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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的第四个本子即定稿本，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依据丰富的资料，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到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再到明朝开国皇帝的曲折复杂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朱元璋于元天历元年（1328）出生于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朱五四做了一辈子佃客，还捞不着一巴掌地，搬了一辈子家。至正四年（1344）上半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旱蝗灾害袭击淮河流域，继以瘟疫流行，朱元璋父母、长兄和一个侄儿死去，他失去生活的依靠，只得入皇觉寺充当小行童。入寺刚满五十天，寺院关门，又不得不云游四方。他“山栖野宿，受尽了风霜之苦，走遍了淮西一带的名都大邑，熟识了这片地区的河流、山脉、地理，尤其是这片地区的人情、物产、风俗。见了世面，扩大了眼界，懂得了、学会了许多事情，丰富了社会知识，也锻炼了坚强的体力”
。在朱元璋游方的三四年中，后来的西系红军开山祖师彭莹玉在淮西地区潜伏活动，传播白莲教；朱元璋也接触到一些白莲教教徒，从而“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
，成为白莲教教徒。经过三四年的游方，由于思念家乡，他在至正八年（1348）又重回皇觉寺。
凤阳花鼓图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来的成分。教徒主要是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彭莹玉出生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另一个系统的头目是赵州栾城的韩家。韩家世代是白莲教教主，烧香结众，很得乡村农民的信仰，后被官府抓捕，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韩山童接手充当教主后，便使人到处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组织力量，准备起义。起义的教徒都用红巾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军、红巾、香军，奉的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都相信不久会有更好的世界出现，其明显的标识就是明王或弥勒佛“出世”。这样，明王或弥勒佛出世便成为煽动农民参加武装革命的最通俗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陷于贫困境地的广大农民。
元朝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统治集团的互相倾轧，朝廷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蒙、汉官僚地主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蒙古、色目贵族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又使社会矛盾迅速地激化，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斗争的开始是以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的”
。从南宋灭亡，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特别是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至正十一年（1351）的红军大起义，就是这一系列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元末群雄割据形势图
至正三年（1343）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四年五月，又北决白茅堤，六月北决金堤，曹、濮、济、兖诸州都遭了水灾。至正十一年四月，元廷征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兴工，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西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故道。韩山童派几百个教徒去做挑夫，宣传天下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明王已经出世，鼓动民工起来造反。韩山童聚集三千人，在白鹿庄誓师，准备发动起义。不料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牺牲。韩山童的亲信刘福通苦战逃出，整顿队伍，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攻取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挑夫也杀了监工的河官，和主力部队会合一起，不到十天，这支东吴红军已发展到五六万人。两淮、江东西的贫困农民也纷纷赶来入伍，占领了汝宁、光、息，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至正十五年（1355，龙凤元年）二月，刘福通派人在砀山夹河访得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臣民称他为主公。建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小明王尊母杨氏为太后，以杜遵道、臧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军旗上写着鲜明的联语：“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上联声言要统一全国，下联说明这个政权是继承赵宋的。各地百姓纷起响应，拉起反元队伍，攻城占地，开仓济贫，建立政权，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朱元璋在皇觉寺接连不断听到外面的消息。不久，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彭和尚、项奴儿带领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却到处打败仗，蒙古、色目、汉军一上阵就垮，真正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的，是地方官和大地主募集的“义兵”和“民兵”。到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被红军占领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和姓俞、姓曾、姓潘的一伙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有名的土豪，原是曹州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算命，娶了当地地主的瞎女儿，得了一份财产，生下三个儿子，郭子兴是老二。一二十年间，几个兄弟都盘剥乡民，为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地主。但因门户低微，不时受地方官府的作践，于是加入弥勒教，广交宾客，焚香密会。二月二十七日夜晚，郭子兴、孙德崖带了几千人，偷入濠州，杀了州官，按照先前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节制元帅。附近百姓纷纷投奔而来，声势越发壮大。
（左）郭子兴，元末江淮地区红巾军首领。定远（今属安徽〉人。地主出身。入白莲教，散财结客。至正十一年（1351 年）与农民孙德崖等四人率众起义，次年克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秋间彭大、赵均用等因徐州失守，率军来会。后与彭、赵等不和，依靠朱元璋的支持，移驻滁州。十五年春在历阳（今安徽和县）病死。明初追封滁阳王
（右）汤和（1326—1395）明初将领，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朱元璋幼时同伴，同投郭子兴。渡江后守常州，历征张士诚、方国珍。统兵取浙东、福建、四川，征讨西北，累有战功。封信国公。洪武十八年（1385年）自请解除兵权，归老故乡，深得太祖欢心，在功臣中独得保全。次年奉命在沿海筑城设防，以御倭寇。后每岁一朝，死后追封东瓯王
有一天，已投奔濠州红军的同乡汤和捎信劝朱元璋前去入伙。他正在犹豫之时，同房师兄告诉他，说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不幸皇觉寺又被兵燹焚毁。他走投无路，只得到濠州参加郭子兴的红军，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初一，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红军队伍。他刻苦练习武艺，屡立战功，很快被郭子兴看中，召为亲兵九夫长，在元帅府当差。他做事小心谨慎，又敢作敢当，打仗时身先士卒，得到战利品又悉数献给郭子兴。得到赏赐，又公平地分给一同出战的战友。不仅获得周围战士的拥戴，连郭子兴也当他作心腹，不时和他商量事情。郭子兴和抚养养女马氏的第二夫人张氏商量，招朱元璋为上门女婿，让他与马氏成亲。郭子兴与孙德崖、俞某等四个农民出身的元帅不时发生矛盾，朱元璋便不时出面进行调解。九月间，元丞相脱脱统兵攻破徐州城，芝麻李突围后被元兵逮住杀害，彭大、赵均用率残部投奔濠州，他们兵势大，濠州五个元帅反受其节制。彭大与郭子兴气味相投，而赵均用则与孙德崖等四个元帅亲近，这种局面加剧了几个起义首领之间的矛盾。有次孙德崖竟率亲兵在大街上捉住郭子兴，毒打一顿后，把他关进冷屋里。朱元璋闻讯，急告彭大，彭大即领兵前去营救，朱元璋也带兵围住孙家，掀开屋瓦，救出郭子兴。后来，朱元璋回到钟离招兵，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费聚等人都来投奔，不上十天工夫，朱元璋招募了七百人，交给郭子兴。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郭子兴提升朱元璋为镇抚，他从此成为一名带兵官。
（左）徐达（1332—1385）明初名将。农民出身，与常遇春同称才勇。任攻灭张士诚、北上灭元的大将军。有谋略，行军持重有纪律。任右丞相，封魏国公
（右）周德兴，安徽凤阳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与朱元璋是老乡。人精善骑射，从太祖渡江征战有功拜征南将军
