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外科医生

博士后出站后，我真正进入了社会，到了我后来的单位。我的科室为心胸外科，心脏外科与普胸外科在一个科室，但专业完全分开，我只做心脏手术，因此只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

心脏手术的开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心脏外科自身的工作，还需要其他相关专业积极配合，因此手术的成败是对医院内部多学科技术水平的综合检验。第一重要的学科当然是心脏外科本身，它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手术的成败。第二个学科是影像学检查部门，包括心脏超声、介入等部分。单纯检查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关键是诊断水平。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心脏病的诊断都是靠超声检查完成的，少数特殊情况可以通过介入造影完成。如果这些检查的部门不能提供很好的诊断，就可能给手术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影像学检查是尤其重要的部门。第三个学科是麻醉科，麻醉科的水平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心脏手术期间，患者始终处于全身麻醉状态。此时由于心脏跳动完全被机器替代，这使得麻醉的地位尤为重要。如果不能为手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稳定的操作环境，手术就非常危险。不管手术操作多么成功，最终都无法获得好的结果。第四个学科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需要在特殊的条件下完成，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体外循环，这项技术起到了临时替代心脏工作的作用。体外循环是心脏手术的核心，离开了它心脏手术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心脏手术对体外循环技术有极高的要求。没有安全可靠的体外循环保障，再好的心脏外科医生都无法完成手术。早年的体外循环工作并不独立，而隶属于麻醉科或者直接由心脏外科人员负责，后来一些大型心脏中心有了独立的体外循环科，这使相关的技术更加成熟与独立。第五个学科是重症监护。心脏手术后，患者的心脏处于非常脆弱的危险期，需要进行密切监护才能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如果监护水平不行，就很容易使手术前功尽弃。一般来说，专业的心脏外科都有自己独立的监护单元，但有的医院会有独立的重症医学科，专门负责术后的监护。监护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因此所有开展心脏手术的单位都会非常重视术后的监护工作。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心脏手术的水平反映的并不是心脏外科单个科室的水平，而是医院多个学科的技术水平。而这些学科的水平基本代表了医院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说是医院综合实力的体现。那么，要想将心脏外科临床工作搞上去，就必须有多个学科的全力配合。这是心脏外科专业与其他专业最明显的不同。正是因为心脏外科有这样的特殊性，在科室建设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科室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心脏外科科室主任的作用，二是医院领导的作用。光靠心脏外科的科室领导努力有可能把这项工作搞好，但非常困难，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医院领导的重视。领导重视了，各个学科就可能积极配合工作，医院的很多资源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对心脏外科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心脏外科是一个院长工程。只有院长出面亲自抓各项工作，医院的心脏外科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当然，医院领导有自己的工作，他不可能对心脏外科的工作做过多的指导。他起到的作用是给政策、给资源，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科室主任。

科室主任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技术的作用，二是组织协调能力。心脏手术本身风险高，难度大，要想安全地完成手术操作，外科医生的技术因素尤为重要。科室主任是技术方面的绝对权威，因此科室主任必须有过硬的技术，这是心脏手术顺利开展的必要因素。除了技术因素外，科室主任必须具备强大的协调能力，必须将影像检查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监护室等人员都有机地组织起来，让大家围绕一个目的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心脏手术成功开展。

科室主任的组织协调能力还包括另外一方面的能力，那便是联络医院领导和各个部门资源的能力。与领导保持密切联系的目的是争取各种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是充分利用领导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威信，以便于工作的开展。由于心脏外科的发展可能会涉及很多非临床部门的工作，因此科室主任还必须努力与各相关部门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只有当科室主任真正既有技术又有很好的活动能力时，心脏外科才可能做得成功。

