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吴晗的《朱元璋传》，从抗战时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由僧钵到皇权》，发展成为新中国的学术性史学名著，经历了风风雨雨，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
吴晗在学生时代的治学深受胡适的影响，曾将胡适的言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写在毕业照片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此外，他还受到在清华任教的蒋廷黻、雷海宗概括、综合研究方法和张荫麟清新活泼文风的影响
。1935 年负责编辑天津《益世报》的《史学》双周刊，他还在《发刊词》中打出“新史学”的旗号，宣称“‘帝王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学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
，强调要研究社会的、民众的历史，并在《益世报》上发表《明代之农民》《元明两代之匠户》等论文，表明他还受到当时刚在史坛流行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但是，吴晗当时走的毕竟是胡适为他指定的把自己训练成“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的路子，除了从事一些史料的整理和汇编工作，发表的多是些考证性质的文章，说明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正因为如此，吴晗最初发表的几篇与朱元璋有关的论文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就都是考证性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晗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消极抗战、黑暗腐败感到无比憎恨，对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治清明感到由衷敬佩，因而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不仅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撰写《论皇权》《论贪污》《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等一批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旨在借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吴晗更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向蒋介石国民党展开斗争，并将《由僧钵到皇权》加以扩充，改写成《朱元璋传》，以配合民主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不过，直到此时，吴晗尚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朱元璋传》的前两个本子尽管由于痛骂蒋介石而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但都未能对朱元璋一生的活动做出科学的说明，无法对朱元璋的是非功过做出客观的评价，不具有多少学术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先后两次对《朱元璋传》进行改写，问题才得以解决，使这部著作由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变为学术性的史学著作。《朱元璋传》历经二十多年的写作、修改，再次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包括朱元璋研究的科学理论。
第二，影射史学不能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是没有生命力的。
《朱元璋传》的写作，最初是为了抨击蒋介石，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弊端。
一是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史学著作为现实服务，必须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有生命力。《朱元璋传》的前两个本子，以朱元璋比附蒋介石，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朱元璋毕竟不同于蒋介石，两者的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环境也迥然有别。而且，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这两个本子不仅都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洪武年间的“恐怖政治”，而对朱元璋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一笔带过，并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
，从而违背了历史事实。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极峰”“最高峰”，出现在清代而非明代。清代君主权力之膨胀，专制手段之残暴，比之明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明代的君主集大权于一身，但总还有廷议、推举制度的存在，朝中大臣可以通过推举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吏部可以通过廷推参与高层人事安排的决策。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朱元璋传》的四个本子，还把朱元璋的治国方针概括为“用严刑治国”“以猛治国”。其实，朱元璋的治国方针是“教刑并用”“宽猛适中”的。他不仅“定律以绳顽”，也“明礼以导民”，倡导儒学，施行德治，普施教化，移风易俗，并非一味强调刑罚。就刑罚而言，也是按照“世轻世重”的原则，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以《大明律》的制定为例，就经历了由轻（洪武七年、九年律）到重（洪武二十二年律）再到减轻（洪武三十年律）的演变过程。况且朱元璋施行的严刑，主要是针对勋贵官僚、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从不滥杀无辜的百姓。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明初的社会何以会迅速由乱至治，生产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被清圣祖康熙誉为“治隆唐宋”的。
二是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既有道德价值标准，又有社会价值标准，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堪称完美的历史人物，当然值得景仰和称赞，但毕竟少见。在历史上，由于阶级和时代条件的限制，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物。首创我国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秦始皇，不也有实施严刑酷法、滥发徭役、横征赋税的暴行吗？首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不也有过诛杀同胞兄弟的举措吗？被誉为“盛世之君”的清世宗，登基之后不也对自己的亲弟弟八、九阿哥和他父亲宠信的一大批官员狠下毒手，并迭兴文字狱，屠杀过大批汉族士子吗？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仅要用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更要用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看他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究竟是起了促进还是阻碍的作用。《朱元璋传》的前两个本子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记述并谴责、抨击其暴行，很少顾及其恢复与发展社会生产，复兴在元代被边缘化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显然失之偏颇。
