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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郁文： 我注意到您的作品涉及几类人，最多的一类就是农村人（乡人），还有一类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一些旧式的官绅，以及像荷叶岛的云姑婆、卖艇仔粥的麦叔、《在小西园饮早茶》的几位老人、《葵花开放的声音》中养老院里的人，这些我归结为“被时代抛弃或者终将被时代抛弃的人”，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您在塑造这几类人物的时候，情感倾向是不一样的，可否简要说一下您希望通过这几类人传达出怎样的感受？
鲍 十： 你的归纳很不错。我的小说确实写乡人的比较多，因为我的小说大多是以农村为背景的，大的归类应该在乡土小说类，我也自视为一名乡土作家。另外，我也写了一些与我个人类似的小知识分子，这样的小说主要来自个人体验。由此可以看出，我的写作特别注重个人感受和个人经验，不愿意去迎合其他的什么。当然，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格局显得不够大。至于你说的“被时代抛弃的人”，确实是那样的，而且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比较复杂的，就像在唱挽歌。
朱郁文： 刚才说的还是总体上的风格、特色多一点，我想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在那个比较有名的小说《纪念》里，穿插了一个黑老汉与铁拐杖的故事。这个故事穿插了两次，中间一次，结尾又说了一次。对此我很好奇，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跟小说的情节没有太大关系，这样的处理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鲍 十： 那我问一下你，你看到这个故事觉得有没有什么意思在里头？
朱郁文： 有一点意思，但是很难说出那种意思到底是什么。放到整个小说里面去看它，感觉跟您所描写的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乡土、命运，有一点关系，但是要说具体有什么关系，又不太好说。
鲍 十： 其实我和你感觉到的一样。首先它是我们那会儿流传的一个故事，我是听别人讲的。我写小说时也没想清楚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它在里面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就隐隐约约觉得放在这里会有点儿意思，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了。就是说，我的想法和你所看到的差不多。
朱郁文： 读者跟作者感受到的一样多，用在这里挺合适的。我们再说另一个小说《霞镇的驱逐》，刚才您提到了“霞镇”这个地方，我觉得霞镇在您的小说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相当于小说里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对吧？
鲍 十： 对，一个小根据地。
朱郁文： 《霞镇的驱逐》就是讲三个“小姐”在霞镇的遭遇。我注意到小说结尾通过两个人的对话提到了霞镇第一次放电影时发生的事情，就说当地的人看到了电影里的轰炸机，有人喊了一声，敌机又来轰炸了，然后人群呼啦一下就散了。
鲍 十： 他们以为是真的飞机来了，都吓跑了。
朱郁文： 结尾这样处理，是不是在暗示这三个姑娘的遭遇是必然的？或者在暗示霞镇这个空间跟外界的一种关系状态，这个外界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城市文明。有没有包含一种批判性在里面呢？
鲍 十： 有的。我先讲一下这个小说是怎么产生的，我写这个小说时已经在哈尔滨工作了，霞镇原型是我老家的一个地方，当然名字不叫这个。有一年放暑假我回老家，我的中学同学带我去跳舞，还说去找“小姐”，我觉得“哎哟，这个地方也有这个”？然后大家一起就在那儿又跳舞又喝酒，闹了大半夜，我就产生了写这个小说的想法。最初也是一种模糊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你想想，这样一个闭塞偏远的小地方居然有“小姐”，你知道镇子上的人都相互认识，上下几代都认识，谁做点丑事一下就知道，名声一下子就会坏掉。他们还告诉我，“小姐”来了之后破坏了霞镇的一种稳定，有些男的就会去玩嘛！其中有一个还跟“小姐”结婚了，然后得了性病。这种事传得沸沸扬扬。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保守的地方，来了新东西，大家接受不了，大家吃惊，大家反抗，也可以多义来理解的。其实我自己也没想清楚，我是批判霞镇的这种闭塞，还是赞扬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守护这个清静的家园，但把那个结尾放上去感觉是不一样了。
朱郁文： 我觉得那个结尾等于把霞镇那个地方的整体状态、氛围、文明程度交代出来了。至于您怎么理解，是在批判霞镇的人，还是批判外面进来的人，这可能要读者自己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加上那个结尾是不一样的。
鲍 十： 我跟你讲，里面有一个一群小孩用自制的弓射“小姐”屁股的情节，这算是一个核心情节了，这个是我同学讲给我的，我当时感觉这细节太牛了。
朱郁文： 这个细节我也注意到了，原来是真事？
鲍 十： 是真事。
朱郁文： 这篇小说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去解读，可以解读出很多层面的东西，像传统和现代，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启蒙批判，等等。
