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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设计是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后应运而生的，然而，社会活动中的设计行为实际上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已经发生，可以说，设计行为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无处不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各种物件，大多也是经过设计才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相伴相生。
当我们讨论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构建问题，会关注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例如，如何厘清传统与现代、设计与文化等相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界定当代文化情境中的现代设计概念？如何在跟进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确立现代设计中的民族文化身份？如何在梳理现代设计的文化脉络的同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会发现，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无法绕开一个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朝历代的文化元素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汇聚而成的，它不仅是先人留下的瑰宝，更是我们现当代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只有当我们具有从中发掘出构建新时代设计文化元素的能力时，才算真正找到了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也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遇到了历史性的契机，在西方现代设计文化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势下，作为对文化单一发展模式的回应和反动，构建和发展具有民族文化身份的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无论恰当与否，设计师都习惯性地在设计中加入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元素，以此来彰显设计的历史性、民族性和文化性，尽管有不少设计的文化关联构建显得刻意而牵强。
在各种现代商业设计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的风潮，除此之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如将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创新的内容纳入课程培养体系之中，开始成为国内各个设计院校的共识。
然而，这种风潮的出现，究竟是由于时代环境完全具备了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各种条件，还是出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深刻洞察，在艰难的时代情境中开辟出设计文化创新的崭新路径，抑或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长期被强势的西方现代设计文化所遮蔽，因此被迫无奈地举起这面形式主义的大旗？无论如何，在抛开各种可能的原因和动机后，我们会发现，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被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度消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经常被生搬硬套到设计之中，成为获得经济效益的噱头、道具和手段，因此也很容易变成被抽离具体内涵的空洞符号。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现代设计中刻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做法，表面上看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实际上造成的负面效应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全社会充斥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粗暴的解读方式时，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撕裂民族文化元素内在的美学逻辑和思想深度，由此会进一步造成现代设计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疏离感，对于建立设计对象与民族文化元素的关联也毫无裨益。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不能浮于表面，不应采用强行嫁接的方式，也不应成为单一俗套的刻板模式，而是应当在对文化底层逻辑深度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解码和转译，以有意味的设计创新方式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路径，这样才能够真正引发人们的历史情感共鸣与时代文化认同，从而实现中国现代设计中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文化传承创新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实际上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我们既没有过往的经验可作为参考，也没有现成的规则和套路可供遵循。
实际上，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构建，更需要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我们面对的是一项时代性的系统工程，不是依靠一股暴风骤雨式的设计风潮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构建还需要我们落实到点滴的、务实的、持久的努力和尝试之中，甚至需要我们几代人的持续付出和积累。
进入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对于设计的影响无所不在，最显见的变化在于，各种设计软件在数字媒体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环境空间设计、服装设计、首饰设计等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设计效率，还赋予了现代设计以新的形式和风格。此外，通过各种数字技术与现代设计方法的结合，生成交叉型创新设计领域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关于中国现代设计中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问题，同样离不开新技术的全面介入和推进，特别是在现今数字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有关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诸多设计活动中，数字化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数字化技术成为其中的重要推进手段。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项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探索和尝试。该项目包括六个子课题，分别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验证与典型示范”“复杂几何对象高精度数字化重建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色彩的反演与再现”“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多元数据检索与知识发现”“雕塑、壁画类文化遗产的虚拟复原”和“文化遗产的个性化自适应展示方法”，旨在对敦煌的数字化保护进行基于艺术规律的科学数据验证和推理，并且基于科学原理对其展开艺术演绎。项目团队通过多学科交叉的工作模式，充分运用当代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探寻信息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和价值传承的新途径。
