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思潮的涌动与现代设计意识的启蒙

一、洋务运动的铺垫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

民国前期是中国设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必然与宏大、广阔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又与当时人们的文化观念、社会风尚和价值标准等因素相互关联。

清末民初，在中西方设计文化发生激烈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长久以来封闭保守的文化生态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西方文化的冲击迫使中国文化的状态发生改变，设计领域也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不过，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开启的，让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东方古老国家去接受西方工业文明，过程异常艰难。

中国的现代设计意识萌生于 19世纪后半叶至 20世纪中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直接关联的因素是洋务运动的开展。1861年前后，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该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付诸实践，洋务派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 。正是洋务运动的推进，中国社会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的制器技术。

洋务运动的主要举措在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诸如轮船、铁路、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这成为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重要推动力。除了大力兴办工业，洋务派在教育方面也开始了派送学生出国深造、建设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仅客观上在一定程度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做出了初级却必不可少的铺垫。

洋务运动的诸多举措更多局限于器物层面的改良，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内容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不可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持久的文化动力。不过，这场持续三十多年的运动的确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中以物质层面的内容为主，同时包含文化层面的内容。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中国惨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过，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运动本身的失败而终止，从文化更迭、社会演进的层面来考察，继洋务运动之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以及此后更具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影响，无论后面这两场运动是对前者的超越抑或是对前者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洋务运动的延续。

洋务派的没落无形之中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契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继续探索中国变法自强的道路，他们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大加宣扬，主张以效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为宗旨，已经超越了洋务派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模仿和学习。通过维新派的努力，传统的儒道宇宙论开始逐渐被进化宇宙论所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也得以广泛宣传。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还开辟出崭新的共和之路。然而，封建主义制度根深蒂固，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彻底消除，而且，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大搞帝制复辟活动，极力宣扬《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与此同时，很多反动势力借机起事，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唯有唤醒国民才能改变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唯有创建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才能引领中国人摆脱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同这股尊孔复古的封建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实际上表明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失去往昔的控制力，无法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人们开始呼吁新思想、新观念，开始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设计的引擎也开始为时代发展的巨轮所拉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和准备之后，以西方理性思维、科学技术方法、现代文化意识为先导，开启了构建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时代工程，并且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发生

现代主义设计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正如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Crafts Movement）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他各种古典风格的反对，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抵触以及对手工艺生产的推崇；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放弃传统的装饰风格，倡导全新的自然装饰风格，积极探索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可能性；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站在手工艺与工业化之间的折中立场，在人情化与机械化相结合方面做尝试，对强烈原色和金属色的重视，对曲线、非几何形态的偏好……这些此起彼伏的设计风潮演变，都与社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种主义接着另一个主义，各种设计流派层出不穷，都有明确的理性思想作为支撑”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但从设计层面而言，各个领域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变化。在平面设计领域，广告、书刊、包装、海报等依然沿袭以往的设计模式；在工业设计领域，各种机械设备和生产制造工具采用的还是简单粗糙的传统设计方法；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领域，也尚未出现新的设计理念来应对各种新的变化。

不过，这一时期的设计领域至少开始孕育两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中产阶级迅速成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进而引发社会层面关于设计目标对象问题的广泛思考和讨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设计是否应该开始面向普通大众，不再以权贵阶层作为单一的服务对象；二是工业化大生产带来了新兴的产业模式，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前工业时代传统的生产方式，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商业规模扩展，都需要有全新的设计观念和设计风格予以指导。

社会层面对于设计目标对象问题的新思考，以及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于设计方法变革的新诉求，无疑都在倒逼西方社会设计改革的全面发生，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主义设计应运而生，相继出现了俄国构成主义（The Russian Constructivism）、荷兰风格派（De Stijl）、德国包豪斯（Bauhaus），由此也构成了现代主义设计的三大基石，共同搭建起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框架结构，战后又影响到世界各地，并且进一步演化为风靡全球的国际主义风格。

（一）俄国构成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受到革命精神的鼓舞，构成主义艺术运动出现，艺术家尝试用各种极具象征性的设计语言来支持革命，将艺术设计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使其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设计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