第三，粗疏的学风是史学研究之大忌。
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依据。研究历史，首先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搜集、阅读有关史籍，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料，并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核考订，去伪存真，然后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才能拨开层层迷雾，探知历史真相，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吴晗虽然深受胡适考据学的影响，他的史学研究起步于史料的整理，但当初在昆明着手撰写《朱元璋传》的第一个本子《由僧钵到皇权》时，限于客观条件，能够找到的史籍少得可怜，只能根据手头有限的几部常见史书和自己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来进行写作，自然不免过于粗疏。抗战胜利后，吴晗返回北平，清华、北大和北平图书馆以及档案馆的藏书及资料非常丰富，查阅并不困难，但此时他已是北平市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正在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没有多少时间去广泛涉猎、查阅有关朱元璋的史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十分繁忙，更难得有大块时间可以坐下来，阅读大量史籍。因此，《朱元璋传》虽然重新改写了三次，史料有所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其粗疏之风仍未改变，存在许多硬伤，不仅许多重要的史籍和档案资料未曾查阅，导致许多重要史料的遗漏和重大史事的缺载，而且对一些史籍录载的史料也疏于辨析考订，拿来就用，导致史事的失真，如《明史·叶兑传》记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言取天下大计，建议攻取平江时曰：“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销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困孤城，安得不困？”“别筑长围”“断其出入之路”显然不是“销城法”，查《明史稿·叶兑传》及《献征录·布衣叶公兑传》，所谓“销城法”实为“锁城法”之误。《朱元璋传》却据《明史》的记载，仍写作“销城法”。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朱元璋传》的第四个本子还不加审核地使用一些明中后期野史稗乘记载的逸闻，专门写了一节“文字狱”的暴行，导致史事的失真。野史稗乘所载的这些逸闻皆不见于官修的史籍，而且往往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如徐祯卿《翦胜野闻》等书记载，洪武年间徐一夔任杭州儒学教授，尝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阅后大怒，说，“‘坐’者，僧也，以我从释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乃“罪坐不敬，命收斩之”。但据光绪年间编校的《始丰稿》跋文的考证，徐一夔实际死于建文元年，年逾八十，并非为朱元璋所杀。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引黄溥《闲中古今录》的记载，说高僧来复写了首《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被朱元璋斩杀。但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及释元贤《继灯录》的记载，来复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涉嫌胡惟庸案而被杀，并非触犯文字禁忌而被斩。再如郎瑛《七修类稿》载，四明（即今浙江宁波）高僧守仁、德祥分别以《题翡翠》《夏日西园》的诗作而遭朱元璋的忌恨，“皆罪之而不善终”。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却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都和朱元璋有着良好的关系，并皆善终天年，德祥还活到永乐中期才“谈笑而逝”。可见，这些野史稗乘记载的逸闻并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这些野史稗乘所载逸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逸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也过于牵强。
在书稿修改定稿后，作者疏于校核，又导致一些不应有的讹误。如《朱元璋传》的定稿本，第 226 页记全国的人口，“（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六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下注明、元两代数字分出自“《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户口》”与“《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但《明史·食货志》所载洪武二十六年户数并不准确，因为成书更早的明代官方修撰的政书《诸司职掌》及《明会典》所载的户数是“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而《元史·仓货志》载终元世祖之世全国的户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由于口数正确，户数有误，这样一来，口数虽然增加了七百万，户数却减少了九十八万。又如第 268 页的脚注“《大诰二编》《苏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查《大诰二编》第十三条为《戒吏卒亲属》，《苏州人才》第十三条则出自《大诰三编》。类似的错讹，还可以举出不少。如第 7 页记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之前的家中人口，说“偏又连年荒旱，二嫂三嫂先后病死”，但朱元璋亲撰的《皇陵碑》却明确记载，他投奔起义军，驻守滁州时，思亲寻旧，知“次兄已殁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表明二嫂尚还在世。第 70 页记朱元璋南渡长江攻占采石为“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初一日”，但《明太祖实录》卷三则记载朱元璋原拟于六月初一日率部渡江，因“黑云蔽天，雷电风雨大至，舟遂止”，至翌日黎明，风雨停歇，才又引舟渡江。第 121 页记吴元年九月朱元璋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却漏掉其核心部分江苏省。
正是由于这种粗疏的学障，使得这部著作存在明显的缺陷，不仅史事的记述存在不少错讹之处，而且广度与深度都显不足，因而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就难以完全到位。
2022年3月20日于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西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