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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郁文： 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影响很大，所以一谈到您的写作，不可避免要谈到文学与电影这个话题，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鲍 十： 这要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文学和电影是艺术的两个门类，各自有对方取代不了的要素和特质，这个就不细说了；其次，好的电影，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多数是从文学改编的或者说有着文学的底子；最后，为什么文学改编的电影会好一些？我觉得原因在于，一个作家写小说必须熟悉生活，对生活有很深的体验和感受，就是说写出一个小说来它有很深的底子。海明威有个冰山理论，大家都知道，一篇优秀的小说出来，它就相当于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那极小的一部分，而海面之下的那一大部分就相当于作家的生活积淀。真正的好电影能给人带来心灵启示和震撼，而文学会提供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根据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有好电影，但数量显然不多。原因就是它缺少文学中的那种厚重的东西。而编剧很多时候是被动地“接活儿”，他所要做的是“编”，尤其当他要凭空写一个本子出来时，不管他有没有生活积累，有没有深刻的感悟，情感有没有受到冲击，他只要把故事编圆就行了，硬编出来的东西其底蕴是可想而知的。
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很多人说看电影是为了放松娱乐，“我累了一天、辛苦了工作一天，我还到电影院里去受教育，去接受一些沉重的东西？”“我就要找乐”。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对艺术、对人生包括对他自己的一种很浅薄、很不负责的认识。
朱郁文： 这个我很有同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如果觉得白天做的事让你感到很累、很无聊与枯燥，那就是说在精神层面没有给你太多帮助，然后你下了班还去寻求一种低层次的快感，依旧对精神提升没有多大益处，这等于说是始终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处在空虚状态，久而久之人的修养、层次和精神状态便可想而知。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调节，而是一种恶性循环。
回到电影这个话题，我前一段时间又重温了《我的父亲母亲》，看的时候还是蛮有触动的，中间几度泪目。反观当下的电影，虽然特效做得越来越强大，视觉效果越来越好，但总是没有看以前那些电影的感觉。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电影？
鲍 十： 我看的电影其实不是太多，当年我上黑龙江艺术学校，因为学的是编剧，要上观摩课（一周两次），那时候（20世纪80年代）倒是看了不少电影。当时电影就给我留下一个观念，好的电影不是现在说的那种大片，也不是画面好的、音乐好的，我觉得好的电影是能够进入灵魂的电影，用现在的说法叫“走心”。现在看来这种观念似乎是落后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被抛弃了。我觉得是挺悲观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电影被带偏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带偏的，反正偏得很厉害，完全偏离了电影的本质。我觉得电影最核心的东西是要触及人的心灵，要给人以启示。它为什么会走偏？我觉得跟人类的发展有关，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科技时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一直是有争议的，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它带来的伤害大于好处。最主要的一点是科技使人的大脑变懒了，最终会导致人的创造力萎缩。
朱郁文：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多数都不赞同您的这种观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科技中长大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科技了。我觉得科技层面的问题还不是主要的，目前的电影生态需要重新看待。上次佛山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有一个大众评委选拔环节，我去做评委，我试着对一些应试者提了一个问题：说一部你最喜欢的国产片。不少人回答是《战狼2》（《战狼2》是那次电影节的一个展映电影），由此我就想到当下的电影生态的一些问题。思考我们的观众的审美趣味是什么？导演的审美趣味是什么？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就您个人的经验而言，您觉得当下的电影生态如何？我说的这个电影生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影视圈感兴趣的题材，导演们在拍什么电影？二个是观众喜欢、追捧的电影类型是什么？三是政府层面倾向于让什么样的电影公映？
鲍 十： 这个问题有点大。我是这样理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精英，另一部分是大众，不管你承不承认，始终存在着一个现象，即精英引领着大众往前走、往上走。但是，现在出问题了，现在的精英（权且还用这个词）不得不迁就大众，内容上的媚俗、单纯追求票房、利用民众心理做投机等。单就票房而言，客观来看，票房好的不全是好电影，票房差的也并非不是好电影，但当下的情况是，票房好的低水平电影很多，因为这些电影迎合了（注意是迎合而不是引领）观众的趣味。很多导演编剧都在放低身段、迁就观众，慢慢丧失了作为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