彭、赵的部队缺乏训练，纪律不好。朱元璋交出新兵，带领贴身伙伴徐达、费聚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收编了张家堡驴牌寨及横涧山的地主武装，重新整编，并招募当地精壮入伍，严加训练，令知纪律。这样，他手下不仅有数量众多的骁将，也有了经过训练的几万人的大部队，为此后的军事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着，朱元璋率部往南进攻。在定远妙山，冯国用、冯胜兄弟前来投效。冯国用劝他攻取金陵作根据地，不贪子女玉帛，被用为幕府参谋。在攻打滁州的路上，李善长至军门求见，劝他学汉高祖，善于用人，不乱杀人，被留作幕府掌书记。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计取和州，被小明王命为总兵官，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三月，郭子兴病逝于滁州，小明王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之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郭天叙年轻，没有军事经验，张天祐遇事无决断，朱元璋不但有大批勇猛善战的贴身伙伴，还有自己的军队，又有李善长、冯国用等一帮舞文弄墨的文人做助手，“虽然在军中坐的是第三把交椅，却作得主，办得事，俨然是事实上的主帅”
。当年五月，廖永安、俞通海以巢湖水军降，朱元璋率之下采石，取太平。九月，郭、张二帅皆死于攻打集庆之役。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小明王得到捷报，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其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至此，朱元璋已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军首领。
（左）冯国用（1324—1359）明开国时将领。定远人。元末与弟冯胜组织地主武装，继投朱元璋。渡江后，典亲兵，攻占集庆、镇江、丹阳、宁国等地，累建军功。后从征金华、绍兴。擢升至亲军都指挥使。旋死于军中。明洪武三年（1370 年）追封郢国公
（右）冯胜（？—1395），明初大将。元末，他与兄国用结寨自保，后归附朱元璋义军。兄卒，袭职，为亲军都指挥使等地。与诸将收淮东等地，功仅次常遇春，迁右都督。从大将军徐达北征。明洪武元年（1368），兼太子右詹事。二年，克凤翔、巩昌，逼临洮，降元将李思齐。三年，以右副将军从徐达出西安，破扩廓帖木儿，封宋国公。二十年（1387），拜征虏大将军降其众二十万。二十五年（1392），奉命籍太原、平阳民为军，立卫屯田。二十八年（1395），因坐蓝玉案奉召还京（今南京），赐死
得到应天后，朱元璋的地盘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画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局面小，兵力不强，四面受敌，军事形势十分不利。幸亏这时元军正集中全力和小明王作战，顾不上朱元璋这个地区的军事。在打下徽州时，老儒朱升告诉朱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第一要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做长远打算。朱元璋便在龙凤四年（1358）二月以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责兴修水利，分巡各地，务使蓄泄得宜，恢复农业生产；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荒地，且耕且战。在设立营田使的同一年，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丁壮，编作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战阵。几年工夫，到处兴屯，粮食多了，军食也足了。“这一番作为，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群雄都先后失败，惟独后起的朱元璋所以成功的原因。”
康茂才（1313－1370），蕲县（今湖北蕲春）人，明朝初期名将。康茂才早年聚兵保乡里，被元朝封为淮西宣慰使、都元帅，后率部投降朱元璋，授秦淮翼水军元帅，镇守龙湾，又任都水营田使，率士兵行屯田之策。陈友谅攻打应天府，康茂才行诈降计，诱使其躁进急行，在龙湾将其击败。后随朱元璋破江州，攻占蕲、黄，战鄱阳湖，因功升为大都督府副使，又从灭张士诚，同知大都督府事。洪武元年（1368年），康茂才随徐达北伐，攻取汴梁，留守陕州。三年（1370年），夺取兴元，回师途中病死，追封蕲国公
在营建根据地时，朱元璋根据当时周围的军事形势，北面是小明王的友军，只放少数军事力量维持地方的治安，东面从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画一条直线，构成防线，堵住张士诚西犯的门路，而集中兵力出击东南，消灭与元朝本部相隔绝的、孤立无援的元军。他先取皖南诸县，再由徽州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从侧面构成包围婺州之势。龙凤四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亲统十万大军，军旗上挂着“奉天都统中华”的金牌，进抵婺州城下。旋即，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浙东行省，严禁军士剽掠。婺州是百年多来理学的中心，号称小邹鲁。朱元璋聘请当地著名学者十三人为他讲解经书、历史。建立郡学，任命叶仪、宋濂为五经师，范祖干为谘议。龙凤五年（1359）五月，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随后，其驻军先后攻占暨、衢和处州，东南一带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被消灭。
（左）胡大海（？—1362）明开国时将领。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元末从朱元璋起兵。渡江后攻取皖南、浙江等地，任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守金华（今属浙江）。虽目不识书，而能折节下士，曾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于朱元璋。后被叛将所害。追封越国公
（中）刘基（1311—1375）明初大臣。字伯温，浙江青田南田武阳村（今属文成）人。元末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总管府判，旋弃官隐居，著《郁离子》，揭露元末暴政。至正二十年（1360 年）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劝朱元璋脱离韩林儿，独树一帜，并为筹划用兵次第，参预机要。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后以老请归。洪武八年（1375）为胡惟庸所谮，忧愤而死。一说被胡惟庸毒死。善文章，与宋濂齐名
（右）宋濂（1310—1381）明浙江浦江人，字景濂，号潜溪。元末荐授翰林编修，不受。至正二十年（1360年）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先生。明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致仕后因其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生平著作甚多，为明初一代文宗。著有《宋学士文集》等
浙东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刘基等人都躲进了深山。朱元璋派人礼请，他们都是反对红军的地主，一味推托。叶琛是丽水人，入元将石抹宜孙幕府，官行省元帅；章溢，龙泉人，是理学大师许谦的再传弟子，组织“乡兵”和蕲、黄红军作战，累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朱元璋平处州，叶琛、章溢避走福建。刘基是青田大族，元至顺年间考中进士，做过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方国珍起事后，他被行省荐为元帅府都事，与元将石抹宜孙等守处州。他主张用兵力平定镇压方国珍。方国珍贿赂朝中权要，元廷决定用官爵招安，刘基被夺去兵权，回到青田，组织“民兵”以防方国珍。但元廷并不用他，使他发出“经纶不用草茅人”的慨叹。处州总制孙炎奉朱元璋之命再三邀聘，刘基还是不肯出来，陶安和宋濂也写信劝说叶琛、章溢和刘基应聘。叶琛、章溢和刘基才勉强于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间到达应天。朱元璋特地盖了一所礼贤馆以处之，并讲清楚他们不但可以保全身家，还可以做官办事，共治天下。不久，李文忠也举荐儒士许元、王祎，同处礼贤馆。这些旧地主期望依靠朱元璋强大的军力，建立统一的国家，继续维持一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和文化、习惯，保持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朱元璋部下诸将，随着军事胜利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庄田和其他财富，本身也已转化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合作和新地主阶级的成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朱元璋政权的性质，由原来的农民阶级政权转化为地主阶级政权了。“这个政权，从李善长、陶安、李习参加时，就开始变质，到了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地主大量参加以后，质变的过程就更加迅速了。”
此后，朱元璋更进一步接受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思想作风与“大宋”日益对立，和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仁厚儒家日益接近。
（左）李文忠（1339—1384）明初将领。朱元璋的外甥，收为养子。19 岁为将，骁勇善战。屡破张士诚军，以偏将军从常遇春攻克元上都开平，后又连次出击，重创元军。后以劝帝少杀戮，忤旨被责。不久病死。追封岐阳王
（右）陶安（1312—1368），元末明初当涂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渡江至当涂，陶安偕李习及乡里父老迎谒，即被召见，陶安向朱元璋献议。朱元璋称吴王，欲任用刘基、宋濂、章谥、叶琛等名士，曾问陶安对这四人的看法
