想学说的阐发，也对老庄等其他学说有所涉及。可见，船山不仅关注经学，还对诗词等也有所研究，并从历史中明得失之故。我们可以看出船山涉猎内容广泛，思想深刻，他基本选读了汉魏以下各个朝代的文学作品，并做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作家、学者。所作《屈赋微》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曹晋婷《马其昶〈屈赋微〉著述考》中指出：“《屈赋微》卷首有马其昶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年）夏五月自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卷上《离骚》《九歌》《天问》。下《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采用‘微’注解方式，对屈赋进行全面阐释。马氏采纳王船山先生之说，以《礼魂》为前十篇通用送神曲，不作为独立篇章，故定《九歌》为十篇。自《离骚》至《渔父》为二十四篇；又据《史记·屈原列传》，以《招魂》为屈原作，共得二十五篇，正与《汉书·艺文志》之数相合。”
黄建荣在《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中分析道：
从选择注家的多寡来说，马其昶引用最多的是王逸和洪兴祖，每家达 200多条；其次是朱熹和王夫之，每家达 100余条。
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字词注释简明且多指明通假，又善于阐发屈赋中的微言大义，马氏既注意引其简明的字词释义或一些通假字词，又注意引其对某句的比喻义。
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马其昶学识渊博，博采众长，并能由博返约；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船山《楚辞通释》在当时的传播程度和学术价值，从侧面反映了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成就。
总之，这一时期船山思想的开始盛行，主要以政治和伦理思想为重点研究对象。然而船山文学研究比较薄弱，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历史、伦理等研究的一个载体，并没有独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存在。谭嗣同虽然也对船山诗文进行了评述，但主要是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把诗歌创作作为宣传的媒介，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