朱郁文： 有一个现象我不太能理解。就是我们很多优秀的经典的电影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00年前后拍出来的，但是越到后来好像越不行了。就拿第五代导演来说，他们在早期都拍出了不少好电影，但到后面他们都成名、成腕儿了，不缺资金也不缺资源了反而拍不出好电影，有人说他们集体沦陷了。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鲍 十： 这个问题我倒没认真想过。确实有这个现象。我觉得有一个“场”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跑偏了，跑偏了之后就有一种观念进来，时间一长就形成一个场。我觉得就是票房这个指向标，导演都难逃这个魔咒。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比较，比如哪个大导演拍一部电影，票房不行，然后谁拍了一部电影票房很好，大家就会向票房好的那个看齐，比来比去，丧失了做电影的初心，它是慢慢沦陷的。
朱郁文： 您说的这个场，这些年体现得挺明显的，喜剧类恶搞类以及主旋律战争题材的涌现和受宠，背后其实就是票房在主导。说了大的方面，现在谈谈小的方面。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从文学跨界到电影？
鲍 十： 到现在为止，我只写过三个电影，一个是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一个是张加贝导演的《樱桃》，是一部中日合拍片，还有一部也是张加贝导演的，叫《天上的风》。
《我的父亲母亲》那个电影是1998年拍的，1999年公映的。1998年，我发了一篇小说（指中篇小说《纪念》），是在《中国作家》1998年第1期发的，当时我正在外面写东西，还未看到样刊，快过年了我就回到单位，同事告诉我有人打电话找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就打回去，对方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跟我说张艺谋要将《纪念》拍成电影，约我过了春节去北京具体洽谈合作事宜。整个改编的过程就是我写完一稿就拿给导演组看，他们看完给我意见反馈，我再改下一稿，前后一共改了六稿，直到开拍我还在改。电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回忆，另一部分是现实，他们对现实部分的本子不太满意，他们就一边拍回忆部分，一边让我改现实部分，等到回忆部分拍完了，现实部分也改好了。公映之前还有一件事情，电影里不是有画外音嘛，需要配画外音，就又把我叫过去，写完之后他们再录音、再合成。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就是我对张艺谋的认识，之前很多人对他是有批评的，说他后来拍的片子不好，议论他的个人生活。我心里是替他抱不平的，我看到的张艺谋是特别质朴的一个人。他根本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说场面上的话可能还不如一般人。他只有在一个地方是滔滔不绝的，那就是谈剧本的时候。他跟人接触也是非常实在。举个例子，我后来跟他又有一个片子合作，但是后来没拍，那时候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改那个剧本。白天我在酒店工作，晚上他就过来一起吃晚饭，有时候会去找有特色的小店，吃那些特色小吃，我觉得这是一种表示友好的方式。他自己平时吃饭是非常简单的，经常一碗油泼辣子面就打发了。当然我们在一起也会聊很多东西，对人生、对艺术的看法，他基本上没什么大话。
朱郁文： 您的这些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张艺谋，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他是著名的大导演嘛，想象中大导演应该不是这种样子。另外，我觉得那时也是一个相对质朴的时代，人与人相处、做事也简单一些。包括拍电影也纯粹一些，导演看中一个本子，就找作者改，反复改，改好了就拍，虽然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对艺术对自己要做的东西能感觉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在里面，所以那个时代也出了很多精品。《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它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鲍 十： 应该说没有很明显的影响，但是潜在的影响还是有。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之前我没出过书，只是发了一些作品，拍电影那年我就出了两本书，这算是一种好的影响。还有就是电影在推动个人创作获得世俗的名声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影响还是有的。
朱郁文： 说到跨界“触电”，了解了您的经历，我倒是有一些感慨。在《我的父亲母亲》火了之后，您本应该有很好的契机去进军影视圈，也有了成名成腕儿的机会，但您刚才说了，到目前为止也仅写了3个剧本。这似乎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估计很多人会觉得您没有抓住、利用好那次机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鲍 十： 可能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喜欢写小说。电影毕竟是一个合作的艺术，编剧虽然很重要，但还是要跟人沟通，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我更喜欢一个人做事情，写小说基本上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儿。二是看合作内容。那个电影产生反响之后，确实也有人找我，想跟我合作，电影、电视剧都有。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先谈谈，看对方是要根据我的小说改编，还是要重新写，然后考虑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写、值不值得写，比如写某一个人的先进事迹、写某一个地区的发展，或者写某一个战争等。尽管有些开的价很高，但是我经过研究、思考后觉得不行，说服不了自己的内心，就婉拒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庆幸我放弃了那些东西，可能我那样走下去，大概会赚很多钱，但我觉得那不是我，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我宁可退回到我自己，做一些我能做的“小手工”，慢慢地做成自己，就够了。