俄国构成主义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见图 3－1、图 3－2），它着眼于设计的功能性诉求，摒弃了一切装饰的形式，以简约的几何图形和纵横结构为设计基础，具有高度理性、功能化、几何化的特点，形成简约明确的设计风格。可以说，构成主义是一个既充满理想性与前卫性，又非常激进的现代设计流派，它用全新的观念去理解设计本身以及设计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强调设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性，即用设计的力量改变陈旧的社会观念，为人们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俄国构成主义与同一时期出现的荷兰风格派、德国包豪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共同成为构筑世界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石，在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俄国构成主义对民国前期设计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在通过各种媒介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因受到文化认知局限以及传播者不同文化立场的影响，其文化影响力有所削弱，但总体而言，俄国构成主义对当时国人认知世界的艺术设计潮流定位，以及借鉴新式的设计文化理念起到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而且，构成主义中所包含的革命意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整体需求，因而获得了中国设计师的广泛关注。这些或有形或无形的文化作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形成与发展。

（二）荷兰风格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没有被卷入战争，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艺术家们提供了避难所，其中有一些接受现代艺术观念启迪的艺术家开始了对前卫艺术道路的探索，由此也促成了荷兰风格派的形成。

荷兰风格派以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基础，“是一场集中于新的美学原则探索的单纯美学运动” 。荷兰风格派强调在设计中运用秩序化、几何化、抽象化的表现方式，以此创造出单纯和谐的视觉环境。为了实现这样的艺术效果，通常会以抽象的线条和块面作为基本设计元素，将它们进行有序的布置经营，有意识地避免对称。这些经过极简化处理之后的视觉组合存在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之中，各个元素在空间中又能保持相对的独立，从而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统一。其颜色使用也独具特点，基本是以黑、白、灰或红！蓝！黄三原色为主（见图 3－3、图 3－4）。

作为现代艺术设计运动的重要流派之一，荷兰风格派在建筑、产品、绘画、雕塑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现代设计发展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是全方位的。尽管荷兰风格派简约抽象的艺术风格没有在民国前期的中国设计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也不乏模仿者和追随者，同样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德国包豪斯

包豪斯是现代设计教育诞生的标志，也是现代设计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现代主义风格的代名词。包豪斯于 1919年在德国魏玛市成立，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设计学院，1933年受纳粹政权迫害而关闭。它非常注重制造工艺与设计艺术的功能性，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大众生活而设计”的先进理念（见图 3－5至图 3－7）。这所学院由德国著名建筑家、设计理论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创建，通过十多年的努力，集中了 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新的设计，特别是俄国构成主义运动和荷兰风格派运动的探索与试验成果，并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欧洲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大成的中心。

与同时期及此后很多艺术设计流派不同，包豪斯不仅提出了新式的设计观念和形式，还从社会结构、文化演变、技术目标等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套系统性的设计教育方法。“包豪斯是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对‘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把这一观念在现代设计艺术教育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运用，从而创造出符合现代设计艺术规律的教育模式。” 可以说，包豪斯提出的这套设计教育主张为我们建立了系统化、规范化的现代设计教育准则。

比较而言，同样为现代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包豪斯和荷兰风格派在中国的影响力都远不及俄国构成主义，这种状况的出现，皆因俄国构成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关联，更富有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与中国社会当时普遍高涨的革命情绪相契合，所以得到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崇。

可以说，现代主义设计从观念到风格，都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等基础原则相一致。在设计观念方面，它打破了几千年来设计为权贵服务的立场和原则，并开始提出极具民主主义色彩和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即设计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主义设计希望通过运用全新的设计理念创造出能够服务于普通民众的产品，并借此提高民众的文化体验和审美感知能力，很显然，“现代主义设计的本质是要推动大众适应现代的生活和审美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必须以现代生产手段作为前提条件” 。在设计风格方面，现代主义设计迅速适应工业社会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同时具有明确的反古典主义、历史主义、装饰主义，崇尚简约主义、功能主义、未来主义等特征，具有完全不同于前工业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不同的设计领域都有清晰的呈现。