弥勒教首领彭莹玉从至正四年（1344）袁州起义失败后，避匿淮西一带，秘密传布教义，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至正十一年（1351），他和铁工邹普胜、渔人倪文俊组织西系红军，成了黄陂一带的起义领袖。罗田布贩徐寿辉，也在江湖结交不少朋友，入了教，推彭莹玉为首领。这年八月间，他起兵反元。九月占领蕲州和黄州后，以蕲水为都城，立徐寿辉为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分兵两路出征。邹普胜、倪文俊率一路攻占汉阳、武昌、安陆、江陵、沔阳、岳州等地。彭莹玉、项普略率领另一路，攻克江州、饶州、信州、袁州、徽州，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入显岭关，取杭州后，因兵力分散，突遭元军的袭击。这支元军主力在攻陷安丰后，中途奉命回援江南，乘虚进攻在杭州还未站稳脚跟的彭莹玉。红军大败，彭莹玉、项普略战死，杭州、徽州复为元军所占。
彭莹玉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弥勒教的未来天国是幻想，是迷信”，“认为封建统治皇朝一经推翻，不必再努力劳动，也不必再进行革命斗争，就会出现所期望的‘地上乐园’了”，“拿不出积极的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样，也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所得到的胜利果实，更不可能解决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建立新的社会”。其次，“各地红军的力量虽然很大，但从来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通盘的军事调度”，“宋和天完的军队都是单独作战，尽管在个别战役上，都起了削弱元朝军力的作用，但在全面战局上，却不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再次，是江浙一带土地特别集中，大地主人数多、军力强，“这股力量和元军结合，就造成红军局部的劣势，一遭意外袭击，便非失败不可了”
。
彭莹玉一死，徐寿辉失去依靠。他嫌蕲水不够繁华，迁都汉阳。丞相倪文俊掌握兵权，徐寿辉为其所制。治平七年（1357，元至正十七年），徐寿辉和左右想去掉倪文俊，倪文俊也设计想杀徐寿辉，被人告发，率兵出奔黄州。他的部将陈友谅用计袭击杀了倪文俊，自称平章。向东侵占安庆、池州、南昌等地，和朱元璋接境。龙凤六年（1360）五月，陈友谅要挟徐寿辉统军下太平，进驻采石，使人杀了徐寿辉，冒着暴风雨，在五通庙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汉，年号大义，尽有江西、湖广之地。
群雄中陈友谅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也最大。他看朱元璋是笼中之鸡，手到擒来，派遣使者和张士诚相约，瓜分朱元璋的领地。陈友谅的大军有大舰一百多艘，战舸几百条，应天的文官武将都吓慌了。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对朱元璋分析东西两面的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全他那块地方，不会有什么作为，暂时不必管他。主要危险的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而且据我上游，野心勃勃。面对这样的形势，军事上就必须争取主动，针对主要的敌人，集中力量先除陈友谅，上游无事，张士诚便势孤了，一举可定。然后再北取中原，可成王业。”朱元璋按此计策，在江东桥设伏打败陈友谅，张士诚也不敢出兵了。龙凤七年（1361）七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正当江南朱、陈两军血战正酣之时，北方的军事形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原来大宋红军起义后，势力迅速壮大。元廷急调大军围剿，龙凤元年（1355）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小明王走奔安丰。龙凤二年秋，小明王的红军主力经过补充，决定分兵出征，一路破武关，陷商州，进攻关中，一路攻克了山东北部。第二年（1357），刘福通决定分兵三路北伐，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率西路军，由河南挺进关中；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张士诚率中路军，由豫、晋打出塞外；毛贵率东路军，由山东挺进河北，直指大都。刘福通则率一部，在河南作战，于龙凤四年（1358）攻占汴梁，建作都城。刘福通虽然作战勇敢，却不会做军事上的通盘调度、统一指挥。三路大军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而且各自为战，不相配合，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陷于困境。元廷利用红军的弱点和失误，调集察罕帖木儿等几支地主武装，向大宋红军展开疯狂的反扑。龙凤五年（1359）八月攻占汴梁，刘福通护小明王退守安丰。龙凤七年（1361）六月，察罕帖木儿调集各路元军，大举进攻山东，到十一月益都失陷，红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丢失。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派吕珍助元进攻安丰。刘福通指挥红军拼死抵抗，无奈粮尽援绝，只得派人向朱元璋求救。刘基极力反对出救，担心陈友谅会乘虚来攻，况且即使救出小明王，又当发放何处？但朱元璋以为安丰如果失守，应天就失去屏蔽，救安丰就是保应天。于是他亲自率兵出救，不料军队还未抵达，吕珍已击杀刘福通，朱元璋率军力战，吕珍不支而逃。朱元璋迎小明王到滁州，建造宫殿供其居住，实际上是将这个皇帝关了起来。但小明王还是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三代。从封朱元璋父亲的官爵来看，此时朱元璋的官位应是大宋政权的中书右丞相了。
当朱元璋统兵援救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果然乘虚来攻，但他没有直攻应天，而是围困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坚决死守。经过八十五天，陈友谅的汉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这给了朱元璋以充分的时间调兵应对。他急撤往救安丰之兵，亲自统率，于龙凤九年（1363）九月前往江西支援朱文正。陈友谅只得解洪都之围，进入鄱阳湖迎战。决战开始前四天，朱元璋先派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断绝汉军的归路。双方的兵力，汉军号称六十万，困在洪都城下苦战三个月无法前进寸步而士气低落，且被切断后路，军队的给养无法得到补充，舰船虽然高大，但为防避风浪而用铁索将几十条大舰连在一起，转动不便；陈友谅性情暴躁多疑，又造成上下隔绝，彼此猜忌。朱军虽只有二十万，但千里赴救危城，士气高涨，又有洪都和后方的军需接济，将士吃得饱；船只虽然比较小，但操纵灵活，进退自如；朱元璋虚心谨慎，拥有一批作战勇敢、经验丰富的战将，上下一心，谋定后战。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鄱阳湖之战，为期三十六天。朱元璋主要采用火攻战术，并使用大量的火器，最终取得了胜利。陈友谅中箭而亡，部将载着陈友谅尸体和太子陈理逃回武昌。第二年二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出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的势力被彻底消灭了。
西线的强敌解决后，朱元璋的势力更加壮大，第二个目标便是东吴张士诚了。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自立为吴王，控制的地区，南至江浙的杭州、绍兴，北至江、淮，达于济宁，西据汝、颍、濠、泗，东面大海，有地两千余里。其领导骨干和基本队伍主要是私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摇摆不定的中农和一部分贫雇农，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因为遭受元朝官吏、地主的凌辱、作践而奋起反抗，但领导集团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割据一方后，便以为事业成功了，贪图享受，日渐腐化。朱元璋对东吴的作战，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势起于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攻击目标是东吴北境的淮水流域，半年工夫便完成任务，使东吴的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第二步攻势起自龙凤十二年八月，分兵两路，进取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右两臂。到十一月，湖、杭守军投降，朱元璋军对东吴都城平江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第三步攻势是平江的攻围城，从龙凤十二年十二月到吴元年（1367）九月，前后一共十个月，攻下平江，俘执张士诚，结束了双方十余年的拉锯战。
平江合围之后，吴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又遣将攻讨与张士诚接邻的浙东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聚众起事于海上，在群雄中最先起兵反抗元朝的统治，称雄浙东二十年。朱元璋令参将朱亮祖率马步舟师进攻台州，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吴祯率兵进攻庆元，又命征南副将军廖永忠率水军从海路进攻，与汤和军会合，切断方国珍逃入海中之退路。走投无路的方国珍只得上表请降。
廖永忠（1323一1375），巢县（今安徽巢湖）人，楚国公廖永安之弟，明朝开国将领，后因逾制被明太祖赐死。廖永忠早年与汤和共讨方国珍，平定浙东；后俘陈友定，平定福建；与朱亮祖攻克广州，平定广东；攻克象州，平定广西；明灭夏之战中，充南路军右副将军职，取得夔州之战胜利，为最终消灭夏政权铺平道路。因鄱阳湖之战战功卓著，太祖亲书牌赐额之曰“功超群将智达雄狮”
