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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我们在国际候机楼的一个红酒吧里找到了亨里克·索伦，再有半个小时，他就会登上飞往东京的超音速喷气机。
在今晚之前，我只在国际刑警发出的照片和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摄像头里见过他。索伦本人很不起眼：身高不到一米七，脚踩一双精心做旧的圣罗兰运动鞋，身上的设计师品牌帽衫几乎将他的脸遮了个严严实实。他坐在吧台靠里侧的尽头，面前放着一本书和一瓶库克香槟。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的高脚凳上坐下，掏出工作证推到我们俩之间。证件上的徽章是一只展开双翅拥抱DNA双螺旋分子结构的白头海雕。好一会儿他都没有反应，久到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屋顶上悬着的灯球太亮晃了他的眼，以致他根本就没看见这东西。就在这时，他转头朝我看了过来。
我冲着他微微一笑。
他合上书，从脸上完全看不出究竟有没有紧张，只是用那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蓝眼睛注视着我。
“嗨，亨里克。”我说，“我是拉姆塞特工，就职于基因保护事务局。”
“有事吗？”
他于三十三年前出生在奥斯陆，在伦敦上的学。因为他的母亲是一名外交官，后来派驻到了伦敦，从他的口音里多少能听出一点那座城市的痕迹。
“我们何不换个地方聊一聊呢？”
酒保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他认出了我的工作证，也许是在担心没人买单。
“我的航班马上就要开始登机了。”索伦说。
“你不去东京了，至少今晚不行。”
他下巴上的肌肉抽了抽，眼中有什么一闪而过，最终却只是抬手将垂在脸庞两侧的过耳金发掖到耳后，环视了一圈酒吧，又抬眼看了看门外候机大厅里来来往往的旅客。
“看到我们身后那个坐在高脚凳上的女人了吗？”我问，“金色长发、海军蓝防风夹克，那是我的搭档内特曼特工。外面两头都有机场警察守着，所以你看，要么我把你拖出去，要么你自己走出去，你说了算。不过，得快些决定了。”
我不认为他会跑。想要在一个有着严密安保和监控的机场里逃脱抓捕，成功率是相当低的。对于这一点，索伦一定也非常清楚，只是绝望的人总难免做出孤注一掷的事。
又四下里环顾了一圈后，他的目光落回到我身上。他叹了口气，潦草地喝光杯子里剩下的香槟，弯腰拎起他放在地上的背包。
我们坐在改装过的爱迪生牌电动车里回城，纳丁·内特曼开车，夜已经很深了，I-70公路上空空荡荡的。
索伦被塞进了后排的乘客座，双手用扎线带绑着，铐在背后。他的随身行李只有一个古驰牌旅行包，我简单检查过了，唯一可能有点意思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这个得拿到联邦调查令以后才能看。
“你是洛根·拉姆塞，对吗？”索伦问。从我们押着他出了机场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
“是的。”
“米里亚姆·拉姆塞的儿子？”
“是。”我努力保持声音平稳，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认出我来了。他没再说什么。我知道纳丁在偷偷瞄我。
我扭头望着窗外。我们的车速是每小时一百九十公里。快到市中心了。双电机马达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透过全包裹的弧形“夜影”镜片，我看到基因保护事务局又立了一块新的广告宣传牌，这是为了配合最近正在开展的公众普及教育行动。牌子一闪而过。
白底上印着黑色的大字：
基因编辑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
基因保护事务局
前方隐约现出了丹佛市中心的轮廓。
巨大的哈夫迈尔塔仿佛一道光之箭，直插云霄。
这里是凌晨一点，也就是说，华盛顿特区已经凌晨三点了。
我想起了此刻应该正在阿灵顿家中安然入睡的家人。
我的妻子贝丝。
我们十多岁的女儿艾娃。
如果今晚一切顺利，明天傍晚我就能在家吃晚餐了。我们计划好了，这个周末到谢南多厄河谷去玩一趟，看看天际公路上的秋色。
又一个宣传牌划过：
一步踏错
引发大饥荒
基因保护事务局·永志不忘
这一块我以前就见过。一阵痛楚袭来，是那种从喉咙后侧升起的疼痛。在我们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面前，负疚感从不心慈手软。
我不抗拒，也不会试图把它推开。
就这样，等待它自己过去。