2018年 9月，E－MAX “重返·西洋楼”沉浸交互秀在清华大学首发，该展览是以 360度沉浸交互空间呈现历史遗址。旨在以设计的方法、技术的手段和艺术的形式重新演绎中国故事。该展览以交叉融合创新的技术化手段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传播，通过 360度沉浸交互空间呈现海晏堂历史遗址，其中大量运用了数字测绘、虚拟拼接、色彩复原等数字化技术。
以上这些案例都充分说明，数字化技术在现代设计的更新换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是数字化技术的大量介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手段，成为中国现代设计中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重要依托。
而且，从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数字化技术已然成为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当代的民族文化正受到数字化技术的重新塑造，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技术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共同基础是人类创造力的延展，其中蕴藏着对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向往，在民族文化身份构建中充分引入数字化技术，让我们更有信心达到与当今数字化时代相对应的设计智慧高点。
回顾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其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在于积极价值观念的建立，这种价值观念一定不是以过度商业化为主要诉求，而是跟随着理性、人文的发展步伐。正如当年包豪斯用理性的、科学的思想来重塑设计观念，强调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以人而不是以产品为设计目的，在设计中结合机器大生产的特点和优势，开展标准化的设计运行模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通过价格控制来满足广大普通消费者的基本商业诉求，这才奠定了现代设计的重要根基。
实现中国现代设计中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必然也要处理好设计与文化、商业、消费之间的关系，在遵循基本的商业道德和商业规范的前提下，在其间找寻平衡点，通过积极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和维系设计行为的健康发展，避免将短期兑现的商业利润作为设计追逐的首要目标，避免将设计异化为鼓吹庸俗消费观的助推器。
商业经济因素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商业经济的迅速增长，消费主义开始滋长，而设计的过度商业化也成为干扰我们在现代设计发展中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
为了追求经济上的收益最大化，很多设计公司不去潜心进行研究，觉得做设计研发耗时耗力，转而对市场上已流行的设计风格进行模仿和抄袭，甚至还冠冕堂皇地打着国际化的设计旗号。我们看到，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之中，不少企业极力谋求商业利益，但又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于是便在模仿抄袭方面做足了文章，经常采用的手法或是将国外流行大品牌的设计方案拿过来稍微修改一下，或是将国外一些小众品牌的设计方案直接照搬过来，尽管这种做法不断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但由于其中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屡禁不止。很显然，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仅仅能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对中国设计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民族文化很容易成为商业变现的附属品，在这种目的预设的情况下，对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往往背负过多功利主义的诉求，难以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刻思考和把握，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往往被抽空，仅留下形式化的表现主义躯壳，这不仅无助于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反而会让民族文化沦为庸俗文化的代名词。
实际上，设计与商业之间密切关联，设计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支撑，而商业在具体应用领域的内容注入和精细化发展等方面也需要设计的全面参与，而且，现代设计的快速发展也成为商业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在中国现代设计的文化体系构建中，厘清设计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新的时代赋予中国现代设计新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当下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庞大的社会需求，中国现代设计体系的构建需要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包括关注历史文化的创新，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而只有回溯到文化根性的层面，坚定民族文化信念，避免过度商业化的侵蚀，才有可能构建出具有时代生命力的设计文化体系，进而实现服务国家经济的目的，以更充分地彰显出民族国家的智慧和情怀。
毋庸置疑，除了商业化，现代设计还有更多值得去追求的目标，曾经在西方世界流行一时的有计划的商品废止制度并不值得我们效仿。中国现代设计的文化体系构建，应当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建立起对节能、环保、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等问题的思考和行动，抵制扭曲的消费观念，树立起诸如绿色、低碳、可持续等更为积极的消费观念，这些才是中国现代设计中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真正价值。
设计不仅仅是探讨美学层面的问题，还牵涉自然观念、历史情感、人文关怀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念融入现代设计，才能够保持现代设计的持续性发展，其中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同时包括社会文化的可持续，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现代设计民族文化身份的必然要求。
“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理想的人格品质，为历代文人儒士所推崇。将“仁爱”的观点注入现代设计中，就是要讲求“设计的善意”。“设计的善意”涵盖多个层面的内容，充分考虑设计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技术属性，在设计中权衡经济、社会、自然、道德等多重因素的关系。不论体量的大小，也不论价格的高低，都可能构建出“善意”的设计，重要的是贯穿在其中的人文理念和创新思想。
“设计的善意”包含绿色的、可持续的内容，按照绿色设计所遵循的 3R原则，需要在设计中减少环境污染、减小能源消耗，以实现对产品或零部件的回收再利用。绿色设计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仅在设计中要确保基本的使用功能、年限、质量等方面的要求，还需要考虑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可维护性、可拆卸性等方面的问题，以符合生态系统目标的设定。
工业文明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耗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问题的升级也不断提醒我们在对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构建中，应对现代技术可能引起的环境及生态破坏问题予以思考。
