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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部分同学都走“共大”去了，我们升至初中三年级。剩下的同学按部队建制分成了四个排。我们班是一连二排，班主任是曾雅琴老师。一排班主任是肖久荣老师，三排是黄可桃老师，四排是谢恒松老师。学校开始复课了，我们也重新走进了久违的课室。曾雅琴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黄可桃老师上物理课，教化学的是周任老师，谢恒松老师教数学。我那时也挺累的，晚上住在医院，白天赶到学校上课，从早到晚连轴转。
养父生病没有了工作，意味着家中失去了一份主要收入，全家的生活全靠养母带孩子的工钱。那时，每个月是 18 元，尽管物价很便宜，但人均 6 元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朱兰茹看到我们家的这种情景，给养母加工钱，最高时给到了 22 元。那时，她每月的工资也只有 36 元。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她。1968 年的下半年，部队开始换防，赣州军分区独立营被调到江西上饶。朱兰茹他们一家从此就离开了赣州，去了上饶。为了家里的生活，我们只有向居委会申请社会救济。真是“人穷志短”，我硬着头皮，让曾经打过我的组长给我的申请签字，不然居委会就不受理。此外，养父生病住院时还有一大笔医疗费，我们家吃饭都困难，哪有钱来交医疗费。在养父出院后，我四处奔波，打听怎样才能报销。后来说要公社（街道办事处）证明就可以了。我又开始写报告向办事处诉苦，提出申请要求免除医疗费。先是找居委会，主任看了以后说，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研究一下”，让我焦急地等了一个多星期。没办法，还得经常去找、去磨。有时主任出去我得苦苦地等，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一句话打发我说，还没有讨论。无奈，只好说我什么时候再来。他不耐烦地说，过几天吧。好吧，我又一次无功而返了。这样跑了三四回，终于给签字了。居委会签字后我还得上解放公社（街道办事处），找到主管民政的干部说明来由，并递上申请。她说你先放到这里，我们讨论了再说。好了，我又开始了新的等待，有事没事，隔三岔五，我就往办事处跑，连看门的老头都认识我了。好不容易，医疗费报销总算办下来了，给养父的医疗费免除了 75%，剩下的要我们自己负担。也许我们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医院也觉得拿回了大头就算可以了，所以，剩下的钱若干年后，也就不了了之。
家里的收入锐减，全家生活水平大为下降，除了维持吃饭外，家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能力。夏天来了，在家时一般都是穿背心，但上学时老师还是要求穿衬衣。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给我添置衬衣。有一天，我穿着背心，硬着头皮上学去了。上课铃声响后走进教室，当我刚走到教室门口时，叫了一声报告。曾雅琴老师看见我这种状况，二话没说，立马叫我回家换衣服。我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告诉养母。家里实在是没有我穿的衬衣，我只好穿上养母的列宁装（秋冬装），那种衣服不分男女，但很厚。大热天，穿着这种衣服是不舒服的。没有办法，为了上学不被老师赶回家，也只有忍着。这种尴尬、窘迫的样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内心，可能要记一辈子了。我不能说老师不对，学校有规章制度，无论在什么情形下，现代文明也不容许穿着背心上课。这只能说明我们家的生活在那时太困难了。
到了初中三年级，人渐渐在长大，也开始懂得要认真学习了。对学习我是很努力，成绩也还不错，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谢恒松老师曾夸过我的数学成绩，我写的文章也开始崭露头角了。那时，班里组织学哲学小组，我代表我们小组去发言，学校一位革委会（工宣队）的副主任表扬我讲得不错，也写得很好。这还是我上了中学后第一次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心里很开心。1969 年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全国人民都表示极大愤慨。我们中学也一样，天天念报纸，了解天下大事。学习后还要讨论，讨论后还要写文章声讨“苏修”的罪行。我也写了一篇稿子，先在小组念，大家觉得不错，就代表小组参加班里的声讨会，后来全连要开会，班里选我代表班级在全连发言。那是我人生头一回，在那么多人面前读自己写的文章，的确有点心花怒放了。从此后，我的文笔在不断长进。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那一年，支左部队将一些政治化的东西带到地方，如跳“忠字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学校选去赣州三中学跳“忠字舞”，学完后回到学校，还要教班里的同学跳。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学会什么叫跳舞的。跳完班里的，我还被选到学校去跳。除了在学校跳，还上街游行跳，真叫露脸啦！后来，我记得班里排练一个“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文艺节目，我除了扮演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妆化得黑乎乎的）外，还参加舞蹈。节目在学校成功演出，不仅在学校演出，还参加了到工厂、部队的慰问演出。不知不觉，像我这样一个苦孩子竟然也有了“文艺细胞”。因为这些，我后来参加了学校的文宣队。想不到，以往总是不招人待见的穷学生，也能够在大舞台表演了！在班里和学校的微小进步也让我对自己有了自信，再不会自暴自弃，而是挺起胸、扬起头来做人、做事，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珍惜一切机会，让自己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 1969 年 12 月，我们即将初中毕业，又一次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那时初中毕业没有什么地方招工，要不到农村去跟着父母下放或自己插队落户；要不就继续走“共大”。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去了赣南信丰油山垦殖场，即所谓的油山“共大”；有几个去了赣南崇义县的 719 矿；还有几个待后处理。我当时找到班主任说，我是家中的独子，父母身边没有子女，我不能离开他们。就这样，我没有去“共大”，也没有享受“待后处理”，留在了学校，也算是我的毕业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