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

在阅读《朱元璋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由僧钵到皇权》的写作及改写情况。

吴晗是浙江人，1909 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村。1929 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又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预科，1929 年秋升入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1930 年夏，他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馆员。1931 年三四月，写成《胡应麟年谱》，这是他的第一部明史著作。当年 7 月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为二年级插班生，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建议他专攻明史，胡适也给他写信，称“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要他“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1934 年夏，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留校任教。从考入清华大学开始，他便致力于明史研究，陆续刊发有关明史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引人瞩目。

就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吴晗萌生了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作传的想法。1943 年，“战国策派”的林同济由重庆来到昆明，约请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写作《明太祖》。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工资贬值，吴晗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指 1941 年秋携家眷由昆明西南联大至叙永分校任教，翌年 9 月叙永分校结束，又返回昆明西南联大）弄得倾家荡产之后，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飞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 。林同济答应付给一笔万元的稿酬，并可预支三千元，解其燃眉之急。更为重要的是，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用法西斯手段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和师生，这激起了吴晗的极大不满和痛恨，“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20 世纪 40 年代，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为了配合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常常以历史作为影射、抨击蒋介石的手段。吴晗认为，写《明太祖》，正好可以借古讽今，用来抨击蒋介石，于是便慨然答应林同济的约请。

当时的昆明，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吴晗后来回忆道：“过去所曾读过的有关史籍，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皇明祖训》《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御制皇陵碑》《世德碑》《纪梦》《西征记》《平西蜀文》《周颠仙人传》《皇明本纪》《天潢玉牒》《国初礼贤录》和陆琛《平胡录》《平汉录》《平吴录》《平蜀记》、黄标《平夏记》、张紞《云南机务钞黄》、高岱《鸿猷录》、唐枢《国琛集》、王世贞《名卿绩记》、顾璘《国宝新编》、徐祯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从皇陵碑以下有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叶子奇《草木子》、孔齐《至正直记》、何乔远《名山藏》、谈迁《国榷》、刘振《识大录》、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夏燮《明通鉴》诸书，都因无法找到，不能利用。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之类的普通书，也百计访觅而不可得。” 不过，吴晗写这个传记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用以影射、痛骂蒋介石，但他还是凭借自己手头的《元史》《明史》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陆容《菽园杂记》、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等有限的几部著作和自己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从1943 年 7 月 7 日动笔，到 9 月 9 日杀青，用六十多天的工夫写出了八万字的稿子。1944 年 6 月，这部书稿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取名为《由僧钵到皇权》，随后又被重庆胜利出版社收录到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一辑，书名叫《明太祖》，在书末加了一个附录年表。

这部一书两名的朱元璋传记，共分《流浪青年》《从士兵到统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记述了朱元璋一生的经历。后来作者回忆说：“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者蒋介石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作者所说的“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是指肯定朱元璋推翻元朝，完成统一，“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建立了汉族自主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 ，这个评价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显然不是很贴切。作者所说的“指桑骂槐”，指的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特别是第四章《恐怖政治》，以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集中记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特用严刑治国，诛杀屠戮，几无虚日”，借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书中写道，朱元璋屡兴大狱，“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从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富人、地主、僧道、屠沽，甚至亲侄、亲甥，一有不是，立刻丧家灭族”。“杀得全国寒心，人人战战兢兢，不知命在何日” 。“洪武一朝的历史可以说是血写成的” ，处处充满着血腥。书中还着重揭露朱元璋利用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指出“在旧式的政体下，皇帝只是代表个人和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阶级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万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图权威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和刑章、公开的军校和法度不够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官吏。他们用秘密的方法侦伺、搜查、逮捕、审讯、处刑。在军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在汉有‘诏狱’和‘大谁何’，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在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在明初则有锦衣卫” 。书中还利用一些野史稗乘的材料，描述朱元璋“以文字疑误，发脾气杀人”的“文字狱”，以致“举国上下都诚惶诚恐，拱手听命” 。这些描述，极易使人联想到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新闻检查和蒋帮特务对人民的镇压、逮捕和屠杀，激起人们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和痛恨，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作用。

《由僧钵到皇权》原是一本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不是历史学的学术著作，书中不仅材料不够，而且一概未注明史料出处。书稿写成后，吴晗曾请孙毓棠修正，孙毓棠的批评是“这本书最好叫《大明帝国开国史》。因为书中讲明太祖的地方实在不够多，文字也有点演讲派头，想是教书习惯了的缘故”。吴晗自己也觉得，“除了孙毓棠兄所说之外，文字的拙劣和材料的不够，也是这本小书的最大弱点，不过毓棠兄客气，不肯说出来罢了” 。“加之，一书而两名，更感不快，决定回北平后，多读史料，把它作废，重新写过”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吴晗于当年 8 月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而在此前两个月，即 1946 年 6 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悍然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于没有意识到影射史学所存在的弊端，吴晗便于 1947 年暑假至 1948年暑假，花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对《由僧钵到皇权》进行改写，改称《朱元璋传》，继续借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

