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十世纪前的王船山文学思想研究

虽然船山著作的刊刻整理得以不断丰富和充实，但这一时期船山思想研究也有所侧重，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文学诗学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船山思想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船山思想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船山思想的提倡者和研究者主要以船山家乡湖南人士为主。比如，船山的后人以及后人的门生弟子或者与其具有一定联系的人士，包括湖南的地方官员，还有湖南籍的相关人士。他们在阅读船山作品的过程中都能够获得重要启发，为船山学说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既有民间私人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其次，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稗疏”等内容，总体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船山影响力的扩大方面。这一时期的传播途径主要体现为整理和刊刻船山著作。尤其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的《船山遗书》，不仅使得国内大批学者参与了整理和校勘，并在成书之后得到了广泛宣传。

再次，这一时期更多的只是形成了船山的一个形象和概念，深入研究的著作不是很多。研究者把船山的生平事迹作为主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即便已对船山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还是经学的代表人物等问题都有一定的思考，但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后，这一时期，船山更多地被借用在政治立场上，作为政治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曾国藩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一通》的信中写道：

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这里曾国藩直接借用船山的学说分析时政，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郭嵩焘在《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写道：“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从正统理学、程朱理学的角度来观照船山，认为其能够“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 ，他依然把侧重点放在船山学术政治性的立场上，没有相对客观地界定船山的学术思想，这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的基本态度。

二十世纪前的研究对船山的文学思想也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楚辞通释》。1959年中华书局版《楚辞通释·前言》中说：“如果说屈原是用美人香草来寄托他的君国之思的话，则王夫之是以注释楚辞来发泄他的社稷沦亡之痛的。因为其旨隐，其辞晦，所以能够瞒过清朝统治者的耳目。当王夫之死后，司文衡的湖广提学使向他的儿子王敔征求遗书时，王敔审情度势，把触犯清朝忌讳的遗书深闭固藏，只把这《楚辞通释》和《庄子解》《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几部无甚违疑的书拿出来。” 《楚辞通释》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刊印以来，一直发行不断，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终止。

但《楚辞通释》并未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自康熙末年开始，清代的考据之学已经在学术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等考证、校雠、注释的研究，成为《四库全书》衡量、评价和挑选著作的重要尺度和标准。王船山的《楚辞通释》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笺注体，但是训诂和考据并没有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而只是将其作为阐释义理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更多的是抒发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这与当时的考据风气相悖，所以《楚辞通释》自然难以引起当时学者的注意，受到他们的重视。虽然《楚辞通释》得以传播，但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研究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关注，其学术成就和地位也没有得到恰当的体现，影响有限。

第二，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中的船山文学著述。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被认为是首次对船山著作进行全面介绍的材料，也是第一份关于船山著作最完整的目录。其中，有关于船山的文学著述记录如下：

《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 卷一：论三首，仿符命一首， 连珠二十五首。卷二：传二首，行状二首，墓志铭四首，记一首。卷三：序五首，书后二 首，跋一首。卷四：启一首，足牍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砺。卷七：赋五首。卷 八：赋三首。卷九：像赞一首，杂物赞十六首，铭十一首。卷十：家世节录八则。 《姜斋诗集》十卷。 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 柳岸吟。卷五：落花诗。卷六：遣兴诗。卷七：和梅花百咏。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 诗。卷十：仿体。 《姜斋诗余》三卷。 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 卷三：潇湘八景词。 《姜斋诗话》三卷。 卷一：诗译，元附诗经稗疏后。卷二：夕 堂永日绪论内篇。卷三：南窗漫记。 忆得。 未见。 《姜斋外集》四卷。 卷一：船 山制义。卷二：船山经义。卷三：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卷四：龙舟会杂剧。旧日又有《买 薇稿》《漧涛园初集》二书，未见，殆亦诗文集也。附识其名如此。 《夕堂永日八代文选》十九卷。《八代诗选》。 未见。 《四唐诗选》。 未见。

凡集内十部。已见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见四部，无卷数。

邓显鹤对船山文学研究和创作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编目，为研究船山文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基础，后人也逐渐完善其中未见的篇目。

第三，王闿运与王船山。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曾讲学于思贤讲舍、校经书院和衡阳船山书院，任船山书院山长，参与了船山书院的种种活动，传播了船山的学术思想。

