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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郁文 ：您在广州有多少年了？
张 欣 ：还蛮多年的。我很小的时候跟着爸妈从部队调到广州，1969年从广州到湖南当了8年兵，然后又调回广州的文工团做文字工作。在广州具体有多少年我也没算过，反正就是地地道道在广州长大，在广州读书，在广州工作、生活。
朱郁文： 那您正式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 欣： 最早发表作品应该是七几年吧，有点儿忘了。
朱郁文： 是在部队的时候？
张 欣： 对，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在湖南的时候是在部队医院工作，那时候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作品，后来就被调来当创作员。我是1984年离开部队的，离开部队以后才开始接触地方题材，之前都是写军旅题材。
朱郁文： 我知道您的写作生涯是很长了，我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作品，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的，那些作品应该都是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
张 欣： 对。但我也没去专门准备什么，因为我觉得写东西也不用说得从呱呱坠地开始，对那种自我神圣化或神秘化的说辞我也挺害怕的。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个业余作者最后变成一个专业作者。
朱郁文： 您当时调来广州也是因为写作有点儿成就对吧？
张 欣： 对，那当然了。当时我是在湖南衡阳的一个部队医院里，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文章是很难的，因为全军只有这一个刊物，特别是那时候又是“文革”。不像现在发表一篇文章大家都不觉得有多厉害，当年能发表一篇，整个医院都会很轰动，你凭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调动工作，因为“笔杆子”嘛，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能写。
朱郁文： 当时发表作品，包括后面因为写作调动工作，对您自己心态上有没有影响？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创作天赋，在这方面要比别人突出一点，然后就坚定走这条路？
张 欣： 这个肯定有。小学三年级时我的作文就是范文，老师会在课堂上读，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很想当作家，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时候这种念想也很朦胧。后来当兵时做的都是具体工作，比如做护士、护理员，我一直用业余时间写东西。
朱郁文： 这跟您的家庭、跟父母有没有关系？
张 欣： 很多人都以为有，实际上我觉得关系不大。我爸爸做过政委，做过宣传部的工作，但我觉得与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还是挺个人的，说白了就是我自己比较文青。
朱郁文： 从地域身份上来说，一般会把作家分为本土的和外来的，像张梅、梁凤莲她们就属于广州本土作家，她们的作品很明显是本土题材。您的作品里岭南元素是有一些，但不是那么突出或集中，并不以表现岭南文化为要务，可很多人又把您的写作归入南方写作或广州书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 欣： 我觉得是这样，不管是到美国，到中国西藏，或是到哪儿，常常是到那里很多年的人什么也不写，但去了一个礼拜的人回来就可以写个游记。我想说的是，外来人和本地人一个挺大的区别就是外来人可能会更敏感，就像一个湖南人觉得辣椒不辣，但对于我来说根本就辣得没法吃，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我是用普通话而不是用粤方言构思的，哪怕我写的是广州的事儿；她们可能会更地道或更亲和，黏着力更强，因为她们就是本地人嘛。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广州为背景，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我是写南方小说的，读者想了解南方的时候可能会来看我的小说。
朱郁文： 如果把您的作品也归入岭南题材，您觉得是不是一个问题？
张 欣： 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我写广州写了很多很多年，就没写过别的地方，有的人写一写就不写了，但我一直写广州都市，我觉得归进岭南题材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被格式化的，就算你觉得你与众不同也难免被归类。
朱郁文： 您作品的地域色彩其实还是比较鲜明的，只不过跟她们的那种色彩不一样。
张 欣： 对。我有一次跟一个看风水的人聊天，因为作家总是要认识多一些的人，特别是那些跟自己不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人，不要老跟作家在一起聊，没什么好聊的。他有一句话挺启发我的，他说，“现在有很多作品、有很多人写岭南、写都市，但别人写跟你写有啥关系啊？没有关系的。你一样可以写，或者不写，都可以的”。他的话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别人写广州，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写，她们也可以写，我不写，她们也可以写，反过来也一样。可能研究者你要归类，但我觉得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朱郁文： 这种思维确实与众不同。
张 欣： 对，我就觉得文学之外的人有些还是挺有智慧的。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排队”“组团”，像什么东北文学“三套马车”“文学湘军”什么的，其实有啥关系啊？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视角，是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朱郁文： 评论界好像特别喜欢归类，感觉不归类就没办法去表述这个东西。
张 欣： 这个也能理解，为了好说、好评嘛。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个人，我觉得写作跟别人关系不大，他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也可以写可以不写。但是我写，就一定是我的世界观，就是我怎么看这件事、我怎么看这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