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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百家文化中，儒家提倡“仁爱”，墨家则提倡“兼爱”“非攻”。
春秋时期，战争不断，墨子对百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深有感触，坚决反对战争。他在《墨子·非政》一篇中写道：“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则系累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他详尽描述了那些因战争而被围困在城内的人民的痛苦遭遇。被侵略的战败国，百姓的命运是悲惨的，而那些侵略国的百姓，又过着怎样的日子呢？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其实并不比被侵略的战败国的人民好到哪儿去，一样要面对疾病、创伤、破产、死亡的威胁，发战争财的是那些贵族，受苦受难的总是劳苦大众。
墨子倡导“兼爱”“非攻”，他在《兼爱上》一篇中表达，当时国与国之间之所以频发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爱”。如果想要天下治而不乱，那只有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尚品质。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士，墨子称他为“兼士”；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为“兼君”。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作“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士，墨子称他为“别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为“别君”。墨子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是以主观臆测对待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墨子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反对不义的战争，把反对战争的理论基础安放在“兼爱”的学说上，却没有能够找到侵略战争和互相争夺的社会根源。他认为世间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人们不明白“兼爱”的道理。墨子把社会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的认识错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墨子的“兼爱”主张并不难懂，可是墨子锲而不舍的精神却不是人人都能够效仿的。
他在《非攻上》一篇中，曾生动详尽地论证了战争是亏人而自利的，他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为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着想。他希望实现和平，希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也就是说，劳动者要能获得起码的生活条件。墨子憎恨侵略战争、向往和平，直到今天，他倡导的“兼爱”“非攻”依然鼓舞着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墨子哲学的全部精华，那就是他热爱和平、反对侵略。
墨子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质、善良、坚贞不渝的性格。
当然，墨子的“非攻”也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的战争。他并不反对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一方。讨伐人民的敌人，其性质和侵略战争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那就是不知“类”。
事实上，历史总是沿着必然的规律，向既定的方向前进。墨子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是一个同情人民、有善良愿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但他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对战争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现实情况，却对消灭或避免战争提出了极不现实的办法，那就是他企图消除一切侵略战争发生的根源。
墨子留给后代的，是反对侵略战争，反映了广大人民正义愿望的“非攻”主张；他倡导的“兼爱”思想，是墨家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核心部分，其为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