在临床的各种专业中，心脏外科是开展难度最大的专业。之所以有困难，与上述众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存在不足，都将影响心脏外科整体的发展。大的心脏外科中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专业会自觉地开展相应工作，各种因素也会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因此心脏外科医生工作起来会轻松得多，只需要把自己的手术做好就足够。那里的科室主任也很轻松，至少不需要做太多协调的工作。但是，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心脏外科没有做到一定规模，科室主任的压力就会非常大。他不仅要保证手术的成功，而且还必须操心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当时所在的医院规模很大，在广州很出名，但心脏外科总的手术例数并不多，这严重限制了我们科室在当地心脏外科中的地位。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因为我的技术很成熟，所以手术质量很高。我们的主任是曾伟生教授，是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而且人也很好，脾气随和而且对人真诚，是一位很好的科主任。在整个医院里，曾主任和其他兄弟科室的关系也很好，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医院的心脏手术其实做得相当成熟。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广州各医院间竞争过于激烈，我们的手术不会输给任何其他医院。但是，因为心脏外科的发展一直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最终严重制约了科室的发展，我们医院一直没有把心脏外科专业做大。

科室的副主任是蒋仁超教授，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由于我们的科室是心胸外科，蒋主任主要负责胸外科工作。他与曾主任的专业完全分开，一个做心脏，一个做普胸，中间不存在任何交叉。蒋主任本来也做心脏手术，他和曾主任一道都在阜外医院进修过心脏手术，后来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专业，二人做了分工，蒋主任改行做了普胸手术。蒋主任的手术做得也非常漂亮，而且人也很好，对所有人都很真诚，是一位很善良的人。曾主任和蒋主任性格互补，技术一流，是绝好的搭档。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下，科室工作开展得一直很好，在广州地区一直有口皆碑。

广州的心脏外科水平一直很高，很多医院都开展了心脏手术。但是，由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太过强大，其他所有医院相关工作的开展都受到了影响，影响的主要标志就是手术量的限制。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衡量一个医院心脏外科水平的标志不再是高难度手术的技术水平，而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指标，也就是手术的数量。不管医院技术水平如何，只要手术数量多，就会被认为是厉害的医院，具有更高的水平。这种做法本来是十分不科学的，但可怕的是多数人认可这个指标。早先是医生认可，接着是患者认可。当所有的医生和患者都觉得做得多就厉害时，那些辛辛苦苦做高风险高难度手术的外科医生就逐渐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我知道一位非常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早期就专门挑高难度的手术做，结果错失了“走量”的机遇，最终使整个科室都沦落到二线心脏外科的境遇，这就是过分看重手术量带来的恶果。但是，正是因为后来所有医院都认识到了手术数量的重要，于是很快开始了心脏外科疯狂的竞争，大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多做手术。

要想完成更多的心脏手术，技术无疑是第一重要的因素。离开好的技术，患者肯定不会轻易前去接受手术。但是，患者看病有时并不理智。这就如到饭馆吃饭，人们吃饭的时候总会往人多的饭馆挤。看病同样如此。一个医院的人越多，患者就会以为他们的技术水平越高，于是会形成恶性循环，人多的医院患者越来越多，人少的医院很难有患者看病。医院对手术量的重视，应该就是来自患者这种特殊的认识。也许正是意识到了患者的特殊认识，一些医院会有意回避手术的难度，而只是单纯追求手术数量。为了获得更多的患者，一些医院甚至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争取患者。这样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他们的手段是价格战，往往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取病源。而到了后来，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很多医院开始免费为患者做心脏手术。

心脏手术本是最高端的外科手术之一，这样的手术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为了争夺病源而毫无底线地降低价格，必然会影响治疗的质量。这样的做法肯定无法保证每一个患者都得到最满意的治疗。但也有其积极的作用，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推动心脏外科的整体发展。当很多医院不得不加入免费手术的行列之后，整体的手术量无疑会明显增加，整体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会提高，这是价格战最大的贡献。但是，即使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依然有不少患者会坚持选择最好的医院。其他医院争来争去只能临时改变医院之间的格局，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顶级医院的地位。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心脏外科整体水平虽然得到提升，但对于心脏外科医生个人来说并不是好事情。这意味着无谓的竞争更激烈，工作难度也更大。这种现实对科室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一种前途与命运的考验。当科室主任没有办法获取更多资源时，几乎就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我们的科室就是这样的牺牲品，最终走向了被淘汰的宿命。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我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心脏外科，我想当一个合格的心脏外科医生，但这样的愿望有时几乎是奢望。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们的科室很难吸引来更多的患者，我不是科室主任，只是个普通医生，尽管我和大家一样都想帮助曾主任把科室搞好，但最终效果并不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怪科室主任不努力？并不是，我们的曾伟生主任其实非常努力，他比任何人都更想把科室搞好，但很多事情并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开始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到后来等我们的科室被彻底淘汰时，我才逐渐明白问题的根源，但这绝对不能怪我们的曾主任。

