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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质量体系支撑日本强势崛起，同时，也让美国相对衰落。但美国通过对质量体系的再探索让美国再一次强势崛起，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缺乏对质量体系的探索而进入衰落期。
1979年世界爆发能源危机，美国车企出现连续亏损。其中，福特汽车公司2年亏损总额达到25亿美元，克莱斯勒2年亏损总额28亿美元。同时期，日本凭借优质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的美国企业叫苦连天。1980年6月24日，美国广播公司（NBC）在全美黄金时段播放了名为《日本行，我们（美国）为什么不行？》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戴明博士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通过质量体系增强产品竞争力的秘诀。纪录片播放后，引起了美国各界极大的震撼，戴明博士和日本质量体系第一次在美国备受关注。
在质量体系上与日本的明显差距让美国企业倍感压力，美国企业放下身段向曾经的学生取经。相比日本人的服从文化和谨慎思维方式，美国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发散性思维方式，QC、5S、田口法等质量措施更适合日本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几年下来，美国向日本学习鲜有效果，相反，美对日贸易逆差逐年扩大：1979年贸易逆差为88亿美元，到了1985年，贸易逆差增加到497亿美元，美国制造业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
在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背景下，1985年在广场饭店由美国牵头和4个主要的贸易国签署了广场协议。其核心内容就是由五国政府共同干涉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避免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广场协议极大地刺激了日元对美元升值，仅3年时间，日元兑换美元就升值100%，大量的“热钱”涌入日本股市和楼市；5年时间，日经指数从10000点暴涨到接近40000点的历史最高位。楼市上涨幅度更为惊人，1989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2000万亿日元，是美国土地资产（500万亿）的4倍。日本进入全民买楼炒股的时代，股市、楼市吹起巨大的经济泡沫。随着1990年股市高位崩盘，日本的楼市、银行、实体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一般依次倒下。从此，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发展的30年，年均增长率仅1%。
因此，经济学家把日本经济的衰落归罪于广场协议。但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依然没有起色，直到2020年还没有任何经济回暖的迹象，日本长达30年的经济衰落远远超出了广场协议能影响的时效。
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的同一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世界上17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耗时5年、耗资500万美元对日本丰田公司生产质量管控过程进行深入研究。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模式。
面对世界经济广泛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詹姆斯·P.沃麦克提出：真正过剩的是缺乏竞争力的大量生产方式的生产能力，而具有竞争力的精益生产方式的生产能力是严重缺乏的。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使世界工业界和经济界都为之一振。《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一经出版便震动了世界，极大地推动了精益生产模式在全世界推广，让丰田的质量管理模式学习起来更加轻松快捷。
詹姆斯·P.沃麦克，前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带领团队耗时5年研究丰田生产过程，在1990年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精益生产模式，为精益生产模式在世界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西格玛（6σ）概念作为品质管理概念，最早是由摩托罗拉公司的比尔·史密斯于1986年提出，目的是设计一个目标：在生产过程中降低产品及流程的缺陷次数，防止产品变异，提升品质，进而达到减少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和提升利润的效果。
从实施六西格玛管理的1987—1997年的10年间，摩托罗拉平均每年生产效率提升12.3%，销售额增加5倍，利润每年增加20%，股票每年上涨21%，并两次使摩托罗拉获得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殊荣。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成功复制六西格玛管理模式，并且在摩托罗拉的理论基础上总结出DMAIC（定义—测中期量—分析—改进—控制）模型，经过通用电气总结的模型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六西格玛管理模式在3M、阿尔斯通、美国银行、杜邦、联邦快递、强生公司、辉瑞、乐购、弗吉尼亚梅森医疗中心等公司或机构的改进活动中应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从金融服务业到运输业，从医疗保健业、政府部门、高科技行业到传统的制造业，都在悄无声息地实施六西格玛管理模式。六西格玛作为多行业共同采用的改进管理方法论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可并推广。
比尔·史密斯于1929年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1952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的商业学院。具备近35年工程和质量工作经验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摩托罗拉公司，成为一名高级品质工程师，效力于地上流动产品部门，20世纪90年代初因心脏病去世。
2001年，美国一群软件大咖为了探索软件开发新模型，汇聚在雪鸟旅游胜地召开了2天的会议，但由于相互间分歧太大没有达成新模型的共识，只形成了4个敏捷核心理念，这就是著名的“软件敏捷开发宣言”，仅有4句话的敏捷开发宣言掀起了软件业的革命，如图2-3所示。
图2-3 敏捷软件开发宣言
美国科技公司纷纷摒弃臃肿的瀑布模型软件开发模式，拥抱快捷的敏捷软件，让软件开发质量和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国的科技企业因此一骑绝尘。2008年前后，敏捷软件逐步传入中国，华为、中兴等多家公司均已采用敏捷开发模式。2020年福布斯世界十大上市科技公司榜单中，美国遥遥领先，有7家公司上榜，日本无一家上榜。全球十大独角兽公司中美国占6家，中国占4家，日本没有一家。
1989—2019年，美国GDP从5.64万亿美元增长到21.37万亿美元，30年间美国GDP增长了3.7倍。同期日本GDP仅增长了1.67倍，美国GDP增长幅度是日本GDP增长幅度的2.3倍，如图2-4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较大的质量危机开始，美国在质量体系上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索，不仅探索了精益生产模式、六西格玛模型，而且在信息产业中探索了敏捷软件。
美国通过在质量体系上的有效探索，不仅摆脱了经济发展困境，而且还是所有发达国家中经济成长效果最好的国家。反观日本，在历经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质量大爆炸之后，就再也没有探索出能引领世界的质量模型，在信息产业大爆发的时代，日本经济没有把握住发展机会，这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图2-4 美国和日本30年GDP对比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美国打压日本错过信息时代是原因之一。1987年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议》使日本在芯片业自废武功；“东芝事件”使东芝的几名高管被捕，芯片业的全面失守使日本错过了信息时代的升级机会。
从质量体系角度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基本没有新的质量探索，而日本的质量体系构建停留在制造业的质量方法论上，对于以创新为主的信息产业不仅没有帮助，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创新业的发展，造成日本在信息时代没有出现一家科技大公司。
1990—2021年，日本的经济处于停滞增长的状态。日本从最初“失去的10年”演变为现在“失去的30年”。早期经济界把日本的衰落归咎于广场协议，但广场协议的影响力不可能超过30年，其深层原因另有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