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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船山学中，文学思想研究并没有占主导地位，而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只作为船山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保存、刊印和传播。
王船山在《述病枕忆得》中说：“昔在癸未春，有《漧涛园初刻》，亡友熊渭公为文序之。乱后失其锓本，赖以自免笑悔。”
癸未春是指 1643年，《漧涛园初刻》是船山自行刊刻的诗集，黄冈熊渭公序，但后来在战乱中丢失。船山的许多著述都是他自己编撰而成的。据研究：
从 1660年到 1669年的十年间，他完成了一系列著述。1663年，撰写《尚书引义》，批判玄学、佛学和宋明理学。是年 6月，又编《和遣兴诗》76首、《广遣兴诗》58首。1666年，撰成《四书训义》。1668年 7月，编《春秋家说》《春秋世说》成。1669年，编《五十自定稿》诗集，撰《续春秋左氏传博议》。1673年，撰《礼记章句序》。1676年，撰《周易大象解》一卷成。
1677年，他做出最后的选择，继续归隐，著述终老，是年编《礼记章句》49卷成。1679年 6月，编《庄子通》一卷成，编《六十自定稿》成，又编杂体诗集《柳岸吟》成。1682年 9月，编文字说专著《说文广义》三卷和政论专著《噩梦》成。1683年 3月，编《制义俟解》一卷成，10月，编《噩梦》一卷成。1684年，撰成《俟解》。1685年，撰成《张子正蒙注》，编《楚辞通释》14卷成，又病中作《周易内传》12卷和《周易内传发例》一卷。1686年，病中忆 29岁前的诗作，编为《忆得》，编成《思问录》。1687年，撰成《读通鉴论》。1688年，编《南窗漫记》成。1689年秋，重订《尚书引义》，编《识小录》一卷成。1690年，编诗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各一卷成，编《俟解》一卷成，编《七十自定稿》成，编定各种诗文评选，重订《张子正蒙注》。1691年，《读通鉴论》《宋论》定稿。
从这些船山本人编撰的作品来看，船山对于作品的编撰具有自觉意识，其编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后来船山作品的传播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船山去世后，最早由其次子王敔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刊刻了船山部分遗书，后世称“湘西草堂本”，“合计湘西草堂所刊船山著作迄今可以指称者凡二十七种”。
其中包括了《楚辞通释》《落花诗》《和梅花百咏》《洞庭秋》《仿体诗》《愚鼓词》《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等文学和诗学著作。
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一文中全面详细地概述了王船山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以及个人品德。其中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第一，王敔指出，王船山“以发明正学为己事”，“守正道以屏邪说”，将其学说确定为正统儒学以继承和发扬。第二，该文总结了王船山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的成就。“六经责我开生面”准确地概括了船山一生致力于儒家学术研究的决心，表明船山对于四书、六经等都有所研究和涉猎。史学方面则著有《读通鉴论》，“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倚伏之原”。
第三，船山在文章诗学方面的成就。“又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辞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分别做《庄子衍》和《楚辞通释》。“其他则《淮南子》有旁注，《吕览》有释，刘复愚集有评，李杜诗有评，《近思录》有释，皆发从来之所未及，而衷订其旨。诗集则有《自定稿》三编，《忆得》一卷，《后稿》一卷，诗余有《船山鼓棹》二卷，诗出有《龙舟会》一卷，《文集》一编。”
此外，《大行府君行述》还概括了船山的人格品德。如：“天性肫挚，见机明决”
，“忠义激烈，而接人温恭，恂恂如不欲语；及与人言为善，导引譬谕，终日不倦”。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船山在思想上的成就，而且能感受到船山的人格魅力。
康熙四十六年（1707），镇江张仕可任湖广分巡道时，王敔“录遗稿以呈，对曰‘先人志文其在兹’”。所呈之稿为船山《楚辞通释》一书。张仕可作序：“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著《九昭》，以旌幽志；更为《通释》，用达微言，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啸谷凌虚，抟风揭日。盖才与性俱全于天，故古视今藉论其世。”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平原董思凝任湖广提学使，王敔等刊刻船山《庄子解》，“遂以此刻见投，且属为引其端”。在序言中，董思凝称王船山“学老文巨，著述等身，于经史多所诠释论说，然颇散失”，表示自己“耳先生名旧矣”，称赞王夫之“既有得于南华之妙，又欲使读之者识达人之变化，则其所诠注，亦所谓知其解而旦暮遇之者欤！”
康熙五十年（1711）间，山西李周望任湖广学政，视学衡阳。王敔献上《张子正蒙注》，李周望为之作序，认为王船山与张载“异世同源”。他指出王船山“少负隽才，志行卓荦，于学无所不窥，扃户著书垂四十年”。
他认为如果没有王船山的阐发，张载学说之微旨难以彰显；如果没有对张载学说的阐发，船山之学亦难以发扬。“横渠之书，微船山而旨隐；船山之学，微横渠之书而不彰。”王船山之于张载，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颜渊之于孔子，是“附骥而名益彰”。李周望认为，船山隐世埋名，“其书虽存，未布于世，俾学者晓然识其书为横渠之功臣，其人为游、杨、真、魏之流亚也”。
他评价王船山“不汲汲于干禄取荣”，“不降不辱，任重道远”，“可谓勇于为善，能自得师矣”。
康熙末年，泰州缪沅督学湖广，为《王船山先生集》作序。缪序称船山“以为姚江之说不息，濂、洛、关、闽之道不著；濂、洛、关、闽之道不著，生民之祸将未有已……于是取横渠张子《正蒙》，章疏而句释之，于凡天地之本，阴阳之胜，幽明之端，物之所始，性之所受，学之所终，莫不烂然大明，而姚江之徒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吾以独知而率兽以食人乎？”
由此把船山学说提升至守正道、摒异端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来自地方官员的主动收集，另一方面由于王敔主动呈请，船山的部分著作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很多著作的序言中，都对船山的学说进行了评价和定位，也歌颂了船山的个人气节，但流传有限，并不十分广泛。
清康熙年间，潘宗洛“任湖广学政时曾延俊才入幕，襄校试卷，王敔与焉，由是乃知有船山，求读其书，为之作传付史馆，实为船山之第一篇正式传记”。
《船山先生传》中简单介绍了王船山的生平事迹，还说：“余所得见于敔者，《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而已。”
