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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
浴室门发出一声轻响，打开了。贝丝探进头来。
“你在做什么？”她问，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很合理的问题。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泡在浴缸里，水很烫，勉强能让我坐得住。
“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我伸手摸你，没摸到。还是上星期那样？”
“是的。”
“哪儿疼？”她问。
“腿、胳膊、背。基本上没哪儿不疼。”
贝丝走进浴室，打开药柜开始翻找。
“我吃了几片艾德维尔。”我说，“现在只是在等它起效。”
她走到我们的爪足浴缸跟前，它铸铁的爪足上蒙着一层铜绿。浓浓的蒸气从水面上升起，热腾腾的，填满了整间浴室。
“你没在里面撒尿吧，嗯？”她问。
我大笑起来：“没有。怎么？”
她解开睡袍，任它从肩头滑落，掉在铺着地铁砖的地板上。
然后，她扶着浴缸边缘，长腿一跨，也爬了进来。
“噢，好烫。”她咬着牙缓缓吐气，一点点没进水里，在我对面坐下来，“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
“还不就是因为痛得太厉害了。”
“是哪种痛？”
“还记得生长痛吗？”
“记得。”
“就类似那个，但更厉害一些，是骨头里的痛。”
“说不定是年纪大了，身体变弱了，人也跟着软弱了。”
我笑着拍了她一下。
我向后一躺，仰面靠在浴缸光滑的釉面上，闭上眼睛。就算是泡在滚烫的热水里，我的双腿依然在跳痛。我已经吞了三片艾德维尔，如果还是这样疼下去，我就要怀疑是不是该换效力更猛的药了。
“我觉得你该跟斯特兰德医生说一下这个情况。”
“我明天就去见他。”
我没告诉贝丝，其实几天前我就已经向斯特兰德医生咨询过这种疼痛一再出现的情况，他也没什么头绪，只能让我去做了一轮全身的X光片。等有确切结果了再告诉她吧，没必要让她白白跟着担心。
“你明天还能上班吗？”她问。
“希望可以吧。”
从丹佛回来后，我就一直在休假，明天是我回基因保护事务局报到的日子——自从差不多六个星期以前那场几乎要了我性命的事故发生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回去上班。我的肋骨恢复得很好，碎冰划破的伤口也都愈合了，一道疤都没留下。
“你是几点的火车？”我问。
“七点一刻。”
贝丝要搭超级高铁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社会学会议。她要在会上发表一场演讲，主题和曼哈顿下城区的犯罪情况有关。自从八年前被海水淹没并判定为不安全区域以后，那个地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露营地，挤满了无家可归者。
“你还是打算跟完会议全程吗？”我问。
“是的。我希望你也来，我们可以休息一个礼拜。”
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水渐渐凉了。和贝丝聊天是我人生中少数几项纯粹的快乐之一。事实上，多年前向她求婚时，我说的就是：“在这颗星球上，再没有另一个人能让我希望和她共进一万次晚餐了。”
双腿的疼痛在慢慢消退。
终于，贝丝站起来，跨出了浴缸。她扫了一眼手机，禁不住叹了口气。
“怎么了？”我问。
“已经四点多了。我的行李还没收拾，最晚六点就得出发去联合车站。看来是没时间再补一会儿觉了。”
“抱歉，害得你没睡好。”我说。
她捡起睡袍套上，系好腰带，转身走回浴缸边。
她俯下身子，给了我一个吻。
“不许再这么说了。”
早上，我把艾娃送到学校，在阿灵顿公墓车站附近找了个停车场停车，然后搭蓝线进特区。
基因保护事务局的总部设在宪法中心大楼里，用的是国家艺术基金会过去的办公区。
我亮出工作证过了大楼安检，搭电梯直接上楼去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室套间。我之前已经收到通知，早上九点去见埃德温·罗杰斯。
我在他门外的秘书工位前等了半个小时。埃德温走出办公室，跟我打招呼说：“喝过咖啡了吗？”
“喝过了，不过咖啡总是不嫌多的。”
“跟我一起走走吧。”
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很有压迫感。
一米九五的身高，身材修长精干，肩膀很宽，穿精致的手工西装。
虽然已经六十岁，却依然脚步轻盈。我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自信从容的流星大步。
我们坐电梯下到大楼的中心花园，在咖啡摊前排队。就十一月底的季节来说，这是一个和煦的早晨。宪法中心的建筑中央围出了一个一英亩大小的露天小广场，十层楼高的玻璃幕墙建筑将波托马克河上刮来的风和大楼南侧州际公路上嘈杂的噪声一并隔绝在外。
我们端着咖啡，在花园边的长凳上坐下。
“肋骨的伤怎么样了？”埃德温问。
“还有点疼。我下午去见医生。”
埃德温啜了一口咖啡：“心理治疗呢？不介意我打听的话……”
“有帮助。”
“那就好。一定要积极面对丹佛的事，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情况可能会非常严重。”
我喝了一口咖啡。
一架喷气式直升机带着冲破音障的巨大声响从我们头顶正上方飞过，应该是刚刚在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
“索伦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我问。
“我们起诉他谋杀未遂。法官拒绝了保释，他还被羁押在丹佛。”
“他不肯做交易？”
“完全拒绝跟我们交流，一个字都不说。”
“我们手里有什么？”
“不多。他的电脑里非常干净。”
“是他把那房子的地址告诉我们的，还亲口承认送了个东西过去，赤裸裸地把我们引进了陷阱里。”
“是啊。问题是，他要求见律师时，你们威胁要把他非法引渡到C国去。”
“长官，我——”
“洛根，我跟你是同一阵营的。”
“给他下个饵，然后放出去呢？”
“你是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那些实验性的纳米小玩意？”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起码看看他会去哪里。”