基因保护事务局的丹佛外勤部设在莱克伍德一处不起眼的办公园区里。事实上，说它是外勤“部”都算抬举了。
这地方只占了一层楼面，有少许的行政支持，一间拘留室、一个审讯室、一个分子生物实验室，外加一间武器库。基因保护事务局很少在大城市单独设立外勤部，只不过，既然丹佛身为西部超级铁路网上最重要的枢纽站点，在这里设一个运营点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和拥有四万名职员的联邦调查局不同，基因保护事务局还是个年轻的机构，虽然发展迅速，但到目前为止，总共也只有五百来号人。像我和纳丁这样的特工只有五十人左右，平时全都驻扎在华盛顿大区待命，随时可以出动，打击任何局内情报部门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基因实验室的地方。
纳丁绕到那栋矮楼背后，走工作车辆入口，直接把车开进了楼里，停在电梯旁的一辆装甲车后面。四个生化特警正把武器装备排放在水泥地上进行最后的清点检查，为有可能在黎明前发起的突袭做准备——这取决于我们能从索伦口中挖出什么料。
我把犯罪嫌疑人从车后座上带下来，和纳丁一起押着他搭电梯上三楼。
进了审讯室之后，我剪断扎线带，让索伦在一张金属桌子前坐下。他面前的桌子表面上焊着一个D字形的扣栓，用来对付不那么配合的嫌犯。
纳丁出去倒咖啡。
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你不是该给我宣读一下公民权利之类的玩意吗？”他问。
“根据《基因保护法案》，我们有权无条件扣留你七十二小时。”
“法西斯。”
我耸耸肩。他说得也不算错。
我把他那本书抽出来，放在桌上，想看看他的反应。
“加缪的忠实书迷？”我问。
“是。我收集他的珍本。”
这是一本《局外人》，老版，硬精装本。我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
“上面没东西。”索伦说。
我找的是书页上变脆的地方、一些微小的圆点，诸如此类，它们通常意味着纸张曾经被打湿过。只需要用到微升量级的水，就能在一本普普通通的书里藏下大量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或质粒，将它们滴在书页上，晾干，之后随时随地都能重新水化，激活使用。哪怕是《局外人》这样薄薄的小书，也足以承载几乎无穷无尽的基因信息，每一页都可能藏着来自其他哺乳动物、某种可怕疾病或某个人工合成生物的基因组序列，每一组都能在装备精良的黑基因实验室里被重新激活。
“我们要用黑光灯逐页检查。”我说。
“很好。”
“他们把你的行李也带来了。你知道的，我们要把它拆开。”
“纯属有病。”
“因为已经送出去了？”
没有回答。
“是什么？”我问，“改造过的胚胎？”
索伦看着我，丝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你知道我误过多少次航班吗？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基因局的人，每次都一个样，跑到机舱门口，把我拦下来问东问西，跟你今天晚上干的事情一模一样。欧洲基因安全管理局的人这么干，法国的也干，巴西的也一样，现在又轮到你们这些混蛋冒出来毁掉我的旅行了。没完没了。可除了这些骚扰，从来没有谁能真的用什么罪名把我送上法庭。”
“别说得这么肯定。”我说，“就我所知，C国政府就很愿意跟你聊一聊。”
索伦整个人都僵住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我身后飘来一股隔夜咖啡的焦苦味。纳丁一阵风似的卷进来，抬脚踢上房门，挨着我坐下，将两杯咖啡放在桌上。索伦伸出手想拿，被纳丁飞快地拍了一记。
“好孩子才有咖啡喝。”
那黑乎乎的液体闻起来感觉不会比撒旦的尿更让人有食欲，可这会儿已经很晚了，短时间内还不能睡觉。我谨慎地尝了一小口。
“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我说，“我们知道你昨天就进了城，开的是一辆租来的雷克萨斯Z系列多功能车。”
索伦忍不住偏了一下脑袋，却没开口。
我直接回答了他没说出口的问题：“基因保护事务局有权调用司法部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系统扫描了所有闭路电视监控网的摄像记录，还有其他监控数据库。有一个摄像头透过前挡风玻璃拍到了你的脸，昨天上午九点十七分，I-25公路通往林荫大道的下匝道口。我们搭今天下午的超级高铁从华盛顿特区赶到这里。那么，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们肯定知道啊，我是在阿尔伯克基租的车。”
他说得没错，我们的确知道。
“你去阿尔伯克基干什么？”纳丁问。
“观光而已。”
纳丁翻了个白眼：“没人去阿尔伯克基‘观光而已’。”