朱郁文： 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也是能将人与人区别开来的一个东西。现在很多人想做编剧，觉得现在编剧比较缺，有前景。对于有志于从事编剧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鲍 十： 我接触过很多写小说和写剧本的人，对于那些有志于写剧本的人，如果他问到我，我会建议他从小说开始写，先把小说写好。一方面被导演发现和采用的概率更大，另一方面是对文笔、生活和思想的积累。
朱郁文： 关于“讲好中国故事”，您有何想法和建议？
鲍 十： 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说“讲好中国故事”，这要看你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之下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了。什么样的故事能够代表中国？是从表面上看还是从深层次看？我觉得真实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问题。有些作品（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也好）看起来让人很爽，像打了鸡血一样，但它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代表中国？这是一个问题。真实的中国体现在哪儿？体现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遭遇、感受就是真实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重点是讲好这些，而不是一些“假大空”的东西。
朱郁文： 您说的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作家纠结的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写出来的是他的真实感受，但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能是消沉的、灰暗的、悲观的、绝望的，由此可能招致一些人的批评，甚至被扣上“负能量”的帽子。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
鲍 十： 确实有这个问题。一个作品，好与不好必须综合地去考量，如果大家都相对一致认同它好，那它就是好作品，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就能刷掉很多，剩下来的就不多了。另外，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标杆，现在著名的或者被认可的作家，多少年之后他的作品可能一文不值，所以不妨多读那些经过时间淘洗和检验的作品。
朱郁文： 去年（2019）看到新闻上说您的小说《子洲的故事》计划改编成电影，导演是李智，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作品吧，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次改编？
鲍 十： 这个小说是2000年发表的。去年这位导演找到我说要把它（《子洲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我自己都很吃惊，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但谈的时候他说，他在作品里看到那种人情、人性，看到那些纯、美的东西，打动了他。后来经过双方简单洽谈，就签了合同，就这样子，后来也没有再见面。
朱郁文： 那等于说改编的编剧他是另外找人了。
鲍 十： 对。当时是想让我来做，但我当时刚刚做完手术，身体不行，加上我也不想把自己的东西再折腾一遍，于是我就没有接这项工作。
朱郁文： 所以，后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交流。
鲍 十： 对。原来他是说2019年下半年开始拍，但是没拍。现在疫情反复，我估计今年他也是动不了手。
朱郁文： 您认为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也不排斥小说转化为电影，那您在小说创作时会不会考虑电影元素？
鲍 十： 没有。写小说一定要排除杂念，否则这小说就一定不行了。
朱郁文：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能感受到现在很多人写小说的时候会考虑影视剧的元素，把它放进去利于后面改编什么的。很多人想通过这条途径来成名，可能觉得这样更快一点。
鲍 十： 对。有些人是这样，我是没有这样考虑。如果你仔细看《纪念》，就会发现它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它是穿插叙述的结构，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面改编电影也只是取了中间一点内容，然后把它扩展、充实，而不是把整个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
朱郁文： 不过，好在我是觉得那个电影还是能传达出小说的一点味道的，并没有反差很大。
鲍 十： 对的。后来有人写过一本书，是专门介绍张艺谋电影的，书中说，《纪念》和《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是最贴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