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邀”做到第二辑，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时间和精力有限，此辑邀请到苏沙丽博士加入，我和廖琪、沙丽分头采访作家，然后合成一辑。

本辑的十二位作家身处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澳门五地，相比第一辑算是由佛山而广东而湾区，无论是作家身份还是作品面貌，更具多元化和丰富性。

作为一个从东北来到岭南多年的作家，鲍十将东北和岭南作为写作的两个“根据地”，一边以“回望”姿态进行“东北平原写生”，一边本着“吃透”精神书写“广州风情”。乡土的“原生印记”使其一直聚焦乡土题材，而不轻易触碰自己“把握不了”的城市生活。他对自己的身份、写作，对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对阅读、写作、编辑之间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知，心中有持守，又不因循守旧，注重个人感受和个人经验，不迎合时尚和主流。他推崇“文发乎心”“为心而写”，力争留下一点儿诚实的文字。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作家，却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他的文字写就的是这个时代难得的“生活书”。

张欣爱广州，几十年笔耕不辍，以极为高产的城市书写讲述着独属于她的广州故事，其作品无论是时代背景和氛围，还是题材和故事类型，抑或是人物的性格与观念，都有种种“南方都市”特色，或者叫“岭南气质”。她说“日常即殿宇”，小说最难的是写日常，很多作家因为太小看生活，而写不好日常。她认为作家不应该沉湎于过去，而应该跟着时代走，对生活保持开放姿态和好奇心，写出当下的感受。张欣丝毫不讳言自己所秉持的轻松文学观，重视市场反响，心中有读者，不能接受过于弱化情节和故事的叙事方式，也不在乎是否会因之被归入“通俗文学”之列。她的都市写作摆脱了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学思维，背后是现代城市观念和都市感的确立。

黄灯身上有着清醒而自觉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同时保持着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警惕。无论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还是《我的二本学生》，都是她作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省思的必然结果，那些文字皆来自她的生命经验，是一种“内化”的“有我”的写作。她认为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应该受到写作伦理的限制。一个人要写作，就要彻底回到最内心的层面，跟自己不断地对话，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剖析出来。在南方生活多年，为黄灯提供了观照家乡的视野和资源，激活了以前的生活经验，而对自己在新媒体上“走红”，对自己的文字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她有着坦率而清醒的认知。

与大多数南来打工者不同的是，谢湘南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作家梦。除了“打工文学”的共性特征，他的诗歌写作受到“第三代诗人”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既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又饱含哲思和批判意识。他并不否认自己的打工者身份，但他排斥被贴上“打工诗人”的标签，认为这样的归类是对自己的限制和遮蔽。他所认知的诗歌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世界性和整体性的，而非以内容与题材来区分。他认为先锋性对一个诗人而言是必要的，它意味着尝试、探索，甚至是反叛。谢湘南的诗歌写作与深圳这座城市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他看来，深圳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学性的城市，深圳的文学生态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生态。

太皮（黄春年）作为澳门在地作家，其写作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题材和人物多涉赌场，消费主义和商业气息浓郁。太皮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做不同的兼职，毕业后在不同的传媒机构当编辑、记者，也曾在赌场打工，并在澳门的社团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见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这些为其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使其作品有着丰富的社会性。他坦诚澳门出版业不发达、读者少、缺乏评论，由此导致创作环境不佳、文学生态不完整，但同时也觉得在澳门写作的自由度比较高。太皮是一个极具标识度的作家，他的小说无论是所涉题材、故事情节、语言风格，抑或是主题的传达，都迥异于内地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身居“边缘小城”的写作者，他希望凭借一份热心，“写一部打破地域局限的大作品”。

丁燕是典型的双城作家，从大西北来到岭南，从乌鲁木齐到东莞，“克服了太多来自生活、采访和写作的困难”，历时十年写出“工厂三部曲”，“硬是在原本陌生的题材里找到了一块自己的小天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价值”。乌鲁木齐和东莞之于丁燕，如同生母和养母，一个让她难忘，一个令她充满感激。由迁徙带来的两种生活、两种气场的撞击，深刻影响了她的文字，“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雌雄同体、南北混合的中性风格”。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其澎湃而饱满的文字与新疆这个“颜色浓烈的地方”密不可分。她对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非常敏感，希望能以沉郁博大来写出这个时代的痛感。

