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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下旬，湖北省遭遇特大水灾，灾民多达700余万人。为救济灾区，北京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就将家藏的《平复帖》奉献出来参展，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面向大众，所以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可谓观者如云。张伯驹也就是在这次赈灾义展上，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当后来得知溥儒家藏的《照夜白图》已经卖给英国人戴维德后，张伯驹立刻就担心起了《平复帖》的安危，有了前车之鉴，绝不能再让这件国宝流落海外了。应该怎么办呢？由于张伯驹本人不方便直接找溥儒洽谈，所以就需要找一位溥儒的熟人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于是，张伯驹想起了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悦古斋是民国时期琉璃厂赫赫有名的书画古玩店，老掌柜韩德盛眼力好，又善于经营，他曾经因为抢救著名的“8000麻袋大内档案”而声名鹊起。这“8000麻袋大内档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准备筹办历史博物馆，就把清宫大内的档案调拨出来作为博物馆的基本藏品。当时，政府财政收入极度不稳定，1921年，教育部为了发工资，竟然将这批大清档案装了8000麻袋，当作废纸给卖了。悦古斋老掌柜韩德盛得到消息，设法将档案从废品站买了下来，才使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躲过了化为纸浆的厄运。当时众多著名学者也都参与到了这件事中，比如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著名作家鲁迅等人也参与其中。后来鲁迅甚至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所谓“大内档案”》的文章。悦古斋老板韩德盛因为抢救“8000麻袋大内档案”而名利双收，当时的清朝废帝溥仪还特别赐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五品顶戴。从此悦古斋名声大震，许多文人、学者、画家都成了店中的常客，在这种情况下，喜欢画画的悦古斋少掌柜韩博文也与恭王府溥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溥儒
韩博文接受张伯驹的委托，专门来到恭王府拜访溥儒，他给溥儒说明了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意愿，希望溥儒能够出让。并委婉地表示，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但最好不要让这件国宝再流失海外了。
当时溥儒并不缺钱，他微微一笑答道：我现在不需要钱，如要相让，就20万大洋。20万大洋在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购买力呢？我们就按当时的房价来折算一下。大家知道，民国时期，鲁迅曾在北京阜成门里西三条胡同买了一个三开间的四合院，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地。这个院子共六间瓦房，鲁迅一共花费800大洋。20万大洋，在当时可以买这样的小四合院250套。再说，1921年，恭亲王溥伟为筹措复辟清廷的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只有8万大洋。张伯驹一听这个价格就明白了，溥儒开了一个天价，就是根本不想出手《平复帖》，也只好作罢。
东晋 王献之《鸭头丸帖》，叶恭绰旧藏
1937年，叶恭绰在上海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是民国时期的要人，也是重要的文物收藏大家。他曾藏有著名的青铜重器西周毛公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务。张伯驹应邀出席了这次展览会，在展会上他遇到了好友、国画大家张大千。张伯驹知道张大千和同为画家的溥儒是至交好友。张大千，四川内江人，是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说到绘画，在这里还有必要再重新介绍一下溥儒。溥儒，字心畬，又号西山逸士。1896年生于北京，爱新觉罗皇族，他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䜣的孙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清朝灭亡后，自称“旧王孙”。溥儒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溥伟也是清朝最后一个恭亲王。溥儒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据说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张大千和溥儒相识于1926年，两人可以说都是画界少见的丹青妙手，英雄惺惺相惜，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享有“南张北溥”的美誉。
张伯驹听说张大千马上要去北京，就把想收藏《平复帖》的心事告诉了张大千，拜托他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过了一段时间，张大千从北京回话，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