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记事簿，放在桌上：“你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名字、地址全部写下来。”
索伦只是笑了笑。
“亨里克，你来丹佛做什么？”纳丁问。
“来搭飞机去东京——本来是打算来搭飞机去东京的。”
我说：“我们一直知道丹佛有个基因实验室，经营老道，制作勒索式生物‘软件’。我可不认为你出现在这里是巧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纳丁说：“我们知道——不，应该说人人都知道你做的那些高端基因交易。基因网络、基因序列。‘镰刀’。”
“镰刀”是生物学领域里革命性的DNA编辑系统，只是如今已经被明令禁止了。它的发明者和专利所有人就是我的母亲米里亚姆·拉姆塞。它是基因工程学上划时代的大飞跃，令此前的历代基因编辑技术——无论是锌指核酸酶编辑、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编辑，还是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基因Cas9剪切——统统望尘莫及。“镰刀”开创了基因编辑与基因送递技术的新时代，一个最终走向了灾难性结局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无论使用它来改造生殖细胞（也就是创造全新有机体），还是出售它，才都会被处以长达三十年监禁的重刑。
“我想，我需要见我的律师。”索伦说，“如今在美国，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没错吧？”
我们等的就是这个。坦白说，我很惊讶他竟然等了这么久才提出这个要求。
“当然，你绝对有权利找律师。”我说，“不过，在那之前，你也有权利知道，如果选择这条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纳丁说：“我们准备把你移交给C国基因局。”
“美国和C国没有签订引渡协议。”索伦说。
纳丁往前凑了凑，胳膊架在桌上，黑咖啡的热气扑上了她的脸。
“如果是为了你的话，”她说，“我们可以破个例。喏，就现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工夫，文件已经在起草了。”
“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东西。”
“我不觉得证据和程序正义在那边也是同一回事。”她说。
“你们知道的，我有挪威和美国双重国籍。”
“我不在乎。”我说，又转头去看纳丁，“你在乎吗？”
她假装想了想：“不，我想我也不在乎。”
其实我在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美国公民交给C国，不过，虚张声势吓唬罪犯也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
索伦懒洋洋地往后一靠，窝进椅子里：“我们能随便聊聊，假设一下吗？”
“我们喜欢假设。”我说。
“要是我在这个本子上写下一个地址，会怎么样？”
“什么地址？”
“假设今天早些时候有货送过去的地方。”
“什么货？假设的话。”
“假设是浸矿细菌。”
纳丁和我对视一眼。
我问：“你是直接送到实验室的？不是某个随机的临时投送点？”
“我可没送什么货。”索伦说，“这些都是假设。”
“当然。”
“不过，如果我真去了，如果我把地址告诉你们，接下来会怎样？”
“这就要看假设我们在那个地方能找到什么了。”
“如果，假设啊，你们能找到你们一直听说的那个实验室，我会怎样？”
纳丁说：“你会登上最近一班飞往东京的航班。”
“C国基因局呢？”
“你也说了，”我说，“我们和C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索伦伸出手，把笔和记事簿拉到自己面前。
我们跟在特警组的隐形车后面，穿过电力管制中的无人街道。索伦潦草涂抹下的地址位于丹佛市内高档的五点街区外围，深夜这个时段，那地方还能开着的最多也就是三两个大麻吧了。
我摇下车窗。
十月的夜风迎面扑来，倒比先前在外勤部喝下的咖啡更提神些。
这个季节已经是落基山的深秋了。
空气里飘荡着腐叶和熟烂果子的味道。
秋天的满月又大又黄，高悬在弗兰特山脉锯齿一般的天际线上。
照理说，这个时候，最高的山峰上应该已经下雪了，可如今林线以上还全是披着月光的干石头。
我再一次猛然惊觉：我生活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一种不容忽略的衰败感。
单只非洲就有四十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食不果腹，甚至更糟。就算在这里，美国，我们也不断遭遇粮食短缺、供应链崩溃、劳动力不足等种种问题的轮番轰炸。肉价一飞冲天，大饥荒中停业的餐厅大都再也没能重新开张。
