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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有大一统王朝的宏阔气象。在文化上，它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时代。一方面，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民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打败，汉人原本尊奉的礼乐文化信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尤其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先前的文化荣耀已经不再，而朝代的更迭、民族的压力、身份的失落、世俗的白眼，给他们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创伤。另一方面，蒙古铁骑席卷南下，开启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这种多民族之间的杂居与交融，必然带来思想与文化上的碰撞与融合，逐渐产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
思想文化上的震荡是双向的，无论是较为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还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都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游牧民族作为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也在不断汲取汉文化。公元1271年，忽必烈下诏，建国号为大元，乃取《易经》“乾元”之义，这是很好的证明。像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剌（蒙古人）、杨景贤（蒙古人）等人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也说明他们在自觉学习、接受汉人的文化。而汉人作为被统治阶层，更是无法回避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像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也在接受少数民族的火葬习俗。尤其是游牧民族歌舞传情、敢爱敢恨的文化特质，以及豪迈奔放、通俗直率的审美趣味，都使汉人传统的文化观念发生着改变。像〔唐歹合〕〔拙音速〕〔阿忽合〕等旋律高亢、节奏明快的少数民族音乐，原被视为“北鄙杂伐之音”“武夫马上之歌”（ 徐渭 《 南 词叙录 》），现已为汉族文人与百姓所喜闻乐见。所以，整个元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一直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这也使得元代的文化环境较为宽松，创作氛围比较自由，故而元曲能够摆脱传统文学“载道”的束缚，得以在开放、宽松、多元的文化土壤中茁壮成长，终至绽放出艺术的奇葩。
除了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外，大批文人投身于元曲创作，也是元曲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不重视。据《元史·选举志》，公元1313年元仁宗才下诏恢复科举考试，两年以后（1315）举行会试和御试，标志着元代统治者真正开始了科举取士。而这距离中原地区科举被废已有八十余年，距离南宋统治的南方地区的科举被废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虽然恢复了科举取士，但元代录取的进士人数远远少于宋代。以南宋为对照，从公元1127年建国至1279年亡国，152年间开考49次，除去三次未载录人数以外，其余46次共取进士20978人。如果从公元1234年灭金占领中原算起，至1368年亡国，元代134年间开考16次，共录进士1139人。而且这其中有一半名额是给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所以作为当时人口主体的汉人与南人几乎是仕进无望。这样一来，本来以科举做官为人生出路的汉族文人，不仅前途渺茫，而且生计困顿。他们有的坐馆授徒，有的转而从医，有的成为游方术士，有的去给蒙古官员充当小吏，还有一些索性走向市井勾栏，投身书会，当个书会才人。所谓“书会才人”，就是杂剧、话本作家，通过创作、编写供人娱乐的杂剧和话本来挣钱养家。称为“才人”，并无特别褒扬的意思，因为读书人改行去写杂剧和话本，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而那些去做小吏的文人，长期供人驱使，沉沦下僚，也常常借曲来抒发失意的情怀和归隐的意愿，他们和书会才人都是元曲创作的主要力量。《录鬼簿》中就记载不少杂剧作家是以吏为业，兼作杂剧，或是先做小吏，后改作杂剧。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已经成为难以重温的旧梦时，这些干禄无阶、入仕无路的文人只能在戏剧舞台上博一个粉墨功名，在元曲创作中发一下不平之鸣。他们虽然失去了彪炳史册的机会，却创造出了金声玉振、雅俗共赏的元曲，这同样可以令他们千古不朽。
此外，元代都市经济的繁荣与戏曲演出的商业化，也是元曲兴盛的重要条件。元朝统治者好财好货，多方征集工匠商贾来建设大都、杭州等中心城市。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元代的商业在战乱之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大都为例，当时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娱乐业也随之兴盛发达。元人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娱乐业：“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诚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赋中描述了大都的演出场所、歌舞演员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这些都是元曲这种通俗文艺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不唯大都，其他大城市也是如此，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娱乐消费的增长。于是各地的演出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既有收门票提供演出服务的专业剧场——勾栏，也有像酒楼、歌馆这样的临时演出场所，还有一些则是私人专属的赏曲场所，多为贵族所拥有的住宅与园林。如此庞大的演出市场和消费需求，直接刺激产生了大量符合市民审美趣味的戏曲作品。
总之，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下，儒家文化失去了往日的独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或为生计，或出于兴趣，纷纷投身到元曲这种大众文艺的创作中来。在曲中，他们或喜或怒，或庄或谐，或直抒胸臆，或借古人之口感叹兴衰。元曲，既是当时不少文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当时多数文人的心灵栖息地。再加上城市经济的繁荣与文娱生活的需求，带有世俗化、商业性、蒜酪气的曲体文学终于在大碰撞、大融合、大一统的元代迎来了蓬勃发展、大振宏声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