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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非常发达，在慈善事业方面承袭了唐代旧制，且扩大了官办慈善机构的规模，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代专门设立“居养安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仓”“举子田”等慈善机构。有些救济机构规模还比较大，管理计划也较周密。比如专门收养鳏寡孤独的苏州居养院，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居养院重建，有房屋310间；有官民捐献的田地1660亩，并募民耕种，每年收租米700多石；还设有医药室，给收留人员治病；亡故者，还买棺材殓葬。宋代在医疗方面还设有惠民药局以提供义诊处方，此处方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还设有“漏泽园”，用以埋葬贫病死亡、没有亲人料理后事的人。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可称为北宋第一慈善家。提起他，我们就会想起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中期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他还是大军事家，曾戍边西北，担任统帅，抵御西夏。同时，他还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范仲淹晚年时，在家乡苏州兴办“义庄”，此举开创了宗族慈善的新型组织形式，后世的士大夫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风尚。
那么，什么是“义庄”呢？
用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大宗族中，有的富有、有的贫穷，有的混得好、有的混得差，混得好的、富有的就拿出钱来办“义庄”，目的是赈济族人。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苦读诗书及第后，历任地方和中央军政要职，一度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60岁的范仲淹用自己的官俸收入，在苏州的长洲、吴县等地购置了良田千余亩，将每年所得租米和收入用来助济族人，并兴办义学，设立义宅，这就是“范氏义庄”。
据《范仲淹史料新编》记载，范仲淹曾对人说起：“吴中宗族甚众，于吾故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年，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贵富而不恤宗族，何颜以入家庙。”这段话表达了显贵不忘本，饮水思源，回馈宗族的愿望。
当然，在范仲淹之前，也有不少发达的士大夫资助族人，开办义塾等；但直到范仲淹开办“义庄”之后，才形成一种完整的、正规的模式，开启了古代慈善事业的新时代，为各地官绅所效仿。
那么，“范氏义庄”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它是一个由义田、义学和义宅构成的完整的福利慈善体系。义田是为族人提供福利的物质资源，范仲淹捐置的千余亩田地，其后世子孙又不断扩充壮大。义田的福利普惠范氏成员中的每一个人，乃至宗族以外的乡邻也获益良多。
在义田的基础上，又设置义学，为族内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视为是对族人精神上的救济。
义宅则是对族内鳏、寡、孤独、残疾者进行收养和安置的场所，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福利院。
可见“范氏义庄”整个救助体系是十分完善的。
第二，“范氏义庄”制定了翔实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比如，在范仲淹制定的“义庄规矩”中，就详细规定了：每房五岁以上不论男女，计口每天给米一升；冬衣每口一匹，五至十岁给半匹；族人嫁娶，可得钱二三十贯，尊长丧葬可得钱十五至二十五贯等。
同时设立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义庄的户籍、出纳救济物品、登记备案等事宜。这些管理人员一般是由族人选举出来的，道德信誉必须得到公认；并且他们的履职情况需要由十六房族人来考核，只有考核合格，十六房全部出具保名实状，义庄管理人员才能如数领取他们的薪酬，如果考核不合格，则会被扣除一部分薪酬。由此可见，“范氏义庄”的整个管理机制是比较完善的。
顺便提一句，“范氏义庄”赈济保障的广泛性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在“范氏义庄”以后设立的义庄中，绝大多数都做不到赈济整个宗族的所有成员，一般都只能赈济贫穷、孤寡、残疾的族人。
第三，“范氏义庄”不仅是为族人领取福利、获得助济之所，也是族人子弟上义塾、族人参与祭祖活动的场所。合理的布局规划下，义庄实际上成了当时宗族活动的中心，是凝聚族人向心之所在。
在“义庄规矩”中，就有这样一条规定：“诸房闻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况，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这就是利用“义庄规矩”来规范族人的行为准则，可见义庄对族人还发挥着教化和约束的作用。
总之，“范氏义庄”作为一个古代民间自发的福利组织，基本具备了现代社会福利组织的完备性，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是专业化标准很高的救济机构。
自范仲淹创建义庄后，又经其后世几代人的经营和完善，逐渐演变成古代社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敬宗收族、维护子孙生存、发展宗族教育、延续祖宗血脉的功能，也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广泛认同。
在今天，范仲淹的义庄对我们的慈善建设仍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