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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比较调皮，记得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踢一个带毛绒的小球，有点像网球。当时踢得很开心，这时我们院子里一位姓杜的组长走过来训斥我，不准我踢。我回她话说：“我又不会踢到你。”她恼羞成怒，甩了我一个耳光，即刻我的右半边脸就有了 5 个鲜红的手指印。养父晚上回来立刻找组长理论，还告到了居委会，后经过调解也就算了。还有一次，我跟“金狗”（赖景亮的小名）为了一点小事在追打，当时追不上他。而我手里正握着一个用螺帽和手绢做的降落伞，快追到他的时候我就用螺帽摔打他的头。他的头被我打起了一个大包，还出了一点血。我吓得要命，连忙说对不起。我和他一起回到他们家，是他姐姐找了止血的“金鸡毛”掩覆在头上，好在没有出什么大事。
我们家住的地方靠近河边，到河里游泳是家常便饭、轻而易举的事。可能因为我还小，养父自己也不会游泳，所以，家里不准我下河去游泳。但一江清澈河水的诱惑是挡不住的。尤其，我们这些天真、活泼、调皮又不懂生死的孩子，一定要去蹚蹚这江河水。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中午，院子里几个小伙伴，偷偷约好下河游泳。我们走过建春门的浮桥，来到沙滩上，相互追逐、嬉闹，非常开心。我还不会游泳，只会“潜水”，或扶住木头练习打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我们担心家长知道，怕挨打，上岸后赶快穿好衣服往家里走。为了不让家长看出我们泡过水，就想了一个伪装的办法，用路边的灰土抹到脚上，看上去像在地里玩耍，弄得很脏的样子。可是，当我一回到家，养父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二话没说把我抱起按在一条板凳上，还用打水用的草绳绑住我，用竹鞭子打我的屁股。打得真狠，屁股上的红印好久才消去。
经过几次历险，我慢慢地学会了游泳，养父母也就不再管我下河游泳的事了。我们院子里的小伙伴，在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河里（贡江）游泳。我们尤其喜欢爬上航行中的木船，被拖船拉到快到东河大桥的地方，再从船上跳入水中，顺着江水漂游下来。仰泳在江面上时别有一种惬意感。有时，河里涨了大水，我们就到涌金门码头趸船上的最高处，大概有 10 来米高，从上面跳下来，比谁炸起的浪花大。
小时候的我虽然比较调皮，但还是比较勤快的，也会帮家里做一点事，如挑水、劈柴、煮饭、扫地、做煤饼等。我们院子里住了两户江西樟树人，他们是两兄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彼此从来不讲话。两家的男人都在国药店上班，一个是在解放路的国药店，另一个是在中山路的国药店。每年国药店都会收购一些草药，他们的家属知道后就会到郊区采集。我们看见了有时会跟着大人去，有时会约好几个同龄的伙伴去挖草药，例如车前草、槐花、麦冬、何首乌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这些草药。挖回的草药，洗干净卖给国药店。虽然钱不多，但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此外，养父还在赣州冶金修造厂上班时，每到暑假的时候，我就要去给他送午饭。我们家离工厂（三康庙）很远，从解放路走到西郊外，也就是现在的西河大桥，大概要 40 来分钟。养父还是很关爱我的，常常会剩一口饭、一点好菜留给我，有时还给我钱买冰棍。
我们大院邻里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在“文革”以前还是不错的。每年的春节，大家会互相串门、拜年，哪家做了一点什么好吃的都会给邻居分享，哪家出了什么事都会相互关心、问候。特别是晚上 10 点后，大院的大门就会上栓关起来。这时，不论谁夜归敲门，也不论有多晚，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只要听见有人敲门，都会有邻居自觉起来帮助把门打开。但“文革”以后，尤其新搬入的 3 家住户，他们像鲇鱼一样搅乱了整个大院。以前大院人多，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但相互之间关系没有那么紧张。他们 3 家入住后，带来了更为浓厚的世俗风气，从而大院就开始不宁静了。
