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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尽管回到学校复课，但根本就没有什么课上。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进入我校的工宣队来自赣州水泵厂，他们进到学校后，当起了我们的指导员，负责管理我们。天天给我们上政治课，念报纸，学习讨论，讨论学习，没完没了。当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领袖都发话了，仍然沉浸在“文革”之中的中学生又一次疯狂了。好像天降重任，时不我待，立马打起背包就出发。又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一大批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奔向了广阔的农村天地，真的要“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全市 68 届的中学毕业生统统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不仅学生下放，连学校的老师、机关干部、厂里某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得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直接目的是平息学生政治运动，解决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终目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我们这些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还不到毕业的时间，怎么办呢？不知道是谁想出的主意，通过走“共大”，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江西各地农村的分校，把在校的中学生放到农村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来历，是 1958 年 5 月，从中央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的汪东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看望毛主席，汇报了江西各地垦殖场兴办农林技术学校的情况。对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很感兴趣，做出了“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指示。回到江西，汪东兴与曾留学苏联的邵式平商量时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邵省长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于是 1958 年 6 月 9 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为了培养共产主义……‘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不久后定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在江西各地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面对城里两千多万中学生毕业就业问题，除了“上山下乡”外，看来上“共大”分校确是吸收庞大中学生队伍最好的“蓄水池”。因此，在继“上山下乡”运动后，中学生又开始走“共大”了。
1968 年 9 月，留在学校中学二年级的学生开始走“共大”，学校“工宣队”直接参与学生走“共大”的组织和动员，通过全校动员大会、班级会议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尽其所能地动员更多的同学走“共大”。在社会舆论和学校工宣队的极力宣传下，一大批初中生走上了去“共大”的道路。当年赣州五中的学生，是安排去宁都县的林池农场。这时，工宣队找我谈话说，何万宁，你要做好准备去宁都共大。我当时没有回应，心中也很茫然，不知“共大”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还没有跟家长说好，怎么一下就要出发？这时我养父突然生病。这天傍晚，赣江造纸厂的师傅用板车把我养父拉回家。养父在家不停地呻吟，见到这样的情景，好心的邻居半夜用竹床把养父送到了赣州地区人民医院。家中养母还给别人带着孩子，只有我在医院照料养父。第二天，我回到学校，跟工宣队说，我养父突然生病了，住在地区人民医院，我是家里的独子，他们离不开我。学校和工宣队看见我这种情况，再没有催我走“共大”了。
就在这一年，我们当初一起进入中学的伙伴就要离开彼此了。这一分别很多同学再也没有见面了，能想得起来的更是寥寥无几。记得赣州五中的初一年级一共有 12 个班级，每个班级按 50 人计算，共有 600 人。经“共大”这么一分散，学校仅剩下 4 个班级，即 200 余人。学校初二年级在学生人数上锐减三分之二，数量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剩下的这 4 个班级按部队编制，分别为一连一排至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