我们科室的几位医生都曾在阜外医院进修心脏手术，因此所有的技术都与阜外医院的技术完全相同。阜外医院的心脏手术享誉世界，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因此我毫不怀疑大家的技术实力。从我当住院医师开始，我的老师们都来自不同医院，都有不同医院的技术特色。孙雷老师的技术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技术，刘宗贵教授的技术是西京医院的技术，王武军教授的技术是同济医科大学的技术，而广东省人民医院和中山一院都有自己不同的技术，尽管技术的实质大同小异，但操作的技巧和对一些特殊技术的理解有很大不同。非常幸运的是，我接触了很多流派的技术，这让我有了对比和鉴别的机会。我不能说哪种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但毫无疑问，每一种技术都有其珍贵之处。见得多了，于是我便有了更宽广的视野，对心脏手术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我们医院的工作环境中，要想让我把手术做得非常出彩几乎没有可能，原因依然是手术量。当时我们一年的手术量连一百台都不到，每一个医生都不可能有太多的操作机会，没有机会动手就很难有实质的提高。

博士后出站后，我的年龄已经不小，已经读完了所有的书，因此很想认真工作，当一个合格的心脏外科医生。但如上所述，这样的心愿并不容易实现。这不是我个人的原因，而是来自科室，来自医院，来自整个心脏外科的大环境。我非常清楚，我们的科室要想发展并不容易，这让人非常失望。而最坏的消息很快传来，医院要从外面引进一个心脏外科的团队，我们科的心脏外科专业将被彻底取缔。这消息让每一个人都坐卧不安，我是个心脏外科医生，如果另外再成立心脏外科，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会被怎样安排。这令我忧心忡忡。

总的来说，那段时间科室人员的思绪都很不稳定，但工作不能停下去，该做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少。幸运的是，那段时间我接触了四位真正的高人，让我学到了很多可贵的东西。第一位是许建平教授，来自阜外医院，是非常著名的心脏手术专家。曾伟生主任曾邀请他过来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当时的搭桥手术开展得并不普及，这个技术是我们医院的短板，几乎没有开展过相应手术。许教授来自阜外，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他的手术操作果然漂亮。他的方法有很多不一般的地方，操作娴熟的程度让我无法用言语形容，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手术之一。第二位是高长青教授，他也是受我们主任邀请前来做手术的。当时他带来了他的整个团队，一共有好几个人，他做的手术是不停跳搭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手术，手术做得同样相当漂亮，让我眼界大开。第三位是澳籍华人，我忘记了名字，他做的是瓣膜手术，他是澳洲最出名的心脏外科医生，手术做得同样相当漂亮。第四位来自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很多人都知道，翁渝国教授。翁教授是中国医生的骄傲，是全球最伟大的心脏外科医生之一。他来我们医院做过三次手术。两次是左心室室壁瘤切除外加冠状动脉搭桥术，一次是胸主动脉瘤切除手术。这四位医生都是大师级人物，手术做得都不是一般的漂亮。能与这样的医生同台做手术，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刚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孙雷老师曾请汪曾炜教授到我们医院做法四手术。当时我对心脏手术几乎没有概念，汪教授是绝对的心脏外科手术大师，可惜我当时什么都看不懂。而看到上述四位大师的手术时，我已经是博士后，见识过很多医生的手术，这时对手术的理解已经与当年完全不同，因此更能感受到大师们手术的妙处。