在出征方国珍的同时，朱元璋决定了南征北伐的大计。当时的南方，除朱元璋占领区之外，还有以四川为中心的夏国明昇，云南的元宗室梁王，两广仍是元朝的势力，福建陈友定也仍对元朝效忠。朱元璋见夏国主幼兵弱，不会有所作为，云南太远，可以暂时不问，决定南征与北伐同时并举。当时北方表面上仍属元朝统治，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正在大打内战。朱元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首先攻取福建和两广，于吴元年（1367）十月遣将率兵攻打陈友定，至翌年闰七月平定福建全境。平定两广的第一路军也于吴元年十月出发，洪武元年（1368）二月又派出第二、三路军。第一路军遭遇强烈抵抗，经过血战攻占永州、全州，进围靖江。第二路军则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切断广州和靖江的交通线。第三路军遣使劝降元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何真，广州和附近州县不战而下。第三路军沿西江进入广西，北上会合第一路军围攻靖江。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广西平定，两广全归朱元璋版图。这样，南方除四川、云南外，都连成一片，从而为北伐军提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北伐军在出发之前，朱元璋先与刘基商定作战计划，再与诸将在军事会议上讨论决定。他提出一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案：先取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障；回师河南，剪掉其羽翼；进踞潼关，占领其门户，再进围大都。那时元廷势孤援绝，便可不战而下。大都既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都可席卷而下。这个方案，得到诸将的一致赞同。而后朱元璋任命用兵持重、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的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能当百万之将、勇敢先登、冲锋陷阵的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二十五万将士，由淮入河，北伐中原。这支大军按照朱元璋的作战方案，先取山东，再转攻河南，又拔潼而守之，于洪武元年八月，兵临大都。元顺帝北逃，明军进占大都，元朝的统治终被推翻。
朱元璋《大军帖》手迹
常遇春（1330—1369）明初名将。善射，有勇力。元末参加朱元璋军。攻灭张士诚，北上灭元任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共同领兵。累建战功。明洪武二年与李文忠取元上都开平。还师途中暴病身死，追封开平王
吴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军已迫降方国珍，并移师进攻福建。在一片捷报声中，朱元璋于 1368 年正月初四，在应天就位称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以大明为国号。大明的国号，源自白莲教有关明王出世的传说。取国号为大明，可令原来农民出身的深受白莲教宣传影响的那部分将领感到满意。同时，按照儒家的看法，明是光明，是火，分开是“日”“月”二字，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大明”和日月都是朝廷的正祀。阴阳五行学说又认为，南方为火，神是祝融，颜色为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为黑。朱元璋起自南方，建都金陵，是祝融的故墟。元朝建都北平，起自蒙古大漠，取大明为国号，便是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也可获得朝廷里那些儒生出身的大臣的认可。
朱元璋画像
九龙四凤冠（左），通天冠（右）
明朝建立后，还面临着统一南北的艰巨任务。元顺帝北逃后，元朝遗留在内地的军力，还有云南的梁王和东北的纳哈出两大支。云南和元朝本部距离极远，势力孤单，较易解决，朱元璋便把注意力先集中在南方，洪武四年（1371）消灭四川的夏国后，先后两次遣使诏谕梁王，皆为梁王所杀。洪武十四年（1381），决意用武力攻取。当时贵州的西部属于云南行省，东部由当地土司管理。夏国平定后，贵州的大部分土司归顺明朝，使云南失去东、北两面的屏障，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出动两路明军，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一路由湖广向西攻取普定。不到一百天工夫，东路军已打到昆明，梁王兵败自杀。东路军再北上，和北路军会攻乌撒，消灭当地的元军，东川、乌蒙、芒部诸彝族全部归降，昆明附近诸路也依次归顺。翌年二月，设置贵州和云南两个都指挥使司，闰二月又设立云南布政使司，派义子沐英统兵镇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曾在太平被俘，朱元璋放他北归。元顺帝北逃后，他拥兵盘踞辽宁开原东北、辽河北岸的金山，和元顺帝的中路军，扩廓帖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军事形势。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诸将奉命北攻纳哈出，从北面包围金山，纳哈出孤立无援，只得投降，辽东平定。于是在大宁设立北平行都司，东和辽阳、西和大同相应援，作为北边边防前线的三大要塞。又向西和开平卫、兴和千户所，东胜城，联结成长城以外的第一道边防线。从辽东向西数千里之地，都设置卫所，屯驻军马，建立了保卫长城的长城。两年后，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被杀，部属四散。以后蒙古内部连续发生政变、叛乱。明朝的北部边防因此获得几十年的安定。
（左）沐英（1345—1392）明初将领。少孤，朱元璋收为义子。洪武十年（1377）从邓愈西略川藏。十四年，从傅友德取云南，留镇此地。他兴屯田，抚定云南全境
（右）邓愈（1337—1377），开国大将，原名邓友德，泗州（今安徽省泗县）人。元朝末年，随父亲邓顺兴一同反元，父兄相继去世后，16 岁的邓友德继掌兵权，亲率人马与元军作战。在和副将军沐英前去征讨吐蕃反抗势力结束，班师回朝后，在寿春因病去世。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邓愈墓
随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明朝的版图，朱元璋着手制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因地而异。对蒙古、色目人，依据北伐檄文中提出的“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的原则，蒙古、色目官吏和汉人同样进用，在朝廷做到尚书、侍郎，在地方做知府、知县。在军队里任职的更多，甚至在亲军中也有蒙古军队和军官。婚姻方面，准许蒙古、色目人和汉人通婚，如汉人不愿，许其同族自相嫁娶。在西北，对羌族采取两种统治办法：一种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是因其土俗，建立寺院并赐僧侣封号，通过宗教治理当地人民。在乌斯藏和朵甘，设立军事统治机构，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治人民，定期朝贡。还设立茶课司，用茶叶和当地藏民交换马匹。在西南地区，一部分完全由当地土司治理，还有一部分实行土流参治，或以流官为主，土司为副，或以土司为主，流官为副，流官对土司起着监督的作用。土司要定期向朝廷进贡，酋长的继承要得到朝廷许可，但辖境内的内政可以自主。领兵的部族土司直属兵部，土府土县直属吏部。土司平时有纳税、开辟并保养道路，战时有调兵从征的义务。东北的女真，明廷设立羁縻卫所，使其自成单位，分而治之，给予各部族酋长以卫所军官职衔，许其承朝命世袭，并各给玺书，作为进贡和互市的凭证，满足其物资交换的要求。
明太祖赐给乌斯藏卒尔普寺的敕书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制定了外交政策。朱元璋手订的《皇明祖训》规定：四方诸“夷”“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所谓不可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指的是“彼既不为中国患”；反过来，假如有的国家胆敢侵犯我国边境，成为中国之患，那就要坚决予以反击，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则是不祥，没有好结果。《皇明祖训》还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
洪武刻本《皇明祖训》
早在初渡长江攻克太平时，陶安、冯国用、叶兑等谋臣策士都建议朱元璋取金陵作为都城。攻占应天后，他以此为根据地，征战四方。称帝后，便将应天定为都城。这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江浙富庶；第二有吴王时代奠定的宫阙；第三是朝廷的文武重臣都是江南子弟，不愿远离乡土。但朝廷上下又觉得定都于此并不十分妥当，因为它偏于东南，远离北方前线。因此，洪武元年攻下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考察，认为这地方虽然地理位置适中，但在军事上无险可守，论形势还不如应天。不过，鉴于西北未定，又在当年八月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宣布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以便于向西北运送粮饷和补充军力。次年（1369）八月，陕西平定，都城问题又再次被提出，出现在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地择定都城的各种主张。但朱元璋考虑再三，还是认为南京据形势之地，长江天堑，龙盘虎踞，可以立国，仍可作为都城，同时将其故乡临濠作为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九月动工兴建城池宫阙。但刘基认为临濠不具备建都的条件，坚决反对。朱元璋于是下令停止中都的营建，于洪武十一年（1378）下诏改南京为京师。但南京毕竟离北方前线太远。为了控扼北方边防，加以南京新宫北高南低，不符合儒家礼制，朱元璋后来还是有过迁都长安或洛阳的打算，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考察两地的形势，太子回来，献陕西地图，提出意见。不料太子第二年病死，而朱元璋又已年老体衰，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明洪武南京官署图
分封诸子为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1369）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第二年四月封第二子至第十子为亲王。但当时诸子尚未成年，国都未定，他们都还住在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决定以南京为京师后，他们便陆续就藩。以后分封的其他儿子，成年后也先后就国。这些亲王，分驻于全国各军事要地，他们都置有官属，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不能干预当地的民政；同时拥有三护卫的兵力，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拥有监视地方守镇兵的权力，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洪武时期所封诸王，就军事形势而论，可分作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的任务是防御北元的入侵，有塞王之称。他们又可分为外线和内线。外线有广宁的辽王、大宁的宁王、北平的燕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宁夏的庆王、甘州的肃王；内线有太原的晋王和西安的秦王。第二线，为负责对内镇压地方的诸王，有开封的周王、武昌的楚王、青州的齐王、长沙的潭王、兖州的鲁王、成都的蜀王、荆州的湘王、桂林的靖江王（朱文正之子）等。
