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生

我硕士的就读专业是心脏外科，按照常理考博士时应该依然是心脏外科，但当时的南方医院外科学专业没有博士点，要想继续读博士，外科医生都选择了一条迂回途径，那便是与解剖学联合培养的博士。

第一军医大学的解剖学专业相当出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钟世镇教授出名，另一个是他的研究方向出名。钟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方向是临床解剖学，他是中国临床解剖学的奠基人。钟教授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外科学与解剖学相结合的新领域，他的学生几乎都是外科医生。正是这些外科医生将钟教授的理论与外科的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临床解剖学这个专业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生命力。

为了实现我的博士研究生计划，我报考了钟世镇教授的博士生，同时请南方医院心胸外科的王武军教授做我的临床导师，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读博士研究生，首先要选择研究方向。钟教授给研究生们指明了方向。他告诉大家说：“你们都是外科医生，来自不同专业，将来毕业后也依然要当外科医生，既然将来以后你们的身份不会变，那么做的研究方向就一定要对你们将来的工作有帮助，也就是能帮助你们将来开展工作，这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千万不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完全是浪费时间。基础的课题让基础专业的研究生去做，你们从事的工作是开刀，所以要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做些有利于开刀的事情，不要白白浪费这段宝贵的光阴。”

我在著名的第一军医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钟教授不仅在解剖学界出名，在外科界，尤其是创伤外科、显微外科、骨科、手外科专业中也非常有名。他之所以如此受人敬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学问的态度。

当年很多研究生同学选择课题时喜欢选择基础的课题，比如干细胞、基因等方面的课题，以为只有那样才有水平，有深度，才符合博士研究生的档次。钟教授极其反对这样的事情。他反复告诫大家，做学问一定要做对的学问，并不是越基础越热门就越有水平，对于外科医生来说，与手术相关的学问才是大学问。钟教授这种务实的作风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终生受益。

王武军教授同样是一个极其务实的专家。在选择课题时，他的观点与钟教授完全一致，他也非常希望我能结合心脏外科的手术做相关工作。两位教授意见相同，使我的研究有了真正的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思考，我最终将研究方向定在心脏的微创手术方面，具体的研究课题是微创手术切口的基础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微创手术爆发性发展的时代，心脏的微创手术概念刚被提出来，但缺乏基础研究方面的内容。我研究的内容是通过在标本上对各种微创手术进行模拟，对各类切口的适应征以及特性进行全面评估。这个工作非常基础，但相当实用，因为可以为临床工作提供直接的依据。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帮助我将来顺利完成手术。

为了完成研究工作，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不仅对已有的切口做了研究，还设计了多种新的切口。这些切口的概念都是第一次被提出，具有绝对原创性。这也使我的工作有了真正的意义。

我所有的研究都在标本上完成，由于标本极其难得，因此所有的学生都非常珍惜研究的机会。经过硕士研究生的培训，虽然我已经对心脏外科的相关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由于操作机会有限，很多问题并不是十分清楚。而这些标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会。结合临床工作的经验，当我对手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目的的研究时，很快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除了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外，我还做了另外的工作，即课题之外的一些研究。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两个：其一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供体血管问题，其二是瓣膜置换手术的入路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不是我的课题，但对临床工作有重大意义。

为了弄清楚第一个问题，我对人体的各种动脉血管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分析，最终发现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血管，即旋股外侧动脉降支。我向钟教授请教了这种血管用于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可能性，又向整形外科专家咨询了手术切除的技术问题，最终确定该动脉完全可以用于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除了这个血管外，在对肠系膜动脉进行观察的过程中，我有了更大的发现。由于肠系膜动脉非常丰富，虽然单条血管不一定能满足搭桥的需要，但只要稍做显微外科方面的处理，就可以获得理想的血管桥。我把这个观点向王武军教授汇报后，他非常认同我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除了血管供体外，我还对冠状动脉手术方式做了探索。考虑到动脉没有瓣膜，血液可以双向流动，我对胸廓内动脉逆向搭桥的可行性做了分析，结果发现这种方式完全可行。这种术式也是我最先提出的。

在瓣膜置换手术中，我一直对手术的径路很感兴趣。就拿二尖瓣手术来说，不同医生采用的手术入路不同。张立溪教授采用的多是经房间隔的入路，而刘宗贵教授采用的入路则是左房入路。硕士期间我没有主刀瓣膜手术的机会，因此对操作中的显露不熟悉。为了弄清楚两种入路具体的特性，我在标本上对两种入路都做了尝试。这不仅让我对入路的性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而且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手术入路。这种入路是针对双瓣置换的入路。具体方法是先横断升主动脉，然后经左房顶部做切口，这个切口可以用来完成二尖瓣手术，而经升主动脉切口可以做主动脉瓣置换。这个手术入路设计非常巧妙，也有很多实际的优点。这也是这种入路的可行性第一次被提出。后来等我毕业后，曾伟生主任对这个切口非常感兴趣，于是做了手术的实践，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课题方面，我同样做了很多原创性的工作。我设计了多种手术切口，并对其中最有特点的切口做了命名，即“门式切口”。这样的切口与以往任何一种切口都不同，但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心脏外科领域中，有关切口的内容比较小众。但是，对于我这个研究的领域来说，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我非常清楚这些工作的价值。当然，我的两个导师也知道。我没有做非常高深的研究，只是瞄准了临床中的实际问题做了工作。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收获颇丰。后来我所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总结发表了，有的发表在国内，有的发表在国外，受到了不少同行的关注。