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以“设计的善意”为引领，以构建出可持续的现代设计发展系统。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中考虑有限的地球资源的开发和使用问题，在设计中建立可持续的价值理念，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也要兼顾子孙后代的需要。设计要以不破坏自然环境、确保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为前提，注重人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在通过设计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消融能力，避免因过度设计而造成资源浪费，预防设计成为助推无节制消费的手段。当然，适度的设计不代表用简陋的外观和粗糙的材质来换取低廉的价格，我们在控制设计成本的基础上依然能够做出好的设计，释放出“设计的善意”。
“设计的善意”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重视长期被忽视的人文价值需求，关注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特别提倡通过设计来帮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妇女、小孩、残疾人等，体现出人性关怀和社会公正。20世纪60年代，维克多·J．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中提出的设计价值理念，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如帕帕奈克所倡导的，设计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止于创造商业价值，它应当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设计民主化的层面来看，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作为设计使用主体的人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使用主体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体现出对其的多维度关注。并且，这里所说的多维度关注并不止于技术层面的关注，还牵涉价值理念层面的关注，这就离不开在设计中对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建立。
在现实应用场景中，我们会发现，由于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缺乏，不少看上去不错的设计方案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样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还会在便利性、安全性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以盲道设计为例，有人做过实验，在大城市的盲道上闭眼行走，经常会被各种障碍物挡住去路，甚至会发生危险。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我们所倡导的设计价值追求中是应当坚决杜绝的。
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外来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应该通过了解和学习对方的优秀文化成果，来促进设计的共同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建设和发展必然需要借助其他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环境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便捷，万物互相关联和各种信息资源的无缝对接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除了强调民族自身的独立价值外，还有着不同民族文化互联的含义。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正趋于某种层面上的世界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互融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潮，完全孤立的单一民族文化几乎不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下，中国现代设计文化体系的构建不可避免地需要学习和借鉴不同的优秀的外来文化成果，同时结合自身文化的特点和时代的需求加以创新，以此在现代设计发展中探寻出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方法和路径。
由上可知，我们的现代设计发展需要与时代接轨，与世界各国文化展开对话，在有效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系统性的设计创新，既不能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转而盲目跟从外来文化，也不能妄自尊大，不理会时代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应该与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民族文化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重要的素材来源和根本性的精神支撑，而现代设计可以成为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设计的生命力在于其迭代更新的永不间断，不仅需要内部的演绎变化，对自身民族文化进行挖掘，还需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养分，在保持自身根基和特色的前提下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在现代设计领域具有绝对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构建出了独特清晰的设计文化体系，以及达成了有着广泛共识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通过对这些设计强国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在现代设计中所传达的思想内涵，以及所呈现的风格样式，都是从自身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演变而来的，它们将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以民族文化作为现代设计发展的基本支撑，由此凝聚起现代设计中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进而引领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应当借鉴的是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演绎方法，而不是局限于对现代设计观念与风格本身的过度关注。
在此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交流的同时，除了互融互通之外，相互之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影响力相对处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经常会面临西方文化的倾轧。“西方凭借其在硬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人为地将文化主权国家主客二分，视自己为权力主体，将东方客体化、他者化，并以主体的‘优越性’和‘支配性’为据点，强迫‘他者’被动接受其价值观念。西方的目的在于将硬实力方面的优势转化为软实力的优势，从而实现赢者通吃。由于硬实力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对文化输出的内容、方式等具有决定权；而其他国家，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
由此可见，文化上的殖民与反殖民因素依然存在，机遇与风险并存，这一点在设计领域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这种风险不可避免，我们构建民族文化身份就更有必要了，只有当我们在中国现代设计中构建出自己的文化体系，才能够明确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目标发展定位，进而避免在海量外来文化的裹挟下迷失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