“事实上，它们只有放在愿意合作的线人身上才有用，超过四十八个小时就溶解了。而且，你知道的，这多少也算是侵犯了他的人权，又一次侵犯。”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两周内就会有一场预审，那才是我们见真章的时候。”埃德温看了一眼手表，站起来，“我得去国会山了。我希望你去情报部门报到，他们知道你今天到。在被允许出外勤之前，你就先跟着情报分析组一起工作。”
我看着埃德温穿过院子离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叫着我的名字。我回过头，看见了我的搭档纳丁。她朝着我走过来，脸上绽开着笑容。
“嗨，陌生人。”她挨着我坐下，说，“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局长让我去做文书工作，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可真有意思了。”
“哈，得了吧，这不就是你的梦想。你讨厌出外勤，每次都要吐。”
“这倒是真的，可我也讨厌被困在格子间里。”
纳丁哈哈大笑：“听起来像是没什么工作能让你高兴了。”
我翻了个白眼。
“中午有安排吗？”她问。
“没有。”
“街对面新开了一家拉面馆，我请客。”
“怎么这么好？”
“谁知道呢？就不能是为你捡回一条命感到高兴吗？”
“这次会在城里待多久？”我问。
“今天晚上就要搭超级高铁去明尼阿波利斯。”她耸了耸肩，“据说有人在一座废弃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里建了个基因实验室。”
“听上去像个恐怖大片的开头。”
“中午休息之前我去分析组找你。”纳丁站起来，用她的咖啡杯跟我的碰了一下，“你能回来真好。”
说完，她也穿过院子离开了。
杰夫·斯特兰德医生担任我的内科医生已经快十年了，此刻，他在诊室里坐在我的对面，正在研究我的病历。
“你的X光片报告已经出来了。”
“好。”我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刚才聊了几分钟，但我满脑子记挂的都是这个。
“有一些地方……不太寻常。”他从我的病历档案里抽出两张X光片，放在我跟前铺着软垫的桌面上。在我看来，它们一模一样。他点了点其中一张：“这是右手腕骨、桡骨和尺骨的片子，包括手腕和小臂部分，很正常。”
“这是好事，对吧？”
“这是我另外一个病人的片子。”
“噢。”
他的指头移向另一张：“这一张，是你右手手腕和小臂的片子。”
我来来回回地对照两张片子。
“看出不同来了吗？”他问。
“说实话，没有。不如直接告诉我吧，是癌症吗？”
“不是，完全不一样。你以前骨折过吗？”
“十三岁时锁骨断过。”
“十月份还刚在丹佛断了几根肋骨。”
“是的。”
他从我的病案袋里抽出另一张X光片：“这是你在丹佛医学中心拍的肋骨片子。除了断裂的地方之外，骨头本身都很正常。”他又指了指我最新的这张右手小臂的片子，“但这些不正常。”
“是什么问题？”
“就骨头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有一种测量骨密度的指标，叫z指数。零点一到一之间都是正常数值，可你的数据是二点七五。”
“这么高？”
他轻声笑了笑：“我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骨密度值。如果你的骨头真的是处在一个致密化的过程中的话，倒是能解释你之前提到过的身体内部的疼痛问题了。”
“什么情况可能导致骨密度增加？”
“坏的情况。扩散转移的前列腺癌、柏哲德氏病、致密性骨发育障碍、骨硬化病……名单很长，很吓人。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况。”
“你确定？”
“所有人工智能系统里能关联到的情况，我都给你筛查了一遍。除了这一点不对劲，你完全健康。所以，你目前的情况只是拥有超高密度的骨头而已，以后很难再出现骨折或骨裂。”
我只觉得一阵恐惧突然袭来。
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我看着杰夫，这个清瘦的男人蓄着一把大胡子，有一对沉郁的眼睛。
“我的医疗记录，你给我们局里发了吗？”我问。
“你签署过一份授权书，允许我将你在丹佛事件之后的医疗报告提供给你的雇主，以便他们判断什么时候可以再派你出外勤任务。怎么了？”
“这些X光片和你的判断都发给他们了吗？”
“还没有。”
“别发。”
杰夫看起来有些迟疑。
“你是在担心什么？”他问。
“你能再帮我做一次DNA检查吗？”
“没记错的话，你在丹佛的检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生变异。”
“是的。”
“如果你的基因真的被修改了，怎么会没有显示出任何变化呢？”
“可能性很多。”我说，“我们都知道那些冰球里含有基因编辑包。也许它只锚定特定器官的特定细胞，也许病毒载体里植入了延时编码，可以先休眠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编辑我的基因组。”
杰夫站了起来：“我会把你的DNA样本送去重新做一次基因测序，跟你上一次的结果对比一下。”他收拾起桌上的X光片，放回我的病案袋里。“如果真的有异常，”他说，“按照法律规定，我必须上报。当然，这一点你很清楚。不过，我会先告知你本人的。”也许纯属我多疑，但如果我的基因真的因为丹佛的事遭到修改，我希望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被基因保护事务局误会我自己修改了基因，或是某一天在《纽约邮报》或《卫报》上出现一篇头条新闻，大标题大肆渲染：米里亚姆·拉姆塞声名狼藉的儿子因对自己实施基因编辑而被捕。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绝不想成为任何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一股冷空气在下班高峰时席卷了华盛顿特区的地铁。
天空瞬间黑下来，风雨大作，俨然钉死秋天的最后一枚钉子。
回到阿灵顿之后，我开车穿行在离家只有最后几个路口的布鲁蒙特街区，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气压的变化清晰可辨，像是有一把无形的老虎钳钳在了我的肋骨上。