我们生活在真正的全方位监视之下，跟屏幕的关系比跟所爱的人更密切，计算机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
每过一年，就有更多的工作岗位被自动化设施和人工智能占据。
纽约市内的一些地方和迈阿密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沉入水下，印度洋上漂浮着一个冰岛大小的塑料岛屿。
然而，受到影响的并不仅限于人类。再也没有北部白犀牛了，红狼也失去了踪迹，一同消失的还有许多别的物种。
冰川国家公园里没有了冰川。
我们做了许多正确的事。
却犯了更多的错。
未来就在眼前，却一团糟。
“你还好吗？”纳丁问。
“没事。”
“我可以靠边停一下的，要是你……”
“还不用。”
纳丁和我搭档差不多三年了。加入基因保护事务局之前，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名环境科学家。
我掏出手机，打开和贝丝的信息链路，开始打字：
嗨，贝丝。我在去行动的路上。只是想说，我爱你。替我抱抱艾娃，一定要是个很好的拥抱。早上打给你。
就在我按下发送键的同时，车上的无线电通信频道也吱吱啦啦地响了起来。
是特警队的头儿哈特长官，他说：“距离目标还有三分钟。”
我感觉有东西沉到了胃里。肾上腺素的第一波刺激开始敲打我的身体系统，预报即将到来的是什么。
有人生来就是要做这种事的。那些在大半夜里穿着防弹衣，疾风暴雨般冲进某间仓库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一头扎进的将是怎样的混乱。
可我不是。我是个科学家，或者说，至少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停一下。”我说。
纳丁一打方向盘，爱迪生牌电动车贴着路肩停下，自动驾驶系统哼哼唧唧地发出一阵嗡鸣。
我一把掀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子，几乎将五脏六腑都吐到了大街上。
哈特又从频道里冒了出来：“后面还好吗？我们没看到你们。”
“一切都好。”我听到纳丁在说，“马上就到。”
我擦了擦嘴，又唾了几口唾沫，这才拉下车门。
纳丁什么都没说，也用不着说。我紧张到呕吐几乎可以算是行动前必不可少的仪式了。
完成了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纳丁发动汽车。
特警队的车尾迅速在我们眼前放大。
无论多憎恨行动，我总会提醒自己，恐惧是我赎罪历程中必要的一部分。
我们抓捕过许多违法的科学家，其中大部分的确是犯罪分子，清楚明了、简简单单。黑市对合成生物制品的需求逐年呈指数级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定制款的超级宠物与蛛丝衣服、奇异的转基因食物，甚至包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温哥华的一间实验室创造出来的全新生命体，它有点像迷你型号的粉红色大猩猩，如今已经成了R国寡头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黑市服务和相关产品的规模水涨船高。
经过基因编辑的大麻和海洛因。
裹着拟真肌肉和皮肤的性爱娃娃。
联邦警察查抄了墨西哥城的一间黑基因实验室，他们一直在为贩毒集团制造“复仇黄蜂”。这些大黄蜂可以根据写在它们基因图谱里的指令向任何指定目标发起攻击，甚至还可以携带一套简化版的“镰刀”系统，用来修改攻击对象的整个基因网络，引发脑损伤、精神错乱，让人在受尽折磨后死亡。
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肆意操纵基因不过是为了炫耀他们“有能力”这么做，就像那四个布朗大学的生物学本科生，他们只是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造出一只恐狼。
但对极少数有天赋的人来说，这种努力在非常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因素，就像那个被霸凌、被孤立却智力超群的十六岁孩子，他试图创造出一种耐抗生素的食肉菌去对付学校里的一个恶霸学生。
还有我们抓到的那个疯狂的基因学家，他想用黑市上买来的无核人类受精卵克隆出亡妻的进阶版。
那对绝望的父母，没有医疗保险，想把他们儿子DNA里导致肌肉萎缩症的部分直接敲除。他们的确治好了他，可无意间引发的脱靶突变却改变了他大脑的内侧额叶网络。儿子疯了，杀了他们，然后自杀了。