由此可见，现代主义设计不仅有新形式的建立、新材料使用，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革新，可以说，现代主义设计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的经济形态、科技水平、审美趋势紧密关联，其中最具生命力的是它的革命性和民主性，这些内容又广泛地影响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导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对民国前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现代主义设计提出的设计理念以及做出的各种设计尝试，完全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又必然会成为我们系统化学习和借鉴的障碍。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在工业文明全面推进以及社会改革快速发展方面的诉求具有一致性，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稀释和消解了部分因差异化造成的影响。

三、新式文化观念引发的设计意识启蒙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早期洋务派在器物层面的改进举措，到维新派在制度层面的改良尝试，再到辛亥革命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摧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无论是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还是从“教育救国”到“美育救国”，都在有力地推进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是在这种持续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中国的设计文化也逐渐从旧有文化体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而为此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做了思想层面的准备和铺垫。

（一）现代设计意识启蒙中的民主与科学

民国前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引起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进而逐渐蜕生出崭新的设计文化形态，换言之，如果中国人思想领域的变革不曾出现，新的设计文化形态也无从谈起。在当时，西方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并由此激发出新的思潮学说、文化理念和价值标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开始形成了关于设计发展新的问题意识，新观念和新思想在设计领域迅速传播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前期的设计是随着历史沿革，一起步入跨时代的新纪元的，对于设计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民国前期的设计发展状况，我们会发现该领域的变化不仅仅是设计文化形态的转型，更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必然产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遽变，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转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立国宗旨与旧有的帝制皇权文化有着根本性区别，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观念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迅速传播，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很多内容开始被更具现代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内容所取代，这些变化在设计领域同样有着清晰的印证，并且通过设计实践得以视觉化、实物化地呈现。

以服装设计领域的中山装为例：“衣服上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毋忘传统美德的象征；五个门襟扣象征五权宪法，即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这五种权力各自独立；三个袖扣则表征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衣袋上的四个纽扣代表人民拥有的四权，即选举、创制、罢免、复决；盖兜的倒山形是笔架的象征，表示对文化人的倚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装的设计具有一套完整的设计理念，糅合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体现了政治权力规训、引导的含义，符合当时民主风尚的潮流。而且，中山装的立翻领、笔袋口、表袋等细节设计，与“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生活主张相一致，充分地展现出民国前期独有的文化潮流和时代特征。

在建筑设计领域，我们也能够捕捉到民主与科学思想对设计的影响。一方面，当时租界、租借地和附属地城市的基础建设设计活动逐渐增多，兴建了大量配套西方资本输出的功能性建筑，如火车站、银行、工厂等，这些建筑的设计工作在早期主要由洋行“打样间”的匠商负责，后来逐渐被西方专业建筑师替代，建筑设计也因此注入了更多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另一方面，早期留洋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回国，陆续开设起独立的建筑事务所，他们的设计方法和设计风格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建筑设计中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方法，突破以往的框架束缚，进而探寻出新的设计发展路径。由于以上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传统建筑设计中关于礼制、皇权、等级等方面的思想被消解，具有现代主义理念和风格的建筑系统开始建立，民国前期的建筑设计开始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建筑设计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从民国前期设计领域的变迁可以看到，设计领域中的每一股思潮、每一场运动、每一种风格的出现都有着十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具体包括文化形态的演变、科学技术的创新、知识分子的思考、设计师的探索、民众的回应等。

（二）现代设计意识启蒙中的革命与自由

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设计观念的转变和设计手法的创新，使设计从风格到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革命与自由思想观念的出现，同样为民国前期的设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军阀混战的局面结束，此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确保了经济相对稳定发展，为设计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由于国共两党决裂，再加上外部侵略势力的威胁，中国尚未实现解放和独立，在革命起义与对外抗争的时代环境中，革命胜利与向往自由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主旋律，也为这一时期的设计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革命与自由在广告设计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的月份牌广告中有不少爱国主题的设计，用以表现国人对侵略者的抗争以及对战争胜利的期盼，并起到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最著名的广告设计有：以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为题材的系列抗敌报国广告、提请国人注意国家危亡的地图系列广告、蔡廷锴将军题字的胡文虎万金油系列广告等。” 除此之外，月份牌广告还以时髦女性形象为广告主体，展现出颇具时代特色且饱含生活气息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其中还有不少涉及提倡放足、婚姻自由，追求个性时尚的主题，无不体现出整个社会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些颇具创造性的设计作品，一方面推动了当时广告设计的变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使革命胜利与向往自由的文化理念广为传播。