贝丝还在纽约，艾娃和我决定从我们最喜欢的中餐馆叫外卖。
我生起火。
这一季的头一炉火。
当冷雨从面对后院的窗玻璃上滑落下来时，我的女儿拿出了我们的玫瑰木棋盘和大理石棋子，开始摆棋。我觉得艾娃的身体语言里似乎透着些不同于平常的东西，眼睛里也多了几分沉重。
“第一天回去上班感觉怎么样？”她问。
“挺好的。他们安排我在情报部门工作。”
“那是做什么的？”
她平伸出两个拳头，一只握着一枚白色的兵，另一只握着黑兵。我选了左手。
黑的。
她的先手。
“负责持续监控所有已知从前曾涉足基因领域的科学家，尝试判断其中有没有人可能犯法。”
“怎么判断呢？”艾娃一边问，一边走出她开局的第一步。
兵到E4。
“有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叫‘密士提克’。”
我调动王的兵迎上去。
“哇，爸爸。”
“怎么？”
“你为那个人工作了。”
我无心将那个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接受的现实告诉她。我不只是为“那个人”工作，我就是“那个人”。
我们来回拉锯，推动我们的马前进。
开局十分钟了，谁都没有丢棋。
“你爱你的工作吗？”艾娃问。
“这份工作挺有意思。”
“那你爱它吗？”
“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有福气从事一份爱的——”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可真是太像她的祖母了。
“好吧，可妈妈爱她的工作。”艾娃说。
“是的，她就是幸运儿之一。”
“你有没有想过，像你的妈妈那样成为科学家？”
我点点头，感觉她这个问题有些古怪，因为艾娃很少问起她的奶奶。当然，她知道她是什么人，做过什么，可我们很少谈论她。
“她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聪明的人之一。”
“不是，我是说，她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现在她也在这间屋子里，跟我们在一起……”
“大多数时候都很严肃。你总会感觉她像是在思考别的什么东西，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可只要她想参与进来，那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合适的时候，她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人。”
“她是个好妈妈吗？”
“我知道她爱我。这么说吧，我并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希望掌握书写和编辑DNA的能力，治愈疾病，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环境、世界，这些都是她在意的。金钱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名气这种东西更是完全不被她放在心上。”
“我会喜欢她吗？”
“很难说。她永远都不会是‘拉姆塞奶奶’。拥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人，他们跟我们这些人不太一样。他们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定。他们觉得他们要的是安宁，他们认为成就能带来安宁，但事情从来就不是这样的。”
我没把内心深处更赤裸的真实感受告诉她。我对母亲的真正感觉是怎样的？我恨她，也爱她。我恨不得能换个母亲，却又一心想要成为她。我会愿意为了她去杀人。
“你以前从来没问过有关我妈妈的个人问题。”我说。
“猜猜我们的当代世界史学到哪场全球性大灾难了？”
该死的！
总有那么些时候，我会庆幸我们当初富有远见地让女儿使用了她母亲的姓：威廉姆斯。眼下就是这种时刻之一。就算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缔造者的孙女，成长本身就已经够艰难了。
“有没有人……”
“只有老师知道。她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说我们要学到这个了。”
短信的提示音响起，是外卖到了。
我起身出门，从无人驾驶送餐车的前排副座上取出外卖包裹。回到屋里时，我看到艾娃的象已经威胁到了我这边皇后的马。只要一个不小心，这盘棋我就会输在这一步上。
我把外卖袋子放在咖啡桌上。左宗棠鸡和陈皮牛肉的甜辣香味飘出来，开始在起居室里飘浮。
艾娃从棋盘上抬起头来：“你买真正的肉了吗？”她问。
“我可是叫了一顿大餐。”
她的笑容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值回了百分之三百的价。
我回到棋局中。
艾娃现在做的，或者说打算做的，就是引诱我把注意力放到兵的威胁上。如果我上了当，两步之后她就可以把后的棋子挪到腾出来的D3位置上，在那之后，再有十三步（如果我没能挡住她的兵和王的马的话，否则就是十七步），她就能将杀我。
可如果我选择牺牲我这边皇后的马，用这一步抢占先手，把兵挪到B5的位置上，棋局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我的后和马已经进入了她的阵营，虽然一时还看不到将杀的机会，但肯定能打乱她的排兵布阵。
我竟然能算清楚这么多步，这真是太奇怪了。要知道，往常我顶多也就是能算到两三步而已。
就这样，我调动兵向前推进，十一步之后，在F8的位置上我用车和后两枚棋将死了艾娃。
她目瞪口呆，我也没好多少。
很奇怪，这和我们俩最近下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不认为她是故意让我赢的，可这绝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艾娃。不知是不是她祖母的事情让她烦心，分散了注意力。
艾娃越过棋盘，拉着我的手直晃：“你是不是偷偷练习了？”
“没有。”我笑了起来，“我就不能偶尔撞一回大运吗？”
“这可不像是运气的问题。”
她站起来，朝外卖包走去。
“嘿。”我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辞：“抱歉家里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你。我很希望能跟你说，一切都会好的。”