洪武十五年修建的南京鼓楼
朱元璋原是小明王的部将，小明王的统治制度因袭元朝，朱元璋开疆扩土，也只能继承这种制度。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去的，中书省统管军政、民政、财政，行中书省也照样管理行省的军政、民政、财政，职权过重。到后期四处兵起，地方各自为战，往往大小事都自作主张，形成地方跋扈、分裂割据的局面。洪武建国后，就需建立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才能做到职权的统一、集中，实现对内镇压反对力量、对外保卫国土的职能。在地方，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民间仍习惯叫作行省，简称为省。长官布政使作为朝廷派驻地方的使臣，掌一省之政，主要是管财政和民政。省下将元朝的路、州、县三级简化为府、县两级，有些地方仍然设州，有的为直隶州（直隶于行省），有的为府属州，并不能构成一级。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长官称按察使，掌管一省之刑名、按察之事。还设都指挥使司，主管地方军政。三司分别独立，都直接听从朝廷的指挥。在中央，洪武十三年（1380）取消中书省，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别处理中央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以皇帝兼行丞相的职权，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峰。元朝的枢密院在明初改为大都督府，节制内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又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规定兵部有发布军令、铨叙军官之权，都督府掌握管理军籍及军政之权。遇有战事，皇帝做出决定，兵部颁发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总兵官，带领所调集的军队，指挥作战。至战事结束，统帅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回归原来的卫所建制。监察机构原来是元朝的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都察院，还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每一布政司为一道），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行政、军事、监察三大机构分别独立，都直接隶属于皇帝，皇帝的威权大大提高，全国统一的基础也比过去更加牢固了。
朱元璋深知宦官与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他以汉、唐宦官作孽的教训，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并铸铁榜悬于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不许内臣兼外朝的文武职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员品级不许超过四级。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有公文往来。对外戚干政的预防措施，是不许后妃参预政事。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朝通信，犯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不许接受私进女口。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预闻政事。洪武一朝，宦官小心谨慎，宫廷与外朝隔绝，算是家法最严的了。
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逐步转变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明朝建立后，他不仅命各地地主担任粮长，替官府向百姓征收税粮，还让他们做官。地主阶级对此当然感到满意，但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增加扩占土地和人力的机会，并用尽一切手段逃避皇朝的赋税与徭役，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朱元璋于是迁徙十四万户（包括不少地主在内）的江南民以实中都，使不少的江南地主离开原来的乡里田舍，失去先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还用严刑重法消灭一些违法的大地主，并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使大地主无法隐匿田地和人口，逃避皇朝的赋役。朱元璋既然无情地打击一部分大地主，他的政权到底倚靠谁来支持呢？答案很清楚，朱家政权的支柱是广大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的官僚机构、官员主要就来自这个阶层。
明初官员的任用，有荐举、学校和科举三种途径。荐举就是任用地主做官。早在攻下金陵时，朱元璋就录用了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龙凤十年（1364）三月，又命中书省引拔卓荦奇伟之才。从此，州县每年都荐举人才供中书省使用。朱元璋还不时派人到各地访求贤才，名目繁多，而以儒士最多。朝廷和地方官都可以荐举，被荐举的又可以转荐。荐举只是选用中小地主中会办事的人才，为了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又创办各种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小地主、富农出身的年轻一代，成为官僚机构的后备力量。朱元璋还推行科举，通过乡试、会试与殿试，选拔各种人才。
国子监是中央办的高等学府，教职员由吏部任命。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官生，由朝廷指派，包括品官子弟、外国留学生和内地西南各土司的子弟；一类是民生，是由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员。官民生总数一百五十名，其中民生只有四名。后来官生日少，民生日多，由培养官生为主的学校变成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功课内容分《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和刘向《说苑》等。《孟子》一书，因为有些对君主不客气的话，朱元璋曾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的配享牌位。后来有人为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还是对维护皇帝的地位有好处的，才又恢复孟子的配享，但令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一百八十五条被认为对君主不敬的言论，规定删去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的内容。地方办有府州县学，都有一定的生员名额和考试制度。洪武八年（1375），还令各地设立社学。此外，还有地主私人创办的私塾。各级学校的普遍设立，使教育获得很大的发展，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朝代。
科举参加者必须是府、州、县学的生员，通称秀才。这些生员，每三年参加由布政司主持的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及格的成为举人。举人的名额，除了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布政司都是四十人。乡试的第二年，全国的举人集中于京师参加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及格，再参加以皇帝名义主持的、在殿廷举行的殿试（又叫廷试），发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多次参加会试不及格的，可入国子监深造，也可选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及学校教官等。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仿宋经义，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格式排偶，叫作制义。这种考试制度，强制盲从古人的书本，不许有新的思想，结果只能扼杀进步的思想，导致科学发展的停滞。
朱元璋认为庶民的义务是“趋事执役以奉上”“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而官吏则应奉公守法。为了巩固统治，他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二十五年（1392）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且仍处以剥皮之刑。地方官上任给以路费，家属给衣料，来朝时又特别告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违法的按法处刑。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杀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满。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但是贪污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朱元璋建立的常备军折中于征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将武装力量与生产力量结合起来，既可灵活指挥，又能避免财政上负担过重。经与刘基讨论研究，决定实行卫所编制。卫所的兵源有四种：一是从征，指起事所统率的部队。一是归附，指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队和元朝投降的部队。这两种是建立卫所制度时原有的武装力量。一是谪发，指因犯罪被罚当兵的。一是垛集，即征兵，按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成三丁出一丁为军。这后两者是补充的武力，特别是垛集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比例。不管是何种来源，所有军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龙凤十年（1364）四月，立部伍法，规定以所辖队伍人数来确定将领的称号，有兵五千的做指挥，满千人的做千户，百人的做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在这个基础上，常备军的组织分作卫、所两级；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卫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二十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卫所的设置据地理的险要来定，小据点设所，关联若干据点设卫，集合一个军事地区的若干卫，设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国共设十七个都司，分隶于五军都督府，共有卫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