在人们以往的认知中，很难把知识分子与设计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理念的冲击，自由、开放、求是、创新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其中包括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画家等，他们逐渐抛弃旧观念，开始以全新的思想和饱满的热情参与设计之中，在设计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这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是职业设计师，却又大量参与设计活动，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鲁迅、闻一多、叶灵凤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设计事务，或是亲自从事设计活动；或是参与设计过程，指导设计人员实现他们的设计诉求；或是将外国的艺术风格引入中国，进而对中国的现代设计施加影响。此外，“很多工厂、商行也都设有自己的设计室和制作工场，南洋、英美、华成烟草公司还专设从属于公司的驻场设计师，陈之佛、张光宇都曾担任此职” 。

民国前期，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与新文化有着直接关联的领域，其中以广告设计领域、书刊设计领域、服装设计领域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而像陶瓷、木器、玉石这些较为传统的设计领域则相对滞后，这些相对滞后的领域或是继续沿用陈旧的设计和生产方式，或是因工业生产发展缓慢而停滞。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现代设计发展同革命与自由密切相关联，新一代的设计师以革命的姿态与自由的精神在和新文化相关的领域开疆拓土，还无暇顾及那些与新文化关联不甚密切的领域。

四、现代设计意识启蒙的发生与发展

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民国前期爆发出异常旺盛的时代生命力，思想文化领域高度活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期间发生着异常激烈的碰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现代设计意识启蒙的发生与发展也由此展开。

（一）新式设计教育的开启及设计机构的出现

清末民初，在社会激烈的变革和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西方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的广泛传播，旧式的中国传统设计教育制度迅速瓦解，西方新式的设计教育体制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从 19世纪中期开始，源自西方的新式教育制度在中国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自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业教育思想取得了社会共识并被付诸实践，诸如工艺局、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相继开设。除此之外，欧洲传教士也开办了教会学校和新型工艺设计机构，这些新式的教育机构对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制定颁布的教育政策又进一步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也因此迎来新的契机。在学校的基础教育方面，不仅在一些综合型学校中增设工艺美术类的课程，还创立了专业的工艺美术院校，为设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保障。设计教育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蓬勃发展起来，1912年底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1919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武昌美术函授学校成立，1922年南京美术专门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成立，1925年无锡美术专门学校成立……这些院校积极引进西方的现代设计教育思想，大力发展和完善工艺美术相关的课程教学，为当时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民国前期的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从早期被动通过西方传教士来获取西方设计教育理念，到此后政府和民间主动在现代设计教育建设方面的种种努力和尝试，逐渐在设计教育领域开辟出新的局面，开始了更为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探索。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相继回国，他们通过创办设计事务所或主持相关部门的设计工作，在民国前期的设计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曾经在法国巴黎受过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庞薰鯣为例，他于 1932年在上海创办“大熊工商美术社”，并组织工商美术类的展览，虽然该美术社存在的时间有限，但这种新式的设计机构组建形式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庞薰鯣等设计先行者的带动和启发下，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设计师开始仿效其做法，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设计工作室、设计社团相继出现，这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设计机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设计事业的发展。

（二）以图形纹样为起点的商业设计创新

民国初年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为商业设计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不过，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业基础还非常薄弱，在商业设计中对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受到很多技术和成本方面的制约，而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图形纹样的创新就成为商业设计创新的主要突破口。

在初始阶段，国人普遍对商业设计的认识不够充分，大多将其视为微缩画的纸质印刷品，因此也造成当时的商业设计方案大多构成复杂、元素烦冗，还有不少完全照搬传统吉祥纹样，这也导致各类商业设计显得既陈旧又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商业设计还没有形成不同行业属性和不同地域特点的差异性区分，也没有体现出现代设计中所倡导的简约、抽象、去装饰化等特点，尚处于由传统图形纹样设计向现代设计过渡的阶段。