“她是坏人吗？”
“不是。这世上真正的坏人非常少。她只是……犯了大错。”
“我也不知道对于自己是她孙女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感觉。只是我的身体总有她的因子，将来却很可能连我的男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感觉像是在欺骗所有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痛。我母亲做下的事情终究还是连累到了我的女儿，将痛苦也带给了她。
“这的确很难。”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想跟什么人说了……除了我或者你妈妈之外的其他人……那就说吧。”
晚上九点，我爬上床。上床之前，我特意把窗户打开，留出一条小缝，想听一听雨声。
我翻开这个星期在读的书，这一本是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去丹佛之前，我的床头柜上摞着十二本书，都是最近两三年里的生日和圣诞礼物。我总觉得该把它们都读一遍，可在度过了一整个白天之后，我剩下的精力和注意力多半也就只够再看一两集勉强能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无聊节目了。
也许是抛开所有工作压力在家休养了一个月的缘故，我发现自己的专注力和好奇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发现哪怕是看电视，自己也更愿意选择纪录片和纪实故事。阅读更是重新让我感受到了快乐。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静静读书时手指翻动书页的感觉，就连从前读过的书也全都回到了我的脑子里。
每一篇，每一个段落，一字不差。
甚至连当初读到它们时的感受也回来了。
午夜刚过，我读完了整个故事，怀着几分小小的成就感合上书。在这两个星期里，我把床头柜上堆了许久的十二本书全都读完了。
以我从前的专注力和集中度，是达不到这样的阅读效率的，而且从来没有过。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闭上双眼，一个淡淡的声音在我脑海最深处的角落里悄悄响起。不是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就是你自己。
我的心理医生在乔治城办公，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刻意营造平静舒缓氛围的缘故，从地毯、家具、窗帘到装饰摆设，那间诊室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多少带着些低饱和的灰度。
她叫爱米，这是我们的第三轮治疗。之前我就觉得，关于丹佛的事情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我只能尽量多找一些话来说，把原本只需要十个字就能说清楚的东西硬抻到二十个字，绞尽脑汁地设法填满五十分钟的面谈时间。
可今天有点不同。
从治疗一开始，我就明显感觉到，爱米在试图主导谈话。这是前几次从来没有过的。
她话里话外都绕不开一个主题：新的创伤会揭开旧伤疤。
“我想，我只是希望知道，”最后，她说，“丹佛的事情是否让你重新体验了上一次受伤的某些心情或恐惧，或是你人生中遭遇过的任何其他事件。”
来了，我心想。也许爱米·弗拉姆博士以为她做得很巧妙，但在我眼里，她简直就是一块亮闪闪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我想要你谈谈你的母亲。
我想我唯一不能确定的问题只在于：她究竟是出于专业考量，相信谈论我的母亲有助于帮助我面对在丹佛发生的事情，还是单纯抗拒不了个人好奇心的诱惑。在她眼里，或许我就是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心理学巧克力盒子，引得她忍不住想要打开。
我说：“并没有。”
“我知道你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一阵子。”
“三年。从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
“那一定很难熬。”
“我属于中级监管级别，一共打过两次架，所以我的鼻梁才会断掉。我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低调，没有黑帮分子来骚扰我。我甚至还从中有所收获，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在监狱里？”
“贝丝是研究犯罪学的学者，那时她正好在我服刑的监狱做研究。她主动接触我，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很合得来，于是开始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这样持续了两三个月，直到她接受了美利坚大学的聘任，离开监狱。获释以后我去找了她，约她出来。到下个月就满十五年了。”
“第一次约会好吗？”
“最好的那种。”
“经历了那么多之后，重获自由是什么感觉？”
她有点惹恼我了。
“还好。”
“只是还好？”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我争取到了赦免的机会。这个法律组织里有很多人觉得我是在代我母亲受过。”
“你自己觉得呢？”
“很高兴能出来。”
“为什么？”
天啊。
“因为不坐牢总比坐牢要愉快一些。”
“我今天的提问似乎让你生气了？”
“完全没有。”
“洛根，或许你可以试着对我坦诚一些。”
我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好吧。我生气了。”
“为什么？”
“我相信你是个非常好的心理治疗师，但我不了解你。我并不是自己选择要来这里的。这些问题我早在很多年以前就解决了，我也很久没有恐慌症发作了。”
“过去经常发作？”
“是啊。喏，前两轮治疗很好——”
“很高的评价。”
“——但今天，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更像是某种病态的窥探。”
