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复无恙

1938年1月28日，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七，张伯驹从天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使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先来介绍一下藏书家傅增湘。

傅增湘，1872出生于四川，字沅叔，曾当过民国教育总长。他当教育总长的时候，还曾领导过一个大师级的著名作家，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当时鲁迅担任教育部佥事，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

另外，傅增湘还是中国艺术界少有的伯乐，他慧眼识才，发现并培养了当代文化艺术界两位顶尖级的大师。一位是国画大师徐悲鸿，1920年，正是在傅增湘的帮助下，徐悲鸿得到去法国公费留学的名额。徐悲鸿学成归国后，还专门给傅增湘画肖像一幅以表示感激之情。另一位大师，就是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当年正是傅增湘把启功推荐给了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在陈垣的教导下，启功由一个普通中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傅增湘政务之余喜爱收藏古书，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在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方面，堪称一代大家。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二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好友。

两人在火车上刚刚坐定，傅增湘就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溥儒不是一年前刚刚出让了韩幹的《照夜白图》吗？怎么又要变卖藏品？再说，清朝虽然灭亡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王府怎么也不至于到了靠变卖家产度日的光景吧？

本来这恭亲王是清朝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家底是非常丰厚的。据说，民国初年，恭王府除了字画古玩和金银珠宝之外，光房产土地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但是清朝灭亡后，溥伟不甘愿接受现实，他逆势而行，妄想复辟清廷，为了筹备活动经费，1912年，溥伟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一千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后来，溥伟和二弟溥儒相继又把恭王府府邸和后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虽然溥儒当时已是北京画坛的大佬级人物，另外他还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领取一份薪水，但旧王府依然保留着骄奢淫逸的贵族习气，家里仍然是仆人众多，还养着一辆汽车，这些开销仅凭着溥儒的一支画笔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急需用钱的时候，就不得不变卖家中的收藏。据统计，从清朝末年一直到1937年，恭王府陆续不断地大量变卖家藏的历代珍贵书画。那么都有哪些重要的收藏被变卖呢？我们简单列举几件国宝级书画作品：

东晋王羲之的《游目帖》

唐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

唐韩幹的《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唐怀素的《苦笋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宋易元吉的《聚猿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以上这6件古书画均是我国顶尖级的国宝文物，今天，除了唐朝怀素的《苦笋帖》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以外，其他5件国宝均在20世纪初相继流落海外，回归几无可能。但其中最最令人痛心的，是东晋王羲之的《游目帖》流入日本后，在1945年的原子弹大爆炸中永远地化为了灰烬。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溥伟意图复辟清廷的瞎折腾，导致恭王府的负担越来越重，经济状况日益拮据。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又没什么进项，溥儒有时急等钱用，怎么办？也只好变卖祖产了。台湾作家王家诚在《溥心畬传》中描写过溥儒变卖祖产的情况。

他（溥心畬）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溥儒14岁丧父，此后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北京沦陷，社会秩序混乱，各大银行业务终止，但溥儒对母亲至孝，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以他的性格，项夫人的丧事必须办得有排场。那么坐吃山空的恭王府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出让稀世珍宝《平复帖》，来换取治丧经费这一条路了。

张伯驹在火车上听到溥儒要变卖《平复帖》的情况后，对傅增湘说：溥心畬以前不肯出让《平复帖》给我，他要价可高达20万大洋。

傅增湘说：现在不一样了，溥儒是一个非常重孝道的人，母亲的丧事他要办得风风光光，手中无钱，银行也取不出钱来，也只好贱卖《平复帖》。

张伯驹略一思考，面色凝重地说道：这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吗？要不他可以把《平复帖》抵押在我这里，我先借给他1万块办丧事。

傅增湘说：你确定收藏，我去跟心畬谈。另外，白坚甫你认识，他可是专做日本人书画生意的掮客，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还要委托我找心畬协商购买。我也是担心国宝外流呀！你几次三番求购《平复帖》，不也是为了使这件宝贝留在国内吗？

这个书画掮客白坚甫，张伯驹是早就认识了，他早年曾留学日本，曾把很多国宝级的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听到白坚甫这个名字，张伯驹就开始有些担心了，毅然点头说道：傅老，那这件事全拜托您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心畬开价4万大洋，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4万大洋买断。于是，张伯驹马上拍板，就以4万大洋的价格彻底买下了《平复帖》。得到了日思夜想的国宝《平复帖》，张伯驹一连多日闭门研读宝帖，兴奋之余就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他还专门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当时北京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张伯驹也有用“平复”二字来祈愿国家、民族平安，国宝《平复帖》平安之意。

张伯驹除了亲自题写跋文以外，还前后在手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

这7枚印章分别是：张伯驹父珍藏之印、京兆、张伯驹珍藏印、丛碧主人、张伯驹印、平复堂印、伯驹。

在这7方印章中，“张伯驹父珍藏之印”需要做一下解释。这个“父”在这里读“甫”音，可不是父亲的意思，在古代表示青年美男子，多用于人名，比如唐代大诗圣杜甫等。

溥心畬转让《平复帖》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书画掮客白坚甫的耳朵里。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买此帖，愿意出5倍的价格，也就是20万大洋。白坚甫坚信面对如此巨大的利润，张伯驹肯定会放手，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伯驹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对他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卖钱，是怕它们流到外国。

张伯驹得到《平复帖》的消息也很快传遍了整个南北文化圈，在那种国破家亡的特殊气氛里，收藏界都为国宝《平复帖》没有流落海外而暗暗庆幸。

文化老人傅增湘，也为国宝《平复帖》找到了最好的归宿而心情舒畅，他提笔作文，为《平复帖》写下了1300多字的题跋。他在跋中的这段话，代表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心声。傅增湘说：

余深惧绝代奇迹，仓卒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

溥儒为母尽孝，忍痛出让《平复帖》，张伯驹则为国护宝，锲而不舍，这也给《平复帖》的千年流传史平添了一份温情。当然，收藏到《平复帖》，也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大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