为了解决军食问题，仿效汉朝赵充国的办法，下令在边境地区，一部分军士担任守御，一部分受田耕作，开荒种粮。边地军屯有了成绩以后，推广至内地卫所。每个军士受田五十亩，官给耕牛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纳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则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八十九万三千多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边境守军有时遇到意外情况，粮食供应发生困难，朝廷便用“开中法”进行接济。“开中法”规定，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境，拿到收据就可以到产盐地领到朝廷专卖的食盐，自由贩卖，牟取厚利。商人有利可图，便雇人在边境开荒屯种，就近交粮，以减省运费。这种商屯的兴起，既解决了边军的粮食问题，又使边地得到了开发。
特务网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检校是朱元璋特设的特务人员，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充当检校的既有文武官员，也有和尚。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遍布大街小巷，伺察大小衙门官员的阴私，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检校不是正式的机构，只能察听，没有扣押人犯和处刑之权。胡惟庸案发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一个有专门法庭和监狱的特务机构，叫锦衣卫。锦衣卫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由皇帝直接指挥。下设有经历司，掌文移出入；设镇抚司，掌本卫刑狱，兼管军匠，民间俗称“诏狱”。从洪武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将全国所有重罪的政治犯都交给锦衣卫审判和处刑。过了六年，镇压“不轨妖言”的任务告一段落，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将犯人移交刑部。又过六年，胡惟庸和蓝玉案的罪犯都已处理完毕，再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均交朝廷法司处理。但明成祖继位后，又恢复了锦衣卫。以后皇帝都利用锦衣卫作为耳目，用宦官提督东、西厂（诏狱），造成惨酷的恐怖气氛，直至明亡。
巡检司遍设于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由巡检和副巡检带领差役、民兵，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在交通要冲之处，专一盘查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者、犯人、逃囚、无路引的陌生可疑之人。人们走出百里之外，需事先向所在官府请领路引。“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徙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
。但巡检司只设在交通要冲去处，无法全面约束人民的行动。于是基层的里甲组织便被赋予辅助巡检司执行检查的任务。规定人民要“互相知丁”，了解周围每个人的职业、行动，里甲要负责逮捕没有文引的逸夫（即逃犯），否则要受到连坐的处分。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大大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做出了一些让步。
为了改变经济残破的面貌，增加财政收入，朱元璋只能对农民做出让步。吴元年（1364）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阳等郡县，及今后新赋的土地、人民，税粮和徭役尽行蠲免三年。朱元璋集中力量，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劳动力的不足；用兴修水利，种植桑、棉的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用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税，遇灾荒优免租粮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困难。此外，还设立预备仓、救济院等救济机关，来救济贫苦农民。
明初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宽乡（人少地广的地方），开垦荒地，进行耕作。迁移的对象主要是无田或少田的农民，还有流民、降民及罪犯，官府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洪武三年定制，北方郡县田地荒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为了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又令贫民垦熟的荒田即为己业，原先的田主还乡后，有司另行于附近荒地验丁拨付一块田地给予补偿。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令，凡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田地，俱不起科。这些措施，使北方广大无地的农民获得了田地，既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荒凉面貌，也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这也是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江南地区很多而北方地区很少的经济原因。
元朝的统治，带来了落后的奴隶制度，驱口、奴婢的数量很大，在长期的战争期间，又有不少丁壮被迫为奴。红军起义后，一批地主被消灭了，他们所役使的大量奴隶得到解放，有些奴隶参加起义斗争，也改变了阶级成分。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规定凡在战乱期间沦为奴隶的，一律放还为民。《明律》还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民。”朱元璋同时又保护地主阶级蓄养奴隶的合法权利，但既然不许庶民蓄奴，奴隶的数量还是大大减少了。
朱元璋尽管当过和尚，但从农业生产出发，当上皇帝后又用法令限制僧道数量的增加。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下令全国各府、州、县只存大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能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十七年（1384）又规定僧道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严加考试。二十八年（1395）八月做出更严格的规定：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者来请度牒，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二十七年（1394）正月，又令礼部榜示全国：僧道有妻妾者，诸人许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愿还俗者听。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二十八年（1395）十月更规定，全国僧道皆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的一律开除。规定一步步加严，僧道的数量比元朝大大减少，用于僧道的费用也大大减省，使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相应增加了。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解放劳动力，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垦田面积激增至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六百七十万顷，增加将近四倍。全国岁粮收入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比元代全国岁粮收入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石，增加了将近两倍。
宋、元间我国已有若干地区种植棉花，但至宋末棉布还很珍贵。棉花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与棉纺织技术的提高，则是明朝初年之事。朱元璋称帝之前，龙凤十一年（1365）下令每户必须种植木棉半亩，田多的加倍。洪武元年又把这一法令推广到政令所及的一切地区。棉花种植从此成为全国性的事业，棉纺织技术也得到不断提高。到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成为人民普遍用的衣料。过去叫平民为布衣，那布衣是指麻布，现在则指棉布了。就全国而论，北方河南、河北气候宜于种棉，棉花的种植面积最大，是原料的供给中心。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松江、杭州等地农民的纺织技术较高，是棉纺织工业的中心。棉花、棉布的产量大大增加，以税收形式缴纳给国库的棉花、棉布成为供给军队的主要物资，和必要时交换其他军需物资的货币代用品。