这一次轮到爱米被冒犯了：“我希望你能试着从好的一面来看待我。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你。我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觉得我还是需要帮助？”
“是的。”
“那好吧。”
“你确定？”
我点点头。
“你是怎样看待你自己的？”她问。
“我们不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吗？”
她笑了：“在心理游戏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回避。”
我叹了口气：“你这是想谈一谈罪恶感了？”
“你还有罪恶感吗？”
我看着她办公桌背后挂着的照片：一座雾气缭绕的高山湖泊。照片当然是黑白的，画面下方有一行细细的艺术体字：这一刻，你可以放松做自己。
好吧。
“我尽可能不去想它。”我说。
“你是从多大开始在你母亲的实验室工作的？”
“二十二岁。”
“你会怎样描述你和她当时的关系？”
“她是神，她是全世界最出类拔萃的细胞生物学家。她的血缘和基因检测公司‘你的故事’，那时已经赚了上十亿的钱。‘镰刀’专利赚得更多。”
“这些我在维基百科上就能查到。你对她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我崇拜她，想要取悦她。她是我唯一的家人。”
“其他人怎么了？”
“我的双胞胎兄弟麦克斯在我们十三岁时就死了。”
“我很难过。洛根，那一定是巨大的损失。能问一下吗，是怎么回事？”
“白血病。他比我脑子好，妈妈最喜欢他。之后不久爸爸也死了。卡拉，我的姐姐，她参军去了海外。”
“听起来像是在逃避。”
“我并不是想说她不是个好姐姐，但卡拉只管卡拉。所以，到最后，事实上就只剩下妈妈和我了。”
“你和卡拉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亲密吗？”
“说不上。她住在蒙大拿，我们一年也就通几次话。我希望我们能再亲近一些。”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在C国那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
我感觉心口缩紧了，就像每一次不小心回想起那个夏天时一样。
“我们想做好的事情。”
母亲的主实验室在S市，当时相距不远的Z地区出现了早籼稻的白枯叶病害。母亲想将一种基因病毒植入蝗虫体内，借助这些昆虫作为载体，将病毒传播到籼稻植株上，从而提高这种粮食作物在白枯叶病方面的抗病性，而不必直接对作物进行基因改造。
和收取天价费用在实验室对植物种子进行基因改造比起来，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母亲对前者毫无兴趣，她想做的事情远比前者有野心——她要直接将这些昆虫放进稻田，即时对作物植株实施个体编辑。这套方案的潜力绝不仅限于解决Z地区水稻的白枯叶病问题，最终目标是防范全世界一切粮食作物可能遭遇的病害。
我们建了好几个生物温室，移入染病的水稻植株，再将完成了基因改造的黄脊竹蝗虫放入这些封闭设施内。效果很好，萎黄和褐变都消失了，稻子长得生机勃勃。
“你对那些实验介入得有多深？”爱米问。
“我只是帮点力所能及的小忙。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是去过暑假的。虽然我觉得自己也算是团队的一员，但我知道，他们全都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跟屁虫。我能进实验室，纯粹是因为我是米里亚姆·拉姆塞的儿子。”
我感觉到喉咙后侧传来一阵疼痛。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谈起当初发生的事情。
“温室实验阶段很成功，数据非常漂亮。我们得到了C国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于是开始准备将我们的蝗虫载体带到Z地区的稻田间放飞。”
我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气。
“那天天气非常好，天空很蓝，远处的山峰在阳光下闪着光。水稻田是那么美，绿得像翡翠一样。我肩上背着一个大帆布包，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我放下背包，打开。经我们改造过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出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掠过身体的骄傲的战栗——‘看呀，我在改变世界！’
“刚开始一切都很好，可病毒控制系统很快就开始变异，以加速度发展。除了增强植株在枯叶病方面的抗病性之外，它们还开始敲除种子生产所必需的基因。我们想控制情况的发展，但……”
“病毒已经传开了。”她说。
“是的。”
米里亚姆设计的病毒原本只针对这一个品种的水稻，可它自己发展到了跨物种传播，引发了一轮又一轮新的病毒变异和筛选，其他粮食作物纷纷受到影响，情况越来越糟。不到一年时间，病媒蝗虫便开始进入指数级增长。
我说：“等到影响开始波及美国中西部地区时，妈妈死了。”
“那场车祸？”
我点点头，只不过未必是车祸。米里亚姆开着她的车驶上一号公路，在加州的詹那和海滨牧场小镇之间冲了出去，那是一号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粮食作物逐年减产。到蝗虫最终被消灭时，C国的战略粮食储备已经消耗殆尽。
饥荒蔓延到所有大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类个体。数以百万公顷计的农作物被从地球上抹去，降水随之改变。稻田被摧毁的同时，所有依赖它们生存的生物也遭到了毁灭。
两亿人饿死，可我们亲手打开潘多拉盒子造成的这场混乱，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经济、医疗保健系统、全球物种乃至地球生物圈本身受到的次生影响都无法估量。
“昨天，我女儿告诉我，她在学校的课程讲到了这场大饥荒，而且……呃……”
“没关系。”
我放纵自己流下眼泪。
“这太过分了，你明白吗？”
“的确。”
