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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所著的《大学章句》中，把《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称为“大学八条目”。《大学》本身对“格物”“致知”未作解释，朱熹认为这是原文有阙佚，于是补撰《格物致知传》一章，简要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给《大学》增添了原来没有的哲学内容。
朱熹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有理。山河大地、人兽鬼畜、花鸟鱼虫、草木森林都有理，这里的理是天理，可以理解成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兄弟姐妹以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也有理，这里的理是人理，可以理解成人事伦理。人心中也有理，这里的理可以理解成人心人性。“格物”中的“格”是探究的意思，人要探究万事万物的理，探究得多了，就会豁然开朗，就能认识到全部的理，这就“致知”了。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在理学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以及理学和反理学的思想家之间，也展开了争论，在客观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思想。
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最初也认同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1489 年，王阳明回乡途中，遇到了当朝大儒娄谅。当时娄谅已经六十八岁，而王阳明只有十八岁。娄谅不因为王阳明年纪小而轻视他，反而对他立志做圣贤的志向非常钦佩。两人一见如故。王阳明向他请教做圣贤的方法，娄谅向王阳明介绍了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并劝勉他说读书格物可以做圣贤。
王阳明信心大增，在其后的日子里勤学苦读朱熹的著述，可是却难寻圣贤之道。就在他十分苦恼迷茫之际，他读到了朱熹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句话。王阳明反思自己，一直读书，没有收获，原来这“理”在草木之中也可以找寻。
于是王阳明看到自家房前面郁郁葱葱的竹子，恍然大悟，这竹子也有理，要格物致知，不如就从房前的竹子格起。王阳明找了一个姓钱的同学一起格。姓钱的同学格了三天三夜，苦思冥想，却始终没有体会到理，反而生了一场大病。
王阳明认为钱同学定力不够，所以没领悟到理，于是自己继续格。他一边格竹子，一边观察冥想。就这样一连格了七天七夜，也没有格出竹子中的理来，反而和钱同学一样，病倒了。
王阳明和钱同学都感慨，这圣贤难道是做不成了吗？
1506 年，王阳明因得罪了朝中的掌印太监刘瑾，先被廷杖四十，后被投入昭狱，第二年又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做驿丞。500 年前的贵州龙场驿条件艰苦至极，遍地虎豹豺狼，原始森林的瘴气也能把人熏倒。在这里生存都很难，还能高谈阔论做圣贤的梦想吗？
当然能。那里幽静而又困苦的环境，反倒让王阳明大彻大悟。王阳明认识到探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如探究内心的道理。因为吃人的大鸟、虎豹豺狼和狗熊都不能告诉他该怎么做，而出离恐惧和烦恼，让他重生的是他的心。王阳明认识到，心才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圣人之道也就是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主宰我们血肉之躯的是心，心里住着良知和私欲，我们只要正了念头，就能实现良知。
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发生了——王阳明龙场悟道。这既标志着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哲学达到了又一个巅峰。
王阳明从格物（探究万事万物的道理），走向了格心（探究自己内心的道理），并由此创立了心学。
人与人、人与物的区别在哪里？
在于心。
物对于人的意义如何体现呢？同样在于心的感受。
比如玫瑰，人人都知道代表爱情，送给女朋友，女朋友会喜欢。但是你要是送白菊花，对方就不高兴了，因为白菊花一般用在丧事上。其实就本体而言，玫瑰与白菊花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性状、颜色、大小、味道不同，可这样会使人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吗？显然是的，是心赋予了玫瑰和白菊花不同的感情色彩。
同样，得与失、成与败、天堂与地狱等，不也是这样吗？王阳明因为给明武宗上疏劝谏而被刘瑾截获陷害入狱，前后就出现了两重天，之前王阳明是一个官二代，一位体制内的国家干部，突然就变成了一名囚徒，一个被发配的罪人，反差之大，让人接受不了。尤其是面对那个不毛之地龙场，这时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是没有用的，去和野兽探究道理也是没有用的，能拯救自己的只有探究自己内心的道理。
在企业管理中，阶层不同、角色不同、阵营不同、目的不同就会出现利益对立。作为身份不断转变的当事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该听谁的呢？这时候只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本心觉得一件事是对的，是应该做的，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
公元前 636 年，流亡了近 20 年的晋国公子重耳终于踏上故国土地，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尝尽了人世间艰辛与苦难的晋文公要找那些当年迫害他、导致他有家不能回的人算账。
就在这时，一个听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在他耳边响起：“勃鞮（bó d ī）求见大王。”
“让他进来！”晋文公怒火中烧。
晋文公盯着勃鞮，恨不能立刻就让他血溅当场。勃鞮是谁，晋文公为何如此痛恨这个人呢？
这事还得从晋文公的出逃说起。勃鞮又叫寺人披，是晋文公父亲晋献公在位时宫里的一名太监。他身形高大、孔武有力，很受晋献公的赏识。
当时晋献公受到宠妃骊姬的蛊惑，要杀死公子重耳。这个杀人的任务就交给了勃鞮。晋献公给了勃鞮两天时间，让他杀死重耳。当时晋国的国都与重耳所在的蒲城相隔遥远。
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晋国国君的继承人。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杀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便有君王的命令，也能在两天时间到达，但那时也许重耳早已经闻风逃跑了。这样既不用杀重耳，也可以向晋献公复命了。
可是勃鞮并不这么想，他日夜兼程，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到达了重耳的住地，并且突然发起攻击。重耳根本来不及逃跑。好在勃鞮一击不中，只砍掉了重耳的一只袖子。重耳连忙翻身上墙，趁着夜色逃走。勃鞮刺杀失败再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
其后，重耳的弟弟晋惠公继位后，也派人刺杀重耳，而且派的人还是勃鞮。当时重耳已经在翟国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日子。听说勃鞮又要来刺杀他，重耳只能抛妻弃子，连夜逃走。
可以说晋文公的苦难生活，正是从勃鞮刺杀开始的，难怪晋文公会如此恨他。
晋文公盯了勃鞮半天，终于开口说：“在蒲城时，君王命你两天赶到，你马上就来了。后来我逃到翟国，同翟国国君到渭河边打猎，你替惠公前来谋杀我。惠公命你三天赶到，你第二天就到了。虽然有君王的命令，但怎么那样快呢？我在蒲城被你斩断的那只袖口还在。我今天不杀你，你最好自己赶紧离开！”
勃鞮说：“我以为君王这次返国，大概已懂得了为君之道。如果还没有懂，恐怕您又要遇到灾难。何况对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臣子的本分。除掉国君所憎恶的人，就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尽多大的力。您当时是蒲人或翟人，您的父亲、弟弟尚且要杀你，我能怎么办呢？”
勃鞮还举了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的例子，劝晋文公：“如果您要算旧账，恐怕国内许多人都会逃走了。”
晋文公一心要做齐桓公那样的霸主，听了勃鞮的话，最终摒弃前嫌，饶恕了他。勃鞮戴罪立功，揭发晋国国内有人谋反的阴谋，这也帮晋文公稳定了政局。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勃鞮这样的下属无疑有很强的执行力，领导让他两天干成的事情，他一天就完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心里，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与个人的荣辱利害无关。这种职业操守，无关站队，无关阶层，站在历史的角度，完成使命就是下属的“格心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