布机（左）、纺车（中）、小纺车（右）
朱元璋对采冶工业采取听任人民自由开采的方针，因为他认为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利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因此，明代的民间采冶得到蓬勃发展，铁、铜、铅、锡等矿产数量增加了，对其他工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官营的采冶，则役使匠户进行生产，以铁冶的规模最大。洪武年间设置的铁冶所，有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交城、吉州、太原、泽、潞，共十三所。此外，还有河南均州、新安，四川蒲江，湖广茶陵等冶所。总计每年输铁一千八百四十余万斤。
元朝把有技艺的工匠俘获，并征调民间工匠，编为匠户，分为民匠和军匠两种，子孙世袭，为宫廷和军队生产所需的物品。明初匠户的户籍依据元代旧籍，不许变动，但对匠户制度做了改革。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命工匠凡在京者赴工，月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是住坐匠，由内府内官监管辖。洪武七年（1374）曾拟制定外地工匠赴京服役的办法，但议而未决。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外地匠户每三年或二年赴京服役三个月，可免其家徭役，共有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名，属工部管辖。此外，还有军匠，一部分属于内府兵仗局、军器局和工部盔甲厂，而大部分则属各地的卫所，数达二万六千户。按照明代的匠户制度，无论是轮班匠还是住坐匠，都只有一部分时间服役，大部分时间可归自己支配，制成的产品可在市场出售，这对于商品市场的扩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都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明初对匠户生产力的解放是不彻底的，还保留着部分无偿的强制劳役，这不能不引起匠户的反抗。他们除了逃亡，便是怠工或故意把成品质量降低。这种匠户制度，束缚和阻滞生产技术的提高，妨碍私人手工工场的发展，隔绝商品的流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资本的积累都起着扼杀、停滞的消极作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看来匠户制度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明初在京城设宣课司，在府县设通课司，负责征收商税，税率是三十取一，过此者以违制论。洪武六年（1373）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规定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管市司。十三年（1380）谕户部，自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征税，并裁减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著名的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等。
（左）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托盘（故宫博物院藏）、（中）明洪武青花折枝菊花纹碗（故宫博物院藏）、（右）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首都博物馆藏）
朱元璋攻占集庆后，铸造大中通宝钱，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即帝位后，发行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一钱重一钱。在应天设宝源局，各行省设宝泉局，专管铸钱。洪武四年（1371）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但是铜钱分量重，价值低，不便于数额较大的贸易，也不便于远地转运。于是决定发行纸币。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分一贯（一千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种。人民只准以金银向朝廷兑换宝钞，并规定商税钱钞兼收，收钱十分之三，收钞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只收铜钱。洪武钞法是以元朝后期的钞法作依据，没有钞本（准备金），开头几年，由于发行数量少，行用方便和习惯，还能保持和物价的一定比例。但是后来由于回收受限制，发行额没有控制，发行过多，回收过少，币值便不能维持了。加上印制简陋，容易作假，伪钞大量流入市场，币值越发低落。到三十年（1397），杭州诸府商贾，不论货物贵贱，都以金银定价，不用宝钞。朱元璋三番五次申明钞一贯应折钱千文，旧钞可换新钞，禁用铜钱，禁用金银交易，但钞值仍是日益低落，不受人民欢迎。到成化年间（1465—1487）洪武钱民间全不通行，洪武宝钞只在官府间流转，一贯仅值银三厘，或钱二文，跌到原来法定价格的千分之二。
大中通宝铜钱（左），洪武通宝铜钱（右）
淮西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李善长。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幕府书记，称王时的右相国，称帝后的左相国、左丞相，在朝廷上位列第一。他儿子是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他的亲戚、同乡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洪武三年（1370）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1373）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是淮西官僚集团的重要人物。淮西官僚集团掌控朝中大权，先是将山西阳曲人、御史台中丞杨宪陷害致死，接着又将浙东地区集团的领袖、曾任朱元璋重要谋士的刘基排挤出朝，后派医生毒死了刘基。高邮人汪广洋官至右丞相，也遭淮西集团排挤，得罪被杀。从乡土观念出发演变为政治斗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胡惟庸在洪武六年（1373）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益盛。他仗着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报告。内外诸衙门的报告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扣压下来。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做了七年丞相，门下故旧僚友结成牢固的小集团。胡惟庸在中书省任职最久，权力极重，已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特别是因罪被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胡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领结合一起，和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中书省和丞相，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此后，胡案就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后来，他将胡惟庸的罪状扩大为私通日本，接着又升级为私通蒙古，最后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每扩大一次罪名，就诛杀一批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地主，最后把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毁。
蓝玉是定远人，常遇春妻弟。初隶常遇春麾下，骁勇善战，多立战功。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冯胜得罪，即军中代为大将军。二十一年（1388）率师十五万攻打蒙古，直至捕鱼儿海，大胜而回，封凉国公。常遇春、徐达死后，蓝玉继为大将军，总军征战，立了大功，就骄傲自满，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横暴，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皇帝的命令。又嫌官小，不乐意居傅友德、冯胜之下，所提意见，又多不被朱元璋采纳，越发不满。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首告蓝玉谋反，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拟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时起事。审讯结果，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人。这个案件，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层层上报，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准许报销，才能结账。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合对不拢，便被驳回重造。重造的账册必须加盖原衙门的大印，来回跑一趟就得用上个把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这种麻烦，计吏照例都带着已事先盖好大印的空白文册，遇到部驳，随时填用。这种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能做别的用途，户部官员也是默许的，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发觉这个秘密，认为其中一定有严重弊病，非严办不可，就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案发后，正当胡惟庸党案闹得很紧张，谁也不敢站出来分辩。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就死于此案。