在这个大院里，我很怀念一位老人，她就是肖家婆婆。她本人并不姓肖，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可能因为她家能做主理事的男人姓肖，所以大家就管她叫肖家婆婆。她们家好像是赣县田村人，儿子、媳妇都在饮食服务行业工作，很会做菜、做早点，每当过年，都会帮我们家做冻米糖、炸油果等。肖家有 6个孩子，其中一个孙子，是她二儿子英年早逝后留下的男孩。肖家婆婆对我特别好，每次挨打她都会来救我。有时我挨饿了，她会把我拉到她家给我饭吃。养父母上班时，常常把饭菜热在锅里，有时因为炉里的火熄灭，锅里的饭就凉了。肖婆婆就会叫我用她家的炉子热饭菜。我上大学时，她还亲自给我煮面、煮鸡蛋。感觉得出来她很喜欢我，是想把她的孙女说给我，但我没有那个意思。不管怎样，她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好人。她去世很多年后，有一次我回到赣州，找到那被拆去一半、显得那么破烂不堪，酷似贫民窟的解放路 38 号（原先的大院）。想不到还见到了肖家婆婆的媳妇和她的大孙女。我给老人上了一炷香，以表达我的哀思和悼念。
1965 年底，家里的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养父在冶金机械修造厂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事严师傅，他有一位朋友在江西冶金学院实习工厂工作，厂里需要一位做铸造的工人。严师傅和他的朋友，把养父介绍到了江西冶金学院实习工厂上班。从此后，我们家告别了做小生意的日子，也就彻底地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堂堂正正地成了所谓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我也不再怕人家讲所谓的“二贩子”了，真是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
那时，养母主要在家做家务，帮院子里的邻居带小孩。虽然，养父、养母没有生孩子，但他们给别人带孩子非常认真，视如己出。带的第一个孩子，叫江峰，他是我们邻居的孩子。江峰大概 3 个月大就在我们家带。他父母是双职工，奶奶年纪大了。江峰小时候长得很黑，但很结实，身体不错。养父母对他就像对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对他的关爱还胜过我。他提出要什么，养父是百依百顺。我们家卖花生、卖水果时，他可以随便吃，我就做不到。有时还得常常“曲线救国”，通过他去给我搞吃的。他对养父、养母也非常亲，都管他们叫爸爸、妈妈。有时甚至不要他的爸妈，一见到我们家的人就不肯上幼儿园，搞得他的父母也很无奈。后来，他们家搬到虎岗赣州电机厂后才离开了我们家。养母带的第二个孩子，叫侯岩。他的父亲是赣州军分区的参谋，名字叫侯美仁，是兴国人，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宽宽的肩膀，很厚实，皮肤稍黑，两眼炯炯有神，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孩子的母亲叫朱兰茹，是南昌人。她是从事航空滑翔的，长得很漂亮，留着长长的辫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白净的皮肤，转业后到赣州市贸易公司做了一名干部。养母开始是上军分区照看他们的孩子，早出晚归。后来，侯美仁调到赣州市东郊外的独立营当副营长，养母也跟着去了。这就离家更远了，每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来独立营那个地方是一个坟墓区，到了晚上萤火虫像钢花一样四处飞舞，怪吓人的。他们夫妻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夫妻感情很是一般。但不管怎样，他们夫妇对我养母都不错，不会歧视她，而是尊重她的劳动。
1966 年，我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不知为何社会上猛刮起了一股政治旋风。学校突然出现一些骂老师的和老师之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即使这样，同学们仍然还在坚持备考。我们这一届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通过小学毕业考入中学的，以后的小学毕业生就直升中学。我的升中考在中山路小学举行，那次考得还是比较顺手的，尤其是作文，跟我们写过的某一篇作文非常相似。升学考完后，学校就放假了，我的小学生活从此画上一个句号。后来接到升学通知，我被赣州第五中学录取了。
一生可短，惟有少年华。骢马跨，辞柳灞。冶游花，暮归霞，酒醉烟楼下。吴娥驾，西施话，颜黛谢，金钗罢，奏琵琶。歌舞乐平，寒月初升夜，坠影歧斜。步芳蹊曲径，拂面柳青纱，得意天涯，忘回家。
正风流暇，英姿夸；才气炙，战尘沙。情旧舍。仁道化，献忠嘉，弃污邪。莫道青春嫁，时秋夏，倚奇葩。无傲诈，荣枯卸，似流花。忆少年狂，不识何为怕，缚住龙蛇。后波推前浪，自古概无差，世代弥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