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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郁文： 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写龄”的作家，很多人对您的阅读史比较感兴趣。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您也谈得比较多了，可以简单地聊一下。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作品有哪些？我知道您比较喜欢汪曾祺、萧红，还有哪些作家，对您的写作影响比较大？
鲍 十： 我可能属于读书比较多的人。喜欢读书，就觉得读书是个很舒服的事情。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那几个人，除了汪曾祺、萧红，还有一些外国作家。客观地说，外国的作家比较多，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读得比较多，像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伍尔夫、乔伊斯、加缪、萨特、马尔克斯、帕特里克·怀特、川端康成、胡安·鲁尔福这些作家的作品，其作品基本上都是反复读。另外，还有一些苏联作家，像布尔加科夫（写《白卫军》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那位）、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写《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的那位）等，也让我特别着迷。相比之下，那些传统作家的作品读的就少。
朱郁文： 按照文学史上的说法，西方文学有一个发展脉络，譬如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后面出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您的阅读史来看，后面的偏多一些，对吧？
鲍 十： 对。现实主义就读过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像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狄更斯、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但是不多。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我也反复读过。不过读的最多的还是现代派的那些作品。
朱郁文： 我感觉您的很多作品除了有汪曾祺、萧红等人的影子，也常常带有现代派的风格，这种阅读感受跟您受到的影响还是一致的。您说在黑龙江艺术学校的5年时间，您的精神世界从混沌懵懂一点点地变得澄清，才有了自己的意识，才逐渐懂事。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是读过的书、上过的课还是遇到的老师与同学？
鲍 十： 回头想想，确实是那样的。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逐渐成熟了，先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渐渐意识到了（我总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是晚熟的）。另一方面是在读书和听课的过程中增长了见识，也包括跟老师和同学的接触，总之点点滴滴吧。一个人的成长肯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读书。而且幸运的是，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以前（包括前一代人）不可能读到的书（因为没出过），比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萨特研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上下册）、《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等。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八十年代”。对当代中国来说，八十年代太重要了。现在中国的很多事物、很多现象，包括一些观念和意识，其实都来自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文学，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我们是不是还走在“前十七年”的道路上？这完全没法儿想象。
朱郁文： 您在采访中说，“一直以来，我都是按照我的节奏，从我的本心出发，慢悠悠地在写小说”，从作品量来看，相比其他作家，您的写作速度的确是不快的，有些作家非常高产，几乎每年都会写一部以上的作品，您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有没有非常规律的写作计划并照之实施？
鲍 十： 我一直在写，不过写得比较慢，写的也不多。有时候我也很着急，想多写点，也大致有个计划，这几个月要完成啥，再过几个月要完成啥，但很难做得到，有些东西最后就没有写，放掉了。这些年起初我一直在做编辑，后来做主编，做了十几年，事务性的事情多，除了编刊物，还要处理各种杂事，开很多会，写作时间就少了。当然后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自我安慰不一定要写很多，尽量写好点儿可能更重要。我写作主要在晚上，不参加聚会的话，九点左右开始，写到凌晨一两点。如果某一天不上班，上午也会写。
朱郁文： 您如何看待题材、风格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一个作家是应该坚持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以增强自己的辨识度，还是应该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风格，挖掘多向的可能性？
鲍 十： 你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作家特别在意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为的是增强自己的辨识度。有的作家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但他的辨识度仍然很高，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我个人推崇后一种作家。我特别推崇一句话，叫“文发乎心”，写作不是为了写而写，而是为了心而写。
朱郁文： 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在我主要是放弃了大，选择了小，放弃了诗意，选择了驳杂。”可否解释一下，您说的这个“大”和“小”的关系，“诗意”和“驳杂”的关系具体指什么？