在您的作品中，我觉得《芳草地去来》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小说，虽然您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乡土小说，但很多作品读起来给人的感受不是温暖，反而是阵阵的寒意，尤其是写到人在特殊时期的命运。这个小说能够让我感到有一种感动和温暖在里边，而且我觉得作品中您的个人体验多一点，不知道能否算得上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
鲍 十： 写这个小说也是在表达我的一种心声。写《芳草地去来》的一个契机是当时非常厌倦在单位上班，觉得非常没劲，想换个环境，比如去支教什么的，实际上我也做了努力，但是最后没有实现。我就用这个小说实现了我的愿望。当时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真的像主人公高玉铭那样在城里混日子，有什么价值呢？不如让他去能够做点贡献的地方，做些事情，他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丰满、丰富。构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然后把我在乡下时的一些感受和体验融进去，小说就这样写成了。这个小说发表之后还是有些反响的，那时候博客很流行，有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写出了他们的心声。
朱郁文： 从小的方面看，《芳草地去来》反映了您个人化的一些感受；从大的方面讲，它是对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反思，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需要什么，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所以很多人读后感同身受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就像当初路遥的《人生》出来之后的反响，它其实也反映了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纠结和焦虑，很能引起共鸣。我个人觉得是能够引起知识分子反思的。
鲍 十： 对。反思多方面的东西，除了人生选择、工作选择，还包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情等。
朱郁文： 对于《子洲的故事》，您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子洲的父亲在群艺馆工作，业余写小说。生活穷酸，为人固执，身边没有人待见他。他的同学、朋友，包括他的老婆都不拿他当回事。而在他的老家，一个小镇上，人们对他的态度却截然相反。镇子上的很多人，包括他的初恋情人，觉得他能写小说，能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很有出息的事。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对比，来表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也不知道这个现象能说明什么”。这种现象放在20年前是很符合现实的，但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如果将这个人物移到当下，他在城里的境遇可能变化不大，但回到小镇上估计也不会受待见。我觉得现在的知识阶层（文化人）的地位和处境也很尴尬，只是已经跟20年前的尴尬截然不同，您觉得呢？
鲍 十： 我同意你的说法。《子洲的故事》是一篇伤感、伤情的小说，我写了一个小男孩龚子洲，写了他的爸爸和妈妈，写了他的爷爷，还写了他爸爸当年的初恋对象月欣阿姨，以及子洲在霞镇新结识的伙伴儿。实际上，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在追求物质社会上的一种尴尬处境（他没有很多钱，连自己老婆都不待见他，觉得他无能）。这种处境，不敢说多悲惨，起码也是难堪的。但诚如你所言，时至今日，这种境况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不乐观了。
朱郁文： 与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相对应的，我想到了另外一篇小说《为乡人作传》，我好奇的一个地方是，你写了三个小传，用的是同一个名字，分别叫作于有传（1）、于有传（2）、于有传（3），类似流水账一般去记录三个乡人平淡无奇的一生，为什么这样处理？您完全可以用三个不同的名字来写这三个人。
鲍 十： 这个小说大的想法，跟《生死庄稼》《春秋引》相似。这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的经历，实际上是真实的人和事儿，但是我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人，经过这样一个处理，就觉得意思不一样了。明明是三个人的不同经历，用了一个人来表达，就等于是典型化了，内容看似压缩了，实际上是内涵扩大了。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其中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朱郁文： 您说的跟我的阅读感受是一致的。您通过这三个同名传，把乡人的循环、自适的命运呈现其中。这个跟《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面的很多作品不同，后者多表现的是人特殊时期的命运，被迫害死了，或者说发生了一些非正常的事件等，《为乡人作传》表现的则是乡人的常态化的命运。
鲍 十：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