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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船山思想研究史进行分期，是我们研究的需要。随着船山研究的逐渐盛行，王船山学术史研究也成为船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船山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分期有以下几种观点。
王永祥在《船山学谱·自序》中分析：“独船山思想汪洋浩瀚，烟雨迷离，后人徒知其广博精深，而于其内部究未能为之阐发，迄今二百数十余年，其道仍未能著名于世，良可慨也。咸同之际，湘中诸贤如邓湘皋、曾涤生等曾力为提倡，其后谭浏阳复以之标榜号召，学者始稍稍注意及之。辛亥以前，船山之学风行一时，其《读通鉴论》《黄书》《噩梦》等著，尤为人所乐道。然此时所盛谈者，特船山政治思想之一面，非其哲学之全体也。梁任公晚年于清初诸儒致力颇勤，且于船山学术稍有发明，然亦语焉不详，钩稽分析之责，仍有待于来者。岂道之显晦，果亦有数存乎其间，非一二人之私力所能左右也耶？”
他将船山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咸同之际，二是辛亥以前，三是梁启超晚年到作者本人所处的当下。
1962年嵇文甫在《王船山学术论丛序言》中指出：“船山学术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他的著述，在清朝埋没了许多年，最初得到赏识的只是和当代那种考据学风相适合的几种‘稗疏’，而这实在不过是船山学术的绪余。后来汉奸地主若曾国藩之流，虽然印行其《遗书》，但他们所表彰的乃恰为其属于‘封建糟粕’的一方面。直到清末，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起来，船山属于‘民主精华’方面的一些进步言论才得到表扬，而成为他们思想斗争的武器。自是厥后，‘王船山’这个名字，一直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但是浮慕其名者多，认真研究者少。”
他同样将船山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清代前期对“稗疏”的研究，二是《船山遗书》后对其中的“封建糟粕”进行的表彰，三是清末对船山“民主精华”言论的表扬。
1982年由陶懋炳、尹旦侯、杨金鑫、谭承耕四人共同撰写的《船山研究综述》也对船山学术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1692—1892年是船山学术研究的早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刊印船山著作，介绍船山生平，传播船山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船山学术研究空前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学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船山学术，船山主要的哲学、史学著作大都重新编校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船山学术研究进展迅速，成绩卓著。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研究队伍的扩大，都胜过了以往。
《船山全书》总修订者杨坚在《编校后记》中也对船山研究学术史做了梳理：“关于后世对船山传述、咏叹、论议、研究之资料。此类最为繁夥，初视若皆零星分散，及依年代排比观之，则亦俨然一部船山思想传播史与研究史也，当与《传记》《年谱》及《杂录之部甲》参合观览。若仅就本编大略言之，则乾、嘉为一期，其代表则章学诚、周中孚；道、咸为一期，其代表则邓显鹤、邹汉勋；同治至光绪中叶为一期，其代表则曾国藩、郭嵩焘；戊戌变法前后为一期，其代表则谭嗣同、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为一期，其代表则章炳麟、杨昌济；民国为一期，其代表则熊十力、嵇文甫；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者之立场观点方法，迥异畴昔，船山研究乃别开生面而登一全新境界。又各期之间虽推演递嬗，亦穿插交叉，情形至为错综复杂，然而一代学术之趋向风尚，以至政治变革之激荡，社会思潮之迁流，固自有其客观之实在与主导之旋律，藉船山研究而亦有所反映焉。”
张立文在《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中将船山思想的影响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从康熙至道光年间，时人赞其忠义激烈，继圣贤之学，或曰阐明正学，传授道统。以船山为儒家正统的思想得以承传，或理学程朱思想得以发挥。第二，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野各派政治势力和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东西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碰撞，表现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西方现代工业文化的激烈冲突。这一时期船山学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为实现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服务。第三，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船山思想焕发新的光辉，船山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第四，五四运动时期。杨昌济站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融通的立场上，评价船山的民族主义，把船山思想解释为近代的伦理思想等。第五，五四运动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船山被诠释为理性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的、代表进步的阶级。第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蔡尚思、冯友兰等对船山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六个阶段的诠释者是依据每个不同阶段的内外环境、时代需要进行诠释的。
朱迪光在《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中将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历程分为六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初期：清康熙三十一年至清嘉庆末年（1692—1820）。由康熙到嘉庆是清朝的兴盛时期，而此时正是清代考据盛行的时代，人们主要注意王船山与考据相关的东西。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清道光初年至清光绪中期（1820—1892）。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三个时期：从清光绪中期至中华民国成立前（1892—1911）。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船山学术思想传播和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四个时期：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这是船山学术思想探讨初步进入学术研究的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五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1949—1978）。这是船山研究快速发展而又遭遇挫折的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六个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1978—2005）。这是船山研究全方位的、开放的、多元的，并以纯学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时期。
每一种学术研究史的划分都要有所侧重、有所兼顾，既要充分考虑历史的发展变化，又要关注船山研究的发展历程。各个时期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笔者结合政治历史、时代变化、船山思想的传播途径、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前人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二十世纪王船山文学思想研究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划分：第一阶段为船山思想的初步盛行期（1901—1911），第二阶段为人文主义的学术化（1912—1949），第三阶段为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化（1949—1979），第四阶段为学术研究的多元化（1980—2000）。这样的划分方式，突出了不同阶段船山文学思想研究的重点，但各个阶段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则要以其中各个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作为代表进行分析和论述。王船山思想研究的初步盛行期，在时间上确定为 1901—1911年。但是在此之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辛亥革命等，都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