“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在意世上的人都怎么看我，可是……”
“我相信你女儿一定认为你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她递过来一盒纸巾。
“洛根，每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眼中所看到的，是一个依然对自己非常非常苛刻的人。”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个结松动了。她触碰到了我永不愈合的伤口，我用二十年的时光结就了重重瘢痕，将它密密地包裹起来。
“不这样的话，我还能怎么办呢？”我问，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颤抖。
雪子从炭黑的天空中落下，自华盛顿水道吹来的风凛冽刺骨，冷得让人流泪。我走进那半圆形的广场，抬头凝望着花岗岩平台上九米高的立柱。
虽然早已记得烂熟，但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将镌刻在石柱上的铭文又读了一遍：
谨以此纪念
海内外所有死于大饥荒的人
永志不忘
在官方记录中，它也被称为“S市饥荒”。
而在民间，它就是“拉姆塞饥荒”。
我在立柱旁的花岗岩长凳上坐下。每年我总要到这里来几次，通常都是在天气非常糟糕的日子里，下班回家的路上绕过来，独自待上一会儿。因为我知道，这种天气里不会有游客出没。
天快黑了，雪下得很大，足以将猛犸象一样的新五角大楼涂抹成一个平凡而不祥的庞然大物。
下班高峰的汽车喇叭声都被暴风雪压住了。
有脚步声在渐渐靠近。
我转过头，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正朝着我走来，那人的脸藏在翻起的深红色羊毛外套领子后面。
见鬼，我认得那件外套。
纳丁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你跟踪我。”我说，“哇噢。”
她耸了耸肩：“看到你下班以后就往这边来了。”然后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过来。”
“你想做什么，纳丁？”
“你今天好像很心神不宁。”
“我上午结束了最后一轮心理疏导。”
“不太顺利？”
“也许是有点太顺利了。”
她从没当面询问过我的过去。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懂，我在这里。
“不一定是要聊什么。”她说，“只是想到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里，让我有些难过。还下着雪呢。”
我看着一架又一架的送货无人机越过水面，朝着阿灵顿和亚历山大港飞去。
“你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我问。
“我喜欢枪。”
我看了她一眼，她笑了。
“开个玩笑。政策的制定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我想做些实在的事情。你能明白吗？设计房子和动手把它们造出来是不一样的。”
“我讨厌这份工作。”
“我知道。”
“可我觉得，我会更讨厌放弃这份工作。”
纳丁开口道：“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些感觉我们似乎在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我是爱它的。我只是希望这种时候能再多一些。”
我们坐在漫天寒意中，望着水道那一头明灭闪烁的灯光。我想跟她说一说最近出现在我身上的变化，说一说我的怀疑，说所有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在变得越来越无法解释，可我还是想先等等新的基因分析报告。何况，我不愿意要求她就此对基因保护事务局保密，这是陷她于两难。
“给你买杯喝的？”她问。
“我差不多得回家了。”
纳丁站起来，重新围好脖子上松开了的围巾。
她说：“如果这份工作让你不快乐，那就离开。”我抬头看着她，雪子染白了她的头发，“我知道你当初是想做点事情来赎罪，但你的债早就还清了。”
说完这句话，她双手插进衣兜，转身走开。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连赢了艾娃三局国际象棋。没有一场称得上势均力敌，尤其是最后一场，我甚至只用了十二步就将死了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眼看已经无力挽回棋局，只能放倒国王棋认输，嘴上问着，“爸爸，你以前一直在让我吗？”
“没有。”我大笑起来。
“那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
“怎么了？”贝丝靠在沙发上问。
“爸爸刚才又赢了我一局，这已经是……”艾娃计算了一下她的失利记录，“连着第九局了。”
“了不起。”贝丝说。
“这不可能。”艾娃怀疑地盯着我，说。
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不光是我读过的每一本书，还有一切无关紧要的琐细时刻，一切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的大事。
一个月前的。
十年前的。
童年时期的。
这种感觉很可怕，就像是有人在逐一扫荡我脑海中的黑暗角落。扫掉蜘蛛网，修复曾经损坏的链接。
如果想要刻意回忆点什么，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能看到它，每一个细节都是前所未有的清晰、确定。
麦克斯去世已经是三十一年前的事情了，可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的声音却突然重新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能在脑海中描画出他的面容，用我心灵的眼睛细细端详，研究他鼻子的形状，还有每一处小瑕疵、每一粒小雀斑。
下班后，我顺路到昆西街的中央图书馆借了一摞书。