这次改写，吴晗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篇幅由原来的八万字扩充至十五六万字，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并逐一注明材料出处，还增加了五百多条小注。但全书的基本框架未变，只是对章节标题作些文字上的改动，并将原来的第二章《从士兵到统帅》拆分为两章，变成第二章《红军大帅》和第三章《从吴国公到吴王》，将原来的第三章《开国皇帝》改为第四章《大皇帝的统治术》，由四节扩增至七节。而且，针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一步强化了影射的色彩。书中不仅在《恐怖政治》一章增加了大量材料，把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写得淋漓尽致，还将第一章的标题由原来的《流浪青年》改成了《小流氓》。这个本子，1949 年 4 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三联书店和香港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起到了呼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作用。当然，由于全书保持原先《由僧钵到皇权》的基本框架未动，原书所存在的强调实用性忽略科学性以及历史评价失准的问题，也依旧存在。

1948 年夏，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离开北平，绕道天津进入解放区。在石家庄，吴晗将刚刚改写完毕的《朱元璋传》的稿子送毛泽东审读。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空读完全稿，约吴晗晤谈两次，对书稿中关于西系红军（吴晗有关朱元璋的传记作品，将杜遵道、刘福通的队伍称为东系红军，将彭莹玉、徐寿辉的队伍称为西系红军）首领彭莹玉在“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地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的描述提出疑问，认为彭和尚是个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后来，毛泽东在退还原稿时，还给吴晗写了一封信，除泛泛称赞“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还着重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1949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吴晗返回北平，10 月 1 日，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后就任北京市副市长。不过，他始终记着毛泽东对《朱元璋传》所提的意见，“决意重写，改正错误。但因为工作较忙，总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蹉跎了五年，到 1954年 4 月，才下定决心，挤时间再写，有空就写一点，断断续续，经过一整年，才写完第三个本子” 。这次改写，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着重做了三方面的修改：一是纠正“以自己当时的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的错误”。1949 年 2 月回到北平后，吴晗“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所杀害的”。二是纠正把明朝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的错误说法。因为在学习了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之后，他认识到国家机器不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还有其他的东西。三是去掉影射的色彩，力求给朱元璋以公正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以历史作为影射、抨击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手段的进步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曾做过自我批评，承认那种做法并不科学。吴晗也承认，他过去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的评价并不切合实际。为此，他除将第一章的标题由《小流氓》改回《流浪青年》，并去掉那些直接影射的词句外，还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和评价朱元璋一生的活动和功过，特地增写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讲述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结束之后所采取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及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使读者看到朱元璋除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残暴一面之外，还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绩的另一面。这样，书稿就由六章变为七章，篇幅也由十五六万字扩充至十七万字。

1954 年写成的这个《朱元璋传》，吴晗没有马上交付出版，而是自印一百多本，分送给各方面的朋友征求意见，并再次呈送毛泽东审阅，这是因为“自己明白理论水平低，没有信心” 。过了一年多时间，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认为“第三个本子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 。毛泽东的意见则是“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这些批评，不仅涉及史料的搜集、甄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因此，吴晗没有马上动手修改书稿，而是先沉下心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九年多的学习，他觉得“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是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也写了一些文章”。加上一些读者来信，询问《朱元璋传》早已绝版，何日可以重版。“为了纠正在读者中曾经散布的错误论点，还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1964 年他决定利用病后半休养的机会，做第四次的改写。从当年 2 月初开始动笔，耗费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朱元璋传》的第四个本子，于 1965 年 2 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次改写的本子，除恢复第三个本子删去的《朱元璋年表》外，在章节的安排上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将第三个本子第四章《开国皇帝》拆开，其中的第一、二、三节组成第四章，仍称《开国皇帝》，而将第四、五节与原第五章第三节合并，组成第五章《政权的支柱》。这样，全书就由原先的七章变为八章，篇幅也由原先的 17 万字扩至 21 万字。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个本子未再改动，成为最后定稿本。

这个《朱元璋传》的定稿本，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朱元璋传记，成为朱元璋研究的奠基之作。书出版前，吴晗曾再次呈送毛泽东审阅。不过，这个定稿本改定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年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击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未完全到位。比如对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书中就只讲到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着重强调它的残暴、血腥和恐怖，揭露其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消极作用，却忽略了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归根到底是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普遍发展的产物，在客观上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因而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而且，由于长期的研究，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书中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就基本沿袭前三个本子的观点不变，继续以很大的篇幅，大写特写朱元璋以猛治国，搞特务网，诛杀功臣，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等等，未能达到毛泽东指示的对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的要求。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读到书中写的朱元璋“不许后妃参预政事”“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边通信，犯者处死” ，当然也很不高兴，打定主意要进行批判。事后，她曾回忆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果然，就在当年春天，江青即奉命秘密前往上海，组织写作班子，令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吴晗另一部作品《海瑞罢官》的文章。当年 11 月，此文在上海《文汇报》正式抛出，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从此受到残酷的压迫和折磨，至 1969年 10 月惨死于囚牢之中，终年 6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