王闿运称船山为“南国儒林第一人”，在《衡阳县志序》中说：“船山贞苦，其道大光。千载照耀，百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轮寂寞，兰佩芬芳。” 在《船山公诞祭文》中说：“空山抱道，独怀忠孝之心；异代流芳，增美桂林之传。遗书尽出，隐德弥光。况东洲之楸梓犹存，喜故国之菊兰无绝。精庐习业，慕正学于《章灵》；释奠逢秋，正灵均之初度。” 从整体而言，王闿运对船山的定位比较高，肯定了船山的价值和意义，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他与船山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王闿运在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五日日记中写道：“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伯诗、顾亭林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明学至陋，故至兵起、八股废，而后学人稍出。至康、乾时，经学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 这里王闿运从学术史的发展上对船山进行了定位，虽然意识到了船山对于湖湘文化的意义，但依然认为船山思想与毛西河的地位相当，其实评价并不是很高，对比的依据主要仍然是考据。

关于对船山文学思想的评论，《湘绮楼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晚坐观船山杂说，及其所作北曲，书谢小娥事，悽怆悲怀。（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翻船山《愚鼓词》，定为神仙金丹家言，非诗词之类也。《柳岸吟》《遣兴诗》亦禅家言。《洞庭秋》《落花诗》则无可附。……（同治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论诗绝句：王船山：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徒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芷芬。（光绪八年十二月卅日）

……看船山悼亡诗，又不觉大笑，彼何其不打自招也。故知颦笑从容，未易合法，况云道乎！（光绪九年二月九日）

湘洲文学，盛于汉清。故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最后乃得衡阳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以闿运能知君，故为之序，不及诗之所以工，而直尊君以配船山。于船山有贬词，于君无誉词，可知矣。（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通过以上几段文字可以看出，王闿运对船山的文学思想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用“存高韵”“兰芷芬”来指代船山的著作，表明了船山的重要地位。王闿运还将船山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对前期持肯定态度，对后期则进行批评。他既能从船山诗词评价中获得感悟，又对船山的部分诗词进行了讽刺，“定为神仙金丹家言，非诗词之类也”，“禅家言”。

王闿运一方面对船山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完全理解和阐释船山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既与王闿运个人的性格和诗词造诣有关，也与当时的评价标准有关。

第四，其他相关研究。魏源在《诗古微》“目录书后”有云：“又得乡先正衡山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和。左采右笔，触处逢原，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 这句话简要概述了船山《诗广传》并不是以考证取胜，而是侧重义理阐发和分析的特点。

欧阳兆熊对王夫之的诗学也有所评价：“至其论诗，独赏魏文而鄙弃陈思，谓子桓灵光之气，每于景事中不期飞集……自钟嵘伸子建而抑子桓，遂令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此等议论，千古无人道及。”

以上材料表明，船山文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受到当时船山著作刊刻局限性的影响，也与时代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船山文学思想著作的刊刻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对于文学关注的边缘化也是一种常态。

关于船山文学、诗学思想的研究都是点到为止，体现了船山与前人研究视角的不同，有着对于前人诗词更为大胆的言说，也为后来船山的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元素。

总之，二十世纪前王船山研究的主要成就有两个：一是船山著作的整理，二是船山思想研究的兴起。

船山著作的整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版本。最早刊印的版本是湘西草堂刻本，这是由船山次子王敔联合相关人士，陆续刊行的船山著作，王敔为船山著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撰写了《大行府君行述》，记录了船山生平的重要事迹和相关内容。

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选录了船山著作，其中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禁九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评价，也成了后世确立船山地位的重要参考依据。

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湘潭王氏遗经书屋陆续刊印了《船山遗书》，共计十八种一百五十卷。这是第一次系统编校出版的船山著作。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重刻《船山遗书》五种五十八卷。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刊行《船山遗书》，此即“金陵节署本”，内容包括经、史、子、集。船山的重要著作基本纳入此书，这是第一次真正全集性质的船山著作。

这些船山著作的重要版本的刊印，为二十世纪的船山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也为后世船山著作更加完备、全面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以前的船山研究主要受到理学的复兴、经学的兴起、小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为船山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便利。虽然这一时期船山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但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xywIUQuj/WGs7uPgG9nDJDr9DcxQQV+VBgNpPpwjA0fObUJRGfrLCJ5vDpQdz8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