最让我迫不及待想翻开的，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的《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我曾经两次拿起它，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是在牢里。第二次读了一半，可在某一晚放下它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翻开。这是一本有关数论、编码、悖论和自我指涉系统的书，带给我的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挫败感，霍夫施塔特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概念，几乎每一页都在冲击我的智力极限，强化那句让我陷入自我挫败的魔咒：我只是我母亲才智的拙劣仿制品。
贝丝刷完牙，爬上床来。
“你在看什么书？”她问。
我把这部将近一千页的大砖头亮给她看了一眼。
我已经读到第一百五十页了。
“介意我看电视吗？”她问。
“当然不。”
我继续埋头阅读。这本书的排版字号很小，在记忆里，我的前两次尝试之所以半途而废，跟这一点也有很大的关系。
可今晚，它完全没对我造成困扰。
贝丝偶尔的打断和电视机里传来的声音也没有。放在从前，它们绝对是会把我的注意力彻底拐跑的。事实上，我甚至能清楚地说出贝丝在看的那部电视剧里的细节，同时提炼出我手上这本已经读到第二百二十四页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对应章节的概要。
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察觉到我的妻子没在继续看电视了。
感觉她的视线像是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书你真的读进去了吗？”她问。
“怎么说？”
“你看得好快，差不多……每半分钟就会翻一页。”
最近这几个星期以来，“阅读”这项行为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再一句一句地按顺序读，而是整页整页地吸收，把它们直接“印”进脑子里。
“噢，我在练习一种新的速读技巧。”我说。
“有用吗？”
“好像还行。”
她探究地盯着我又看了一会儿，但没再追问。
只是转头继续看她的电视去了。
凌晨四点，我读完了整本书。
眼睛发疼。
思绪万千，仿佛万马奔腾，却不是因为《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里阐述的想法太多。
事情是从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开始的。有那么几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头脑变得更敏锐、更清晰了，这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到如今，我再也无法对它视而不见。
可在告诉贝丝或其他任何人之前，我需要先拿到新的基因分析报告。
我需要弄明白，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坐在临时工位上（宪法中心四楼的一个小格子间），往人工智能评估系统“密士提克”里填写一名前遗传学家的信息。
我看着平视显示器，一条条键入基本信息：年龄、种族、性别。
这种机械的数据录入中隐藏着政府越权的险恶暗流。
“密士提克”可以综合数以百万计的信息来完成分析。向这套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的信息越多，它作出的预测就越精准。
《基因保护法案》赋予的广泛权限使得基因保护事务局有权利合法调取人们的各类信息：选票登记信息、电话记录、闭路电视监控追踪记录、公开出版物信息、旅行记录、人口登记表、社会保险档案、税务申报信息，乃至键盘上的每一次点击记录……一切都在犯罪预测模型的评估范围内。
无须授权，也不需要任何正当理由。
这足以让我们填满系统中的每一个数据条目：收入档次、负债情况、有几个孩子、政治关系、投票记录、信用记录，以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财务指标信息。
至于更多的个人信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象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和网络搜索记录来加以综合判断。
我眼前的这位科学家是一名男士，克利福德·约翰逊博士。
在《基因保护法案》生效以前，约翰逊博士供职于一家商业公司，研究如何利用人造水母制造人体心脏。我上网简单搜索了一下，发现他如今供职于一所高中，担任生物老师。这并不少见，许多曾经从事纯科研工作的科学家都被迫转行当了老师。在公共教育系统内，所有自然科学科目的教材都改写过了，新教材贯穿着政府对于基因编辑的新立场：非法、危险，而且违背自然法则。
约翰逊的梅塔账号是公开的，我浏览了他最近五年内发表的动态，基本勾勒出了这个男人在被迫离开个人专业领域后的生活状态。
他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多了。
工作少了。
运动多了。
在老东家破产以后，他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和反思，至少从表面看来，他自我调适得非常好。
我开始录入系统算法表里的最后一项数据要点：根据社交平台记录得出的有关克利福德·约翰逊的印象。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是贝丝打来的。
我接通耳机。
“嗨，亲爱的。”
“在忙什么？”她问。
“录入数据。”
“听起来很刺激。”
我继续打字：
明显表现出对目前生活的满意态度，没有发表过反政府言论（至少没有公开发表）。
“是啊，只是我还真没想过有一天要靠这个吃饭。有事找我？”
“晚上来接我去‘拉–弗勒’吧。”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我问。下馆子，尤其是去一家高级餐厅，在我们这个经历过大饥荒的世界里是件奢侈的事情。
约翰逊博士虽然有过商业机构的工作经历，但目前看来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他在公共教育系统内的新职业。