在王敔的《大行府君行述》与潘宗洛的《船山先生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大家对船山个人及其学术思想的理解、立场和态度。两篇文章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对船山的一生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张晶萍在《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中指出：“从私家著述到官方书写，有关船山记忆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潘《传》首先将王船山定位为‘故明之遗臣，我朝之逸民也’，然后围绕此一定位展开叙述。其所述王船山生平大节，大体不出王敔《行述》之范围，但加入了潘宗洛自己的想象与解释。细勘潘《传》与王《述》，在有关船山拒降张献忠、悲北都之变等事上，两者大体相同；而在有关王船山抗清活动的描述上，开始有异。……潘《传》指出，王船山参加南明政权抗清活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失败后‘隐而著书，其志有足悲者’；以为王船山若能改而图仕，不愁不发达，却‘终老于船山’，是所谓‘前明之遗臣’。潘《传》特别表彰王船山不屑为吴三桂写劝进表，是‘我朝之贞士’。与王敔《行述》相比，潘《传》超越了具体的人事，揭示王船山出处进退与朝廷、与志节之间的关系，也即站在国家与文化信仰的高度来评判王船山的学行。从这个角度说，潘《传》是对王《述》的提升，也是将船山记忆由私家著述转向官方历史公共书写的一次努力。”
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苏武进人蒋骥著有《山带阁注楚辞》，卷首《采摭书目》中已有《楚辞通释》：“余见闻甚木鲜，所阅前人注解，自汉王叔师《章句》、宋洪庆善《补注》、朱晦翁《集注》外，惟明莆田黄文焕维章之《听直》、衡阳王夫之姜斋之《通释》……其间得失相参，别为分疏，兼抒未尽之怀，附缀篇末，目曰余论。”
以上分析表明，这一时期，船山著作的流传程度和流传数量都非常有限。据有关统计：“在康熙四十年后的二十余年中，船山遗书的家刻本（主要是王敔湘西草堂刻本）、书坊刻本（包括汇江书室及其他书林刻本），约有下列二十七种：《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老子衍》《庄子解》《俟解》《思问录》《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夕堂绪论》《夕堂戏墨》《船山鼓棹》。”
乾隆年间，翰林院检讨、兼充三通馆纂修的余廷灿著有《王船山先生传》。他认为“其学深博无涯涘，而原本渊源，尤神契《正蒙》一书，于清虚一大之旨，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靡不有以显微抉幽，晰其奥窍”。他肯定了船山学说与张载学说的一脉相承性，还指出船山“立文苑儒林之极，阐微言绝学之传，则又有待于后之推阐先生者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成立，并着手编撰《四库全书》。船山著作得以入选《四库全书》，这表明船山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得到了高度认可，并由此获得广泛传播的可能。《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诗经稗疏”条云：“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惟以《葛屦》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未免穿凿……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
。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钟惺批评《国风》之余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
《四库全书》对于经典训诂类、考据性的船山著作予以保留，这成为后人评价船山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对于船山著作中的论述和阐发的内容予以查禁。“清乾隆四十六年，湖南巡抚刘墉奏缴销毁王夫之著《船山自订稿》《五十自订稿》《六十自订稿》《七十自订稿》《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以上八种，俱衡州王而农著。查王而农各种，语多违碍，又有称引钱谦益处，应销毁’。《夕堂绪论》，‘衡州王夫之撰，载有钱谦益《列朝诗选》等语，应销毁，又板片二十四块’。”
这一时期的船山著作大部分还处于查禁之中，从而影响了船山思想的传播和接受。
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在《儒林传稿凡例》中指出：“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举人，在桂王时曾为行人司行人；浙江黄宗羲，前明布衣，鲁王时曾授左佥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书以老。所著之书，皆蒙收入《四库》，列为国朝之书。《四库全书提要》内多褒其书，以为精核，今列于《儒林传》中，而据事实书其在明事迹者，据历代史传及钦定《续通志》例也。”
在这个《儒林传》中，王夫之被列入卷一，排在顾栋高、孙奇逢、李颙、黄宗羲后面，列于第五位。在具体的船山传记中，既对船山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简单概括，又介绍了船山学说中的多部专著，认为其“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最有根据”，“多出新意”，“辞有根据，不同游谈”，“可取者较多”，“确有依据，不为臆断”。
道光年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国史儒林传》把王船山放在理学人物中的上卷。虽然里面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充实，但这是对船山学术思想的又一定位，也为以后船山思想为更多世人所认识和认可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收录船山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一卷。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中云：“（《船山遗书》）旧刻之本类坊刻，且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道光乙亥（道光十九年，1839）寓长沙，时方辑《沅湘耆旧集》，征求先生遗诗。一日，先生裔孙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欧阳君兆熊访余于城南旅寓，以先生诗集来，且具道：先生六世孙承佺具藏各种遗书于家，世全将谋筹诸梨枣。余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以校雠之役属吾邑人邹汉勋。”
其中包括《诗经稗疏》五卷、《诗经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姜斋诗集》十卷、《姜斋诗余》三卷、《姜斋诗话》三卷、《姜斋外集》四卷。其中，《姜斋诗话》三卷分别为《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南窗漫记》，这应该是最早以“姜斋”命名的王船山诗学著作。此外，《八代诗选》和《四唐诗选》未见。