鲍 十： 这是对我自己的写作所作的一个修正吧。前期作品，就是不用找任何资料从心里出来的那些作品，可能诗意的东西更多，进入《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的写作之后，觉得前期的那些东西在文学上或者在我的写作经历上太单调、太单一了，需要我进入一个更深入的、更广阔的思考境界。我这话主要是针对《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朱郁文： 野莽先生在《印象鲍十：从冰城踏入火城的马》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当年他跟您还有其他作家编辑的交往，特别有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也听很多人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和编辑之间、作家和作家之间的交往、沟通，像稿子的用与不用、提修改意见、相互切磋等，感觉很纯粹很真诚，那种互动的状态我听了很羡慕。您是一个作家，同时在杂志社的时间也不短，您觉得现在跟以前相比，这种互动状态有何变化？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
鲍 十： 实际上我的文学生涯是以编辑为主、写作为辅这样一个状态。退休之后突然很后悔，觉得这么多年真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要是这些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可能我的创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会好很多，起码会写得多一些。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编辑跟作家之间的交往要简单一些。当年的文学期刊发行量，鼎盛的时候，一个很一般的刊物都有几十万份，现在就是很好的刊物也就一万来份，一般的刊物就更少了。你想，当年文学的这种影响力本身就决定了当时整个文学的氛围，文学氛围也决定了编辑跟作家的那种关系，是吧？
朱郁文： 这方面跟以前确实没法比了。
鲍 十：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福克纳、海明威他们能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跟当时美国的一位编辑有非常大的关系，我在微信上转发了这篇文章，还写了几句话，也是我真实的认识，我是这么写的：“一国的文学取决于一国的编辑，一国的编辑决定一国的文学。”因为我做过编辑嘛，我知道这个。一个作品能否出笼，编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假如这个编辑业务能力不强，社会阅历也少，读书也少，就喜欢那些薄浅的、庸俗的东西，你怎么办？
朱郁文： 那您作为一个编辑是如何处理来稿的？在选用稿子时会不会偏向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者跟自己风格比较接近的稿子？
鲍 十： 这是难免的，肯定是首先选择自己喜欢的，打动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选择其他的。
朱郁文： 有没有这种情况，在编辑生涯当中遇到了一些作家和文章反过来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鲍 十： 这种潜在的影响应该是有的。但对我来说，这种影响负面的还多一些。你想，每天看大量的稿子，这些稿子大多数质量是不过关的，看多了能把人看烦躁。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处理，在单位要看稿子，晚上在家写作，写之前我要看一下好的作品来“消毒”，来清洗一下，才可以写。
朱郁文： 您作为一个编辑应该跟各种各样的作家（写作者）打过交道，您觉得在他们身上有哪些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让您觉得有必要聊一聊？比如他们的文风，跟编辑打交道的那种状态。
鲍 十： 这个要说起来就多了。人与人并不一样。我看到的各种好的、不好的，甚至龌龊的，那多了，比如功利呀，用得上就各种贴，不用了就不再搭理你，要知道能写文章的人都挺聪明的。不过这些没必要聊。对于一些青年作家，我要正面对他们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功利心太强，做人要有良知，要厚道，很多人毁就毁在功利心太强。也不要追求多和快，把作品写好写精更重要。
朱郁文： 您在《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自序里说：“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还要看他不写什么。”这个该怎么理解？如何知道作家“不写什么”？
鲍 十：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悟吧。因为我发现有些作家他会写某些文章，有些导演会拍某些电影，就是那些一味迎合、涂脂抹粉的东西，比如前一段很火的一部电影，这里不方便说它的名字了，这些作品其实是很让人讨厌的。但有些作家、导演他就坚决不写也不拍那些东西，他会坚持自己的反思和艺术探索，从这些你会看出来他们精神境界的不同。我个人更喜欢有思考、有探索性的而不是“擦鞋”的那种作品。
朱郁文： 接下来的写作，您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鲍 十： 最近一两年吧，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故，我大概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是写一个关于海岛的长篇，十几万字的小长篇，这个可能比那个《岛叙事》还要往前走一点，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东西；二是要写一篇关于霞镇的小说，把霞镇这个事儿做个完结，因为早期我还是把霞镇当作根据地来经营，后来慢慢地就放到一边了，最近还是觉得要把这个霞镇建起来。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支撑的？可能我会从这个思考出发写一个东西，在主题先行的情况下写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些都完成之后，可能会回头写点儿关于广州的小说，因为这几年在广州生活也积累了一些东西，有一些体会，包括非常个人化的生活体验。大概就这样。每篇文章我都希望它在形式上都能往前走一点儿，思想上也能往深里走一点儿，不会停留在重复的那个状态。
（原载于《粤海风》2020年第4期，有删节）
张欣：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意孤行》《谁可相倚》《依然是你》《深喉》《泪珠儿》《用一生去忘记》《浮华城市》《不在梅边在柳边》《黎曼猜想》《千万与春住》，中篇小说集《岁月无敌》《此情不再》《爱又如何》《你没有理由不疯》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