“不是什么特别日子。”她说，“我只是想你了。感觉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好好地聊一聊了。”
贝丝察觉到我的变化了？
至少，粗略看来，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表现没有可疑之处。
“七点怎么样？”我问。
“好极了。”
“密士提克”将一条信息发送到我的平视显示器上：
建议：目前无须进一步行动及调查。
“我来订位。”我说。
挂断电话，我盯着显示器上的信息页面。我竟然在和贝丝通电话的同时把它完成了。
一种怪异的认知爬过我的身体。
和贝丝通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录入有关克利福德·约翰逊社交平台表现的评估，完全没有中断。
在脑子里完整回放了一遍刚才发生的事后，我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无论是和妻子通话，还是在“密士提克”上工作，两件事丝毫没有相互干扰，就像各自都处于自动运行状态下一样。
那时候，我在两件事情上都是全神贯注的——完全同步。我又读了一遍自己为约翰逊写下的评价，没有输入错误。当然不是什么托尔斯泰式的大作，但至少也是一段条理清晰的合格文字，这绝对是极不寻常的。
难道我感染的那种病毒是在帮助我变得更好？
斯特兰德的报告怎么还没出来？
见鬼，我中午就去找他。
电话震动起来。
划开屏幕，我看到一条来自不知名电话号码的信息，写的是：
他们知道你变异了。
一阵恐惧的冰冷战栗划过，我拽掉平视显示器的镜架，回复：
你是谁？
回复立刻出现：
你得离开大楼，立刻。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我撑起身子，屁股微微离开椅子表面，只刚够让我越过工位隔板看到整个办公区。
情报分析组的办公区是一个开放式的大空间，分割成一个个小隔间，和任何一家普通公司的员工办公室没什么两样。
就这一刻看来，没什么异常。
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
耳机里漏出来的模糊音乐声。
偶尔的三两句低声交谈。
两个男人出现在办公区另一头的门口。我不认识他们，但这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基因保护事务局有四百名员工在这栋大楼里办公，我认识的屈指可数——
不对。
情况不太对劲。
他们不是刚吃完午餐回来的分析员。和他们说话的女人叫荣娜，是“密士提克”相关工作团队的主管。这只是一件小事，而且隔着这么远，我也无法担保自己的解读没有问题，只是他们的身体语言透露出一种气息，而我从没在任何一个分析员身上见到过这样的东西。
那是潜藏的力量。
他们是习惯调动身体来行动的人。
使用暴力。
飙升的肾上腺素直冲我的神经系统。
我坐回椅子里。
那些人朝着我的方向过来了，他们廉价的黑夹克敞开着，哪怕还隔着十五米远，我也看得出他们带着武器。
可我没有。
必须当机立断。
就现在。
我悄悄从椅子上溜下来，走出小隔间。办公区里过道纵横交错，我背朝那两个人，走其中一条离开，步伐从容、理所当然，就像任何一个只是打算去休息室缓口气的政府雇员一样。
一直走到房间的另一侧尽头，我才回头瞥了一眼。
那些人已经到我的工位上了，其中一个正在翻看我的东西。
我们的视线对上了。
他又矮又壮，但看样子是个行动敏捷的家伙。
趁着他和同伴说话的当口，我转身出了办公区，沿着走廊拔腿就跑。
我跑过嵌在墙壁凹室里嗡嗡作响的自动售货机。
跑过休息室。
卫生间。
后面有人在大喊：“洛根！”
我没有停。
也没有回头看。
一口气冲进通往楼梯间的安全门，沿着楼梯向下飞奔。
平时我都是坐办公区另一头的电梯上下楼，从来没走过这个通道，但我猜测这些楼梯很可能是通向一楼大堂的。
问题就在这里。
宪法中心是安保严密的政府设施，凭证件出入，还有一个金属探测安检口。虽说安保措施只针对进入者，但大堂却是整栋大楼唯一的出口。
而且，这楼里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我刚转过三楼的楼梯转角，就听到四楼的安全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两组脚步声紧接着往下追来，踏得楼梯咚咚地响。脚步声撞在水泥墙壁上，不断回响。
到达下一个转角平台后，我拉开安全门，侧身闪进二楼，再轻轻掩上门，几乎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我沿着走廊往下跑。这一层我从没来过，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我经过的每扇门都锁着，需要IT安全许可才能进入，估计这里就是“密士提克”主服务器的机房了。
再转过一个弯角，正前方的门上亮着写了“出口”字样的标志灯。我用尽全力冲过去，这辈子都没有这样拼命奔跑过，暗暗祈祷它千万别再是通到一楼大堂的。
我撞开门，冲进去，偷空回头瞥了一眼。
走廊依然是空的。
我一边继续往下跑，一边伸手到口袋里想掏电话，可我把它落在工位上了。楼梯的尽头是一扇门，上面是鲜红的警告提示：
仅供紧急出入，将引发警报
我侧身挤进去。
警铃大作，灯也闪了起来。
我出来了，前方就是D大街西南街。可刚迈出一步，我感觉有什么从头顶划过。
一切都黑了。
我的双腿离开了地面。
下一秒，我的背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感觉肺里的空气全都被撞了出去，我大口喘着气，拼命想扯开罩在脸上的头套，可有人把我掀翻过去，我的两只胳膊都被扭到背后，塑料扎线带咬进了我手腕的肌肤里。
然后，我被拎了起来，一边一个力量十足的人紧扣着我的肩关节，半拖半搡地押着我飞快往前走，我的鞋尖刮过人行道的地面。
我放声大喊，尖叫着呼救。
即便是大白天的阳光也几乎无法穿透这破旧的头套。
我听到正前方有一扇门滑开的声音。
我被掼倒在一块金属地板上。
门又滑动着关上，我借着惯性翻过身，听到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说：“我们抓到他了……是的……从西北侧的消防出口出来的……好的……二十分钟就到。”
有两个人过来，把我死死地按在地板上，将我的头套往上拉了拉，却只是刚好露出我的脖颈侧面。
一阵针扎的刺痛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