在这四位大师当中，有两位尤其让我震动。第一位是来自澳洲的那位华人医生，另一位是翁渝国教授。澳洲的教授会一点汉语，但非常有限，需要用英语交流。他在我们医院停留两天，我基本上全程陪同。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做了学术报告，也是我做的翻译。他做的报告题目是上半胸骨劈开切口实施心脏手术的经验。这个工作我非常熟悉，因为我的博士课题做的就是心脏手术的切口。他设计的切口是最先用于临床的微创手术切口之一，我对他设计的切口早有耳闻，但由于他的汉语名字和英文名字不同，直到见了面才知道是同一个医生，这让我肃然起敬。由于他做的工作与我曾经的研究方向相同，于是我专门查了他的文献，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竟然只查到他两篇文章。我带着很大的疑惑问他有没有发表其他的文章，他说没有。当时是2005年，许多医生已经开始疯狂撰写各种高级别的文章了，不要说如此出名的专家，随便逮一个硕士生出来都会发表几十篇文章。如果能做到博士或者博士后，文章会有更多。相比之下这位医生的文章数量太让人吃惊了。他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心脏中心的主任。能拥有如此重要的职位，他是靠什么能力的呢？仅仅两篇文章，而且不是什么重量级的杂志，如何牢固确立他的学术地位的呢？按照常规，要当主任首先要有职称，而要有职称必须先发文章，再有基金，然后还要参加考试。等一切硬性条件都达成之后还要走一下关系，如此才有可能获评职称。按照这位医生的文章数量和水平，要想当个副主任医师都是做梦，更不要说当学术带头人了。当时我们科有六七个老主治医师，大家年龄都比我大，有的甚至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还一直是主治医师。大家都有文章，都有课题，都参加了考试而且有不错的成绩，但最终都无法解决副高职称的问题。但联想起他的手术后我很快有了答案。他之所以能当上主任不是因为文章而是因为他的技术，那是一流的手艺。他不需要用文章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只要一出手实力便会彰显出来，实力可以征服每一个人。这才是最让我震动的东西。我对这位医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直认为那才是我应该学习的榜样，那是外科医生应该有的样子。

第二位震撼我的是翁渝国教授。他的文章也不多，全部加起来也只是那么区区几篇而已，但他在全世界闻名。为什么他能把全世界的医生都征服了呢？依然是靠技术。从他的操作中不仅可以看到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能够看到绝对高超的手术技术。

在做胸主动脉瘤手术时，翁教授采用的是胸腹联合切口，切口从腰背部斜向前上方直达前胸壁，切口很长，术野很大，但整个术中几乎没有看到一滴可见的出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绝妙的手术，我被他的技术彻底征服。术前我担心有大出血，因此准备了2 000毫升血，而后来竟然一滴都没有用。翁教授对技术的理解是深入骨髓的，绝非一般医生能企及。这大概也是他能被全球同行认可的根本原因。

我佩服翁教授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自信。他做的三台手术都是风险极高的手术。胸主动脉瘤范围很长，长度接近30厘米。我本来以为他会在体外循环下完成手术，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直接阻断主动脉做瘤体的切除与血管置换，手术过程中不仅没有看到任何出血，操作也极其流畅，很轻松就完成了手术。把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做成如此简单的“小手术”，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我被翁教授的手术彻底征服了。他做的室壁瘤手术同样令人震撼。两个患者的室壁瘤都很大，除了室壁瘤切除还需要做搭桥手术。这样的手术不仅烦琐而且有很大风险，风险之一是术中的出血，之二是术后左室功能不全。这样的手术，全球都没有几个医生敢做，国内更是没有见过相关的报道。翁教授显然是艺高人胆大。他的手术做得非常轻松。他采用的是一种设计极其巧妙的折叠技术，先将瘤体切开，然后分别拉向对侧，上下叠加后进行缝合。通过这样的处理，不仅有效消除了出血的可能，而且避免了对心室壁的过多切除，由此也使术后心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

这四位大师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心脏外科医生中的代表，他们的技术让我感到震撼，当然也让我深受启发，他们是我需要花费毕生精力去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