吴君的写作同样跟深圳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用她的话说，深圳是其小说的中心词。通过以深圳为背景的小说，吴君“展现大时代变迁中人物内心的裂变、驳杂、纷繁、曲折和多维”，让我们看到深圳的发展轨迹，以及这轨迹上的人的命运。她不回避那些触动自己的人和生活，直面城市的冷暖，避开宏大叙事而将笔触聚焦小人物，大时代只是个流动的背景。吴君说自己在阅读上喜欢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而具体到写作，却偏重于现实主义。她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意识地对既有的写作规则进行审视和超越。

陈崇正说他2009年前后开始有了明确的写作方向，用他的话说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道”——“寓言式写作”。尽管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写作路数，但这个80后作家依然坚持这种创作路径，他希望“通过镜像和寓言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潮汕文化、平行宇宙、现代科技、准科幻等元素的渗透，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异质性。他主动向“新南方写作”靠拢，并以此为坐标来确认自己的写作方向。他认为作家不能太“佛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融入时代的洪流，他希望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未来朝向的眼光”。

作为成名较早的70后作家，周洁茹并没有“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地进入主流文坛，而是在盛名之际旅居美国，而后移居香港，做起了文学刊物的编辑，同时“回归写作”。而此时，距她成名已二十年。她的体会是，“要毁掉一个作家就让他去做专业作家”。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的选择，周洁茹都显得很“自我”。她说她与任何地方都形成不了一个固定的关系，她的写作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她不把自己定位为香港作家和70后作家，地域、代际这些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她在意的是人，是如何运用极简的语言把人写通透。

黄礼孩是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民间诗歌的推动者和推广者。作为诗人，他“希望在写作上能够灵活运用汉语，写出有辨别度的诗歌，写出能够触动心灵的诗歌，能够与当下发生关系的诗歌”。他的诗歌既仰望星空，又观照大地，他的诗歌里有人，有爱、孤独和恐惧。他有着诗人天生的敏感，对诗歌有信仰，多年来始终孜孜不倦地以多情的诗行构建内心渴望着的乌托邦。

王十月有着作家和刊物主编两种身份，而且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作为刊物主编，他以“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为办刊策略，策划了“大家手稿”“民间诗刊档案”“经典70后”“大匠来了”等经典栏目，引起业界反响；同时，通过组建评刊团、策划“内刊之星”以及运营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各种新媒体，大力推广刊物，扩大刊物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作为作家，他坦言自己是个普通的写作者，写作的驱动力一直是“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他自豪于曾经记录了一代打工者的生活，也自负于写出《如果末日无期》这样带有科幻元素的作品。从早期的“打工文学”到晚近的未来现实主义，虽然谈不上高产，但始终可见一颗赤诚的心灵。

阿菩（林俊敏）是广东网络文学代表性作家，他有着民俗学、历史学、文艺学的专业背景，对传统文化、历史、文学都有着理性的系统的认知。对历史、上古神话的浓厚兴趣成就了他早期的写作，“山海经系列”试图把零散的上古神话谱系化，用小说来为神话玄理与量子力学做媒。他的作品有着史实的支撑，想象里有历史的影子和远古的文明。对网络文学的兴起、传播、转化和前景，阿菩也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认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广袤土壤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

上述十二位作家以70后为主，同时包含几位50后和80后，地域性的迁徙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访谈中所侧重的。在他们身上，可一窥广东／湾区文学生态之独特性。

朱郁文
2022年12月于佛山

鲍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小说自选集（1989—2006）》《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芳草地去来》《纪念》；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我的父亲母亲》；中篇小说单行本《岛叙事》；另有作品被译为日文、俄文、英文发表。

中篇小说《纪念》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影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伊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电影《樱桃》（影片获得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提名奖、印度国际电影节金孔雀奖、上海影评人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连续剧，并于2013年11月在日本拓殖大学公演）。若干中短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小说精选》选载，并被收入《21世纪年度小说选》《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等多种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