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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60 年 7 岁时上的小学。1963 年到 1966 年正是我小学三到六年级期间。学校叫嵯峨寺小学，离我家不到 10 分钟路程，跑得快 5 分钟也能赶到。记得当年学校的校区是设在道路的南北两侧，分为了两部分，一至三年级在路的右侧；四至六年级在路的左侧。学校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全校在操场上做广播操。大操场中央有一棵需五六个人才能合围相抱的百年大榕树。这棵榕树几乎覆盖整个操场，在夏季为全校的师生提供阴凉，简直就像一棵神树，守护着全校的师生。学校大操场上好像只有三座建筑物，一栋是教师的办公室，在进门的右侧；中间是一栋可以从三面上去的教学大楼，有个司令台可以检阅全校师生，校长常站在这个地方对师生发表讲话。另外还有一栋红砖砌的两层教学大楼，大概要升到五年级以后，才有资格在那栋楼上课。我小学的老师，有很多都想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有我五年级的班主任谢才贞老师，她的先生是我六年级的班主任肖诗镜老师。还有一位教过我的戴眼镜的姓左的美术老师，她的课大家都很喜欢上。一来她会唤起班级各小组的荣誉感，我们班有 4 个小组，每节课她都会给小组评分，大家互相监督不能影响小组的荣誉；二来她很会讲故事，每一节课大家画完画后，她会留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讲故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一般，大概只是及格或及格以上的水平。记得三年级一次算术公开课，我积极地配合老师，多次举手发言，得到老师的表扬，他一高兴就把我高高举起抛向空中。校长是吴宏稽，还有一位是六（一）班的班主任林柳琼老师。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变得有点压抑。在学校少言寡语，除了上课和同学坐在教室里，下课后总是一个人待在旁边，很少与同学一起活动。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家是摆摊子的小商贩，别人瞧不起。一说起所谓的“二贩子”，同学就用特别的眼光看我，我好像是做了贼一样，抬不起头。但是，我又很倔强，受不得别人的侮辱。记得有一次，我上学走到天王寺巷口，有两位女生，一位是我们的班长，另一位是中队长。她们从我的身边走过，嘴里议论着说我是“二贩子”的儿子。当时被我听见了，我二话没说，抓起路边的带有沙粒的灰土，追上去就扔到她们身上。到了学校，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狠狠地批评我。但是，我还是不服气，认为是她们侮辱我在先。
小学阶段也是懵懵懂懂的时期，很难把握自己，分不清对与错，又容易一时冲动，跟着别人瞎起哄。记得有一次，快到期末考试了，同学间也不知道是谁突然传开一种说法，到天王寺去拜菩萨，可以求菩萨保佑我们考得好。当时觉得好玩，凑个热闹，在下午上课前，就跟着同学一块跑到离我们学校几步远的天王寺拜菩萨去了。学校发现后，宣布一定要严肃处理：凡是去拜菩萨的同学，期末考成绩都按不及格记，搞得我那年还补考了。
我的小学生活过得不是那么愉快。家里生活比较拮据，没有电灯，只能在小煤油灯下读书、写字。那时放学后还有学习小组，四五个同学围着小油灯做作业。不过，养父对我的学习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虽然，他辅导不了我的功课，但他对我写的字，检查得很认真，常常说我的字写得不正，要我用“米字格”练字，硬笔和毛笔字都要写。
在小学的 6 年里，我还真想不起几个同桌的“她”，因为我是被别人瞧不起的同学。仅有一位到如今在脑海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模糊印象。那是我六年级同桌的“她”，她跟我一样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她也是一头卷发，好像姓鲍，是市委干部的孩子，有一点清高，不太看得起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孩子。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的语文很好，特别能造句，她造的句子很长，有好几个逗号，才画上句号。老师常常夸奖她。小学毕业后，听说她去了四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总的来讲，小学生活还是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家境不好，但是，我学习还是很努力的，也算是争气的吧。那时我们 7 岁上学，6 年制。1960 年，我们大院同龄的 5 个男孩一同上同一所小学，5 人分别是罗世伍、陈亨攀、赖景亮、黄肇昌和我。读到小学毕业，只有我和赖景亮正常上了初中，其他人都留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