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集资整理和刊刻了《船山遗书》，收录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被称为“金陵节署本”。
参与者欧阳兆熊在《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中指出：“旧刻本邓氏显鹤所编《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者若干种。兹访得……《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诗集》十一卷、《诗余》三卷、《诗译》一卷、《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二卷、《南窗漫记》一卷……《姜斋诗剩稿》一卷，悉行刊入。惟历代诗选已见，而《文选》未见。”
刘毓崧在《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中写道：“邓氏显鹤《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者若干种。……待刻者二种：《夕堂八代诗选》《四唐诗选》。……目录已载未刊，今访得付刻者二十三种：……《愚鼓歌》《姜斋文集》《五十自定稿》……《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目录已载已刊，今补刻者十八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附叶韵辨》《诗广传》……《诗译》。目录已载另刊，今补刻者八种：……《楚辞通释》。”
曾国藩是使船山学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曾国藩与《船山遗书》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关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的真实原因。曾国藩《船山遗书序》写道：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操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
曾国藩认为，船山是孔孟之后继承圣学传统的重要思想家。自孔孟开创儒学，以仁礼并称，而后却逐渐变得“众流歧出”，儒家正统逐渐走向衰败。船山在此之际能发扬仁礼之学，发掘圣人之教的中华传统，值得赞扬和宣传。
虽然序言表明了曾国藩对船山学的态度，但是对于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表述则过于简略，后来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章太炎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一文中对“悔过”“攘胡”为曾国藩刊印船山著作的原因之说做了分析，他首先提出：
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
对于这些观点，后来的研究者都提出了质疑，认为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解释性。质疑者指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刊刻《船山遗书》同步进行，其负责的心态，用“悔过”“攘胡”进行解释，有些牵强附会。
许山河在《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一文中提出，曾国藩与王船山在思想上有若干一致之处。“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是因为他对王船山的气节、学问十分推崇，他与王船山在爱国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相通之处。尽管船山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儒家正统思想，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目的是借以弭乱趋治，维护封建制度，但此举使船山的学术著作得以保存和流传，其在文化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熊考核在《曾国藩为何力倡船山学》中指出：“曾国藩极力倡行船山之学是出于‘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船山学作为湘军的思想武器、作为提升湖湘文化的思想大旗的双重目的。”
雷慧杰、王鹏飞的《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指出：“曾氏刻书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个人方面曾国藩深受王夫之思想的教化与熏陶；二是曾国藩与道光版本《船山遗书》的编校人员有密切关系；三是曾国藩位高权重，具有调动人财物的能力；四是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
王兴国的《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篡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至于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即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文章还指出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
邓丽萍、邓纯旭的《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则认为：清廷对王夫之态度的转变让曾氏敢于刊刻；恩师、亲友的影响促使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无论出于个人原因，还是受时代的影响，都对船山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对中国出版的影响。王建辉《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奠基人。“船山遗书的刊行，对船山学术的光大，对近世新启蒙思潮还是有益的。”
无论曾国藩出于何种目的刊印船山著作，都为船山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是功不可没的。通过掌握曾国藩和《船山遗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窥见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船山学说传播的方式、渠道和接受度。
自清同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是刊刻印行《船山遗书》的黄金时代，官刻、家刻、坊刻应有尽有，翻刻的单种本也不少，尤其是湖南刊刻的《船山遗书》更多，收藏的单位和个人也较为普遍，各学署、书院、学堂、社会团体，莫不购备此书，这为船山学说的广为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这些版本的整理刊行说明船山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传播，虽然其间也有不太顺利的时候，但是并没有阻挡船山思想的流传。这既受历史政治原因的影响，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