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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的慈善思想，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多年来，对于传教士的印象，我们都停留在教科书中所谓的“侵略者的先锋队”这一固定形象中，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虽然英、美、法等国家的传教士给西方的侵略者提供了一定的中国社会信息，但是他们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明朝末年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第一次高潮，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这种发展被遏制了，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才有了传教士来华的又一次高潮。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其中的慈善思想也由此在中国大范围地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审视、吸收与融合。
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主要的内容包括办学校、办医院、收养弃婴、建立孤儿院等。20世纪以后，各教派传教士注重发展医疗事业，例如到1937年，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会在华开办的医院有70余所，床位约5000张；同样截至1937年，英美传教士所开办的医院达到了300所，床位约21000张，另有小型诊所约600所。这种传教活动给接触这些慈善事业的中国人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使得中国人开始正确地认识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中所包含的慈善思想，从而促使了中西方慈善文化的交汇融合，使得中国慈善文化得到拓展。
首先，慈善救济的内容有所增加，救济对象有所扩大。中国传统慈善救济实施者多是宗教寺院，救济的对象也多是社会上极端贫穷和处于弱势的人群，而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慈善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融合，更新了近代慈善救济内容，在传统救济内容的基础上加入慈善教育和慈善医疗，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另外，扩大救济对象也是新的慈善思想的表现方式，相对于中国古代的义塾等机构，它涉及的人群面更大。
其次，在融合西方慈善思想后，中国的慈善文化在救济上逐渐开始教养并重。中国的慈善传统中，只注重对孤、独、矜、寡的救济，较少关注其他弱势群体；在方式上则以提供食宿、医疗为主，注重提供直接的衣食帮助，但是这种方式容易使受众养成懒散的等、靠、要的恶劣习惯，同时也增加了慈善机构的负担，因而这种方式只适用于传统的生产力水平。新思想提倡的“教养并重”是传授给受众能够自立的知识和技能。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提出教养兼施的救济政策，如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提出的养济院政策中，就有让受助者自食其力的理念。他主张13岁以上50岁以下被收容在寺庙的残疾人，由官方发给粮食，在寺庙中接受为期一年的技能培训，教授盲人学习乐器和说书技能，腿脚残疾者学习坐着就能从事的工作技能。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融合后，对救济方式的积极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最后，就是选择性救济以及以工代赈的救济方法得以推广。中国传统慈善观念，一律采取平等救济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救济的效率低下，同时还会造成一些救济的不公平。如果是采用选择性救济、以工代赈的方式，就使得被救济者不仅拥有了一定的积极性，而且具备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状态的可能。这是一种积极的、更为科学的慈善思想，中国古来有之，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慈善思想传入后，才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慈善文化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拓宽，不断地进步，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并且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的稳定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