此后，在与西方商业设计的竞争和比较中，民国前期的设计师开始尝试用更为现代的设计手法去处理传统的图形纹样，在保留其传统文化意味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气息。受到现代设计观念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商业设计在表达上开始呈现平面化、几何化、抽象化的特点，并由此逐渐建立起现代的设计意识。

民国前期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也在持续推进商业设计的改进和完善，各种相关的设计、排版、印刷等制作环节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程序规范，各种新推出的设计方案也开始兼具新颖的设计创新手法、丰富的文化寓意和良好的视觉传播效应，逐渐成为民国前期中国在现代设计方法探寻方面的视觉承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除了以图形纹样为起点的商业设计创新之外，其他不同类型的商业设计创新也逐步发展起来。“照相、戏剧布景、舞台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报刊版面设计、广告装潢设计、商业标志设计等一批在传统设计形式中没有的新设计形式开始形成。包装、书籍装帧、纺织品设计、服装设计以及建筑物室内设计、壁画设计等也在各自领域不断扩大设计范围，呈现出与传统设计完全不同的新面貌。”

尽管薄弱的工业基础对民国前期商业设计发展造成限制，但不能忽视的是，当时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仍然为现代设计意识的建立开辟出了新的平台和契机，设计领域呈现出来的崭新面貌也表明了民国前期现代设计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三）传统设计文化形态的打破

民国前期，西方文化思潮迅速席卷而来，除了广泛传播民主、科学、革命、自由等思想外，各色各样的现代艺术、现代设计观念也纷至沓来，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设计文化视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的艺术设计领域异常活跃，传统艺术所尊奉的写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受到摄影的极大冲击，很多艺术家开始探索新的艺术发展可能性，以巴黎为中心的印象派、以德国为策源地的表现主义等重要的艺术运动开始出现，立体主义、野兽主义、未来主义等新的艺术流派产生，各种新的艺术观念、表现方法、创作材料得到了广泛的尝试和应用。与此同时，设计领域的各种运动也此起彼伏，所发生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现代艺术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设计观念。

西方艺术设计领域的变化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传入中国。早在民国初期，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就开始选送留学生前往西方国家学习艺术设计相关的知识，这些留学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陆续学成归国，他们通过举办艺术设计展览、创建艺术设计社团、筹办艺术设计教育机构等方式，在国内掀起了学习西方艺术设计的热潮。

与此同时，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国人了解西方的艺术家、设计师、艺术设计作品、艺术设计运动提供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信息来源，这些纸质媒介亦成为当时传播西方艺术设计资讯的重要途径。

与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相比，来自西方的艺术设计理念和风格有着迥异于东方的文化逻辑和表现方式，这些新鲜事物突然涌入，对长久禁锢在传统文化场域中的国人产生了强烈刺激和巨大冲击。加之，各种复杂历史文化和时代因素的掺杂，民国前期的设计领域对西方艺术设计的追捧愈演愈烈，当时西方各种艺术设计风格在中国都不乏大量的继承者和模仿者。

在广告设计领域，民国前期的设计师开始在商业设计方案中推行各种新式的字体设计、图形设计、版面设计，绘画性艺术开始让位于真正具有新时代意味的现代设计，设计中多采用构成化的方式，以抽象化的视觉语言作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元素，同时追求新颖的形式和简洁的样式。

在建筑设计领域，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所提出的诸如“少即是多”“装饰即罪恶”的主张得到推崇和贯彻，这一时期中国的建筑设计开始与以往传统建筑中追求烦冗装饰风格的做法拉开距离，极力效仿西方推行的标准化原则，在设计风格上大量使用简单几何造型和中性色彩，在设计布局上偏好采用不对称的手法，对建筑的实用功能有着极致化的追求，在材料使用方面也尝试改变几千年来完全依附于土木石材的传统，开始使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材料。

此外，在其他诸如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室内设计等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正是由于民国前期对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迅速回应与跟进，当时的设计发展迅速摆脱旧有的文化轨迹，传统的设计文化形态开始被打破，中国设计的发展已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些变化无疑为中国现代设计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0H4+dshrapVzX7jb0kb9lYjT9bFersG85nuc2sz4FCdMdrqSngeG3oMiWbEP+J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