郭桓官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和他通同舞弊，朱元璋下令将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官吏，被杀的又有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此案引起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恐慌和不满，他们纷纷指斥、攻击处理这个案件的御史和法官。朱元璋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了结这件大案。
元末红军起义后，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刘基受聘参加了朱元璋队伍，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也纷纷投奔到朱元璋麾下，明朝建立后，他们做了官，与新王朝合作。但有些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文人却仇视红军起义，拒绝与新朝合作，朱元璋对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严峻的刑罚，特别制定一条法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并用特殊法律、监狱、死刑，以及抄家灭族一套武器，强迫他们出来做官。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便形成长期的斗争。百战功高的淮西集团的公侯看到朱元璋重用文人又不服气，对朱元璋进行挑拨，说张士诚的名字是文人给起的，《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是骂张士诚是小人。这引起朱元璋对一般文人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造成了一系列文字狱。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前后达十三年，造成极端的政治恐怖，使不少文人丧生于屠刀之下。
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嫁与朱元璋后，极力帮助朱元璋，协调他同郭子兴的关系。朱元璋渡江时，将将士家眷留在和州，她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打下集庆后，她带着妇女们替战士缝战衣，做鞋子。陈友谅兵临应天城下，她拿出宫中金玉布帛，犒赏有功将士。做了皇后，要女官每天教她读书，牢记历史上许多有名女子的故事，并帮助朱元璋整理文书札记，需要查问时，立刻检出供其查阅。朱元璋曾对大臣夸赞她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她说：“我怎能比长孙皇后。但是，常听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君臣过的艰难日子。”朱元璋亲侄朱文正几次受到猜忌得罪，朱元璋几次要杀他，她多次出面劝阻。李文忠守严州，杨宪告发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时召回。她说严州与敌接境，轻易换掉守将，于军事不利。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是胡党，宋濂受连坐要被处死刑，她为之求情，朱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她不饮酒，不吃肉，说是要为宋先生修福。朱元璋只得在次日特赦宋濂，免死安置茂州。吴兴财主沈万三捐资助修南京城墙三分之一，又出钱犒劳军队。朱元璋要杀他，说平民要犒劳皇帝的军队，是何居心？经马皇后劝解，才将其免死充军云南，籍没家产。诸王傅李希颜教诸小王子读书，小孩子有时顽皮不听话，他常用体罚惩治。一次把一个小王子的额头打了一下，朱元璋听到孩子的哭诉，变脸要发作，她又出面劝解，使他消了火气。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死。病时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朱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
马皇后像
朱元璋深恨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学，因此对诸子的教育特别重视。他征聘四方名儒教育太子和诸王，挑选青年才俊伴读，特地对讲授经书的儒臣说：“好师傅要做出好榜样，因材施教，培养出人才来。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诸功臣子弟也要做官办事。教的方法，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都办得了，心不正，诸欲交攻，大大的要不得。”这些儒臣的任务是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对皇太子和诸王朝夕讲说。皇太子成年后，朱元璋又让他进行政事实习，洪武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嘱咐皇太子，在政事实习时，要记住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奸佞；一是勤，只有勤勤恳恳，才不会溺于安逸；一是断，有决断，便不致牵于文法。这四个字的运用，决于一心。”鉴于元代前期不立太子引起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朱元璋当吴王时，就预立长子朱标为世子，即皇帝位后立为太子，用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僚，以避免前代东宫臣僚与朝廷的对立。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标病死。九月，立太子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仍采用教育太子的办法来教育这个太孙，学问和德性并重，期望培养成理想的继承人，维持和扩大大一统的政权。
明制，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嫡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承袭，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封奉国将军；皇女封公主，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公主婿号驸马，县主婿号仪宾。这些皇族，不能考科举、做官吏，也不许务农、经商、做工，只许领俸饷为生。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年俸为：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斤，茶千斤，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公主已受封，赐庄田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并给钞二千贯；郡王米六千石，郡主米千石，以下依次递减。到洪武二十八年，皇族人口日益增加，原定的禄饷数量太大，朝廷财政负担不了。又改定亲王年俸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公主和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以下依次递减。尽管皇族的禄饷大幅度削减，但皇族人口却扩增了百千倍，朝廷实在负担不起。直到明朝末年，明廷才规定皇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做官。但不久，明王朝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
从渡江到称帝，朱元璋和幕府中的儒生常在一起讲论经史。中年以后，他不但知道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通俗的口语文字，并且还能作诗，作有韵的文字，能够欣赏、批评文学作品的好坏。所写的文章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所写的诗歌，既粗豪，又有些风韵。朱元璋对历史特别爱好，常读《汉书》《宋史》。他学习历史是为了吸取古人成败的经验。远在龙凤十一年六月，便任命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叫编集古代无道之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做之事以进，说：“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他也研究经学，著有《御注洪范》，多用陈南宾说。
朱元璋出身和尚，称帝后自然崇敬佛教。他曾诏东南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和群臣一起顶礼膜拜。僧徒中有应对称旨的，颁赐金禅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讲论。吴印、华克勤等和尚都还俗做了大官，寄以心腹，用作耳目。朱元璋还为佛教创立职官，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高其品秩。他自己还著有《集注金刚经》一卷。道士周颠和铁冠子曾为朱元璋做工作，他与道士也常有往来，并为道教设置官职。朱元璋常读的道教经典是《道德经》，著有《御注道德经》二卷。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上万言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元璋利用佛道的秘密是“谕众以神仙为征应者哉”。
朱元璋生长于农村，经历过穷苦日子，生活比较朴素，讲究节俭。他不喜喝酒。有商人送他蔷薇露，说可疗心疾，也可以调粉为妇女容饰，朱元璋说中国药物可以治病的很多，这玩意儿只是装饰品，养成奢靡的习惯，没有好处，拒不接受。龙凤十二年营建宫室，管工程的打好图样，朱元璋把雕琢考究的部分都去掉，而让画上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书写宋儒的《大学衍义》。有个官吏说某处出产一种好看的石头，可以铺地，被他痛切地教训了一顿。车舆服用诸物该用金饰的，用铜代替。司天监送来元顺帝的自动宫漏，他说这是以无益害有益；陈友谅有一张考究的镂金床，江西行省给朱元璋送来，他说这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都叫砸碎。他叫人在屏风上书写唐人李山甫《上元怀古》诗，朝夕吟诵，警诫自己不要追求奢靡。朱元璋还将这种朴素节俭的原则应用到外交上。龙凤十二年派参政蔡哲到蜀服聘，临行前特别指示说：“蜀使者来，多饰浮辞，夸其大国，取人不信。你到后，千万不要学他们，有问题提出，只可说老实话。”他不讲祥瑞，洪武二年，有人献瑞麦，他认为这种祥瑞靠不住，倒是灾异不可不当心，命令今后如有灾异，地方官都要及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