博士研究生的三年对我来说尤显重要。首先是让我养成一种务实的学风。我知道很多人读博士完全是为了混文凭，既然是混，当然不会考虑课题的实际用途。我读博士的目的却不同，从一开始我的两位导师就告诉我，我要通过学习让自己成为更好的外科医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才使我的课题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与那些搞基础尤其搞基因的课题不同，我的研究显得朴实无华，甚至没有技术含量，但恰恰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内容最终彰显出可贵的价值。我必须感谢我的两位导师，正因为他们自己都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科学工作者，才教会了我做学问的态度。

解剖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所有学者都认为这个学科已经发展到极限，不可能有更新的发展。正因为对发展前途充满忧虑，很多解剖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开始转换研究方向，其中不少甚至转向分子生物学。这种做法非常无奈，也充分反映了解剖学面临的危机。但是，当太多的学者都对这个专业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学者挺身而出，找到了这个古老专业发展的新路子，这位学者就是钟世镇教授，他发现的路子就是临床解剖学。他将解剖学与临床外科学紧密结合，使古老的解剖学专业焕发了青春。钟教授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去研究分子生物学，他做的工作没有高大上的外表，却直接推动了多个临床外科专业的跨越式发展，为临床外科事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武军教授来自同济医科大学，是留美归国的外科医生。有很多这样的出身和经历的人会将注意力投注到一些较为基础的方向。但王教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他的观点与钟教授完全一样，希望我能踏踏实实做一些对我的工作有用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为了把课题做得更完美，王教授亲自到实验室，与我一起翻标本，测量数据，拍摄图片。另外，他还会在标本上对手术方式进行研究。

两位教授给我树立了好的榜样，我自然会照样学样，养成与他们一样的学风。这也与这本书的基调相同。我说自己是手术匠，手术匠是怎样的概念，其实说的首先就是这种对学问的态度。

博士研究生期间，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对心脏外科临床工作有了进一步的领悟。除了第一年短暂的基础课之外，我三年之中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临床中。王武军教授直接带着我，上级医生是蔡开灿教授和屈立新教授。当时心脏手术量逐渐增多，接诊的患者种类也多了许多，除了常见病之外，一些少见的或者严重的病种也渐渐多起来。科里总的手术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工作开展多了，我的经验也慢慢积累起来，因此对临床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个收获是完成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如前所述，我的课题完全结合临床手术而设立，由于以往没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工作，因此本身具有很强的原创性。而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我又结合临床完成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研究，这不仅让我对心脏手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还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我后来的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第四个收获是对科研方法的掌握。做科研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并不是随便经过训练就可以完成的。从硕士到博士我经历了很多训练，而且自己做了研究，因此很好地掌握了科研的方法。这对我后来从事一系列科研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收获，也许是尤其重要的收获，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也就是批判性思维。在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会把所有讲课的教授都当作权威，把他们的话当作真理。在读硕士的时候，老师们在我心中的形象有所改变，但权威依然不少。而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权威们的光环逐渐褪去。等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再轻易相信权威了。所谓的权威其实是对某一领域知识的掌握量多于常人而已。这是权威的实质。那么，如果一个人掌握的知识量超过了权威，自然就不会再盲目崇拜权威了。博士的课题一般只集中于某一个范围很小的局部，在这个领域博士一般都是绝对的权威人士，很多时候甚至比自己的导师了解得更多。如此局限的知识面并不一定会让博士们懂得比其他权威更多，但通过这样的过程，博士们会知道权威成为权威的原因。这会使权威在博士们心目中的形象打了个折扣，至少不会像普通人那样盲目地崇拜。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对于任何观点或者理论，一个合格的博士绝对不会轻易相信。如果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话，博士们就更加不会轻信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并不是让博士们怀疑一切，相反，会让大家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会觉得临床上很多药物都是神药，都有很好的作用。而有一天，当我们上临床课的时候，一个外科学博士给我们上课，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临床上有一定数量的药物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效果。那一刻我和同学们都惊呆了，并很快开始在心里嘲笑这博士，觉得读了博士的这个家伙过于狂妄，是把我们这帮小本科生当傻子糊弄了。等到我读硕士的时候，我依然不觉得这位博士老兄说的话有道理。但是，等到我读完博士，我终于成了那位博士老师的知音，我竟然与他有了完全相同的理解。在随后的工作与学习中，当我偶尔把我的观点告诉别人时，我分明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惊诧与怀疑，但我并没有觉得惊奇，因为当我自己没有掌握足够多知识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理解他们，理解知识的价值。

批判性思维是我读了博士后才有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不仅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帮助，而且使我在生活中受益良多。

第六个收获，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收获，那便是激发了我发明创造的欲望。读博士期间，我不仅能接触科室的众多高人，还能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同学朝夕相处。当时招生人数极少，我们那一届全校才招了二十几个人，比起后来几百人的招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招生人数如此稀少，至少可以说明这些人的水平尚可。我能感觉到这些同学的水平，这对我自己也是个难得的促进。大家虽然专业不同，考虑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却会相互影响。早先我对发明原创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与同学们接触多了，知道他们不断拿到各种专利之后，我的手也开始痒痒，也想做些尝试。后来真的做了，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拿到了数十项专利。这一切其实都源自那个时期的影响。

博士研究生的三年与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完全不同，这个时期的我不断走向成熟，不仅成了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更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完成博士学业，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我觉得一切都物有所值。王武军教授曾经告诉我说：“读博士会失去很多东西，付出巨大代价，但一定会收获更多的东西，你不会为今天的付出而后悔。”毕业之后我经常会想起王教授的这番话，我曾不止一次发出感慨，我要感谢那段难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