还有一些实验室，堪称我的噩梦。恐怖组织在那里制造病原体，把拥有毁灭能力的生命体变成武器。就像巴黎的那个团伙，要不是欧洲基因安全管理局及时对他们的仓库投放了一枚热压弹，一种人工合成的类天花超级病毒就要被散播出去了。
捣毁这些机构从来不会让我良心不安。
痛苦的是针对那些真正的科学家的行动。就算是各国政府陷入恐慌，基因工程师几乎沦落到过街老鼠般的处境，他们却依旧孜孜不倦地在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做的都是开创性的事。
比如，安东尼·罗梅罗那样的人。
我至今依然会常常想起他。他在怀俄明州谢里登郊外的大角羊国家森林里找到一个农场，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在《基因保护法案》生效并终结所有私人及大学的基因研究之前，罗梅罗博士一直站在癌症基因疗法的最前沿。有传言说他已经进入了诺贝尔奖的决选名单，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可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批评《基因保护法案》的过度越权行为，断绝了他被列入官方基因学家名录的所有机会。
我们和平逮捕了罗梅罗博士，那时是凌晨两点半，天空中下着小雪，飘落在他小屋外的杰克松树林上。是我亲手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塞进车后座的。做这样的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逮捕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与事业都是我所渴望而嫉妒的。我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对他判处了终身监禁，因为我们的司法部必定会给他这个判决，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话说回来，他犯法了，不是吗？
我们在谢里登机场把罗梅罗博士移交到美国司法官手里时，这位科学家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我知道你想努力做对的事情，但你无法把这些知识塞回盒子里去。”
看着他在漫天飞雪中被司法官带上飞机，雪落在柏油跑道上融化，我从来没有过那样低落的感觉。
就像一个背叛了未来的叛徒。
特警的车开进了一条小巷，纳丁紧随其后。
我透过灰绿色的夜影镜片打量四周，以为能看到一些类似工业区的建筑，可完全没有。小巷深处只有歪歪斜斜的栅栏和车库，紧挨着它们的是维多利亚式老房子的后墙，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映出了这些老房子陡斜的尖顶轮廓。
“这一片是居民区。”我说。
“有点奇怪，是吧？”
我们突袭过许多藏在住宅地下室或车库里的实验室。对起步阶段的实验室来说，技术要求就是这么简单。可像今晚这样的行动，我以为对象至少应该是具备相当规模与复杂性的，毕竟他们都在和亨里克·索伦做生意了。在这一刻之前，我完全可以下重注，赌我们要袭击的是一座仓库，而不是一个历史街区里的某栋维多利亚式住宅。
我把无线通信从中控台的对话系统转接到耳机上：“我是洛根。确定我们找对地方了吗？”
“你们的线人写的就是这里。”
绝大多数时候，特警队的家伙都是混蛋。
“哪一栋？”
“圆顶的那栋。我们要放无人机了。随时待命。”
我望向窗外，看到那四个特警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在摆弄热成像无人机。待会儿它会绕着目标位置飞行一圈，尝试精确定位热量信号，这样我们就差不多能知道屋里有多少生命体。
按照惯例，特警打头，先占位取点，纳丁和我随后跟上。一旦确定实验室内基本安全，他们就会撤到外围，方便我们工作——清点设备，弄清楚那些恶棍科学家究竟在捣鼓些什么玩意。
我把磁性束带系在感应式防弹衣上，从冲锋包里取出武器——格洛克G47手枪，点45口径。我对枪柄做了些改造，可以在格洛克的复合装置上再嵌入一把“溪流之光”军用强光手电筒。要知道，我们实在是有过太多次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突袭仓库的经历了。
与此同时，纳丁也把弹鼓装在了她精心挑选的武器上。那是一把艾奇逊突击霰弹枪。我常常取笑她，有特警的武力支持还总带着这么个粗暴的大家伙，可她的理由无懈可击。她曾经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陷入困境，差点丢了性命。那是我们俩搭档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手握一把点40口径的手枪，对着一个科学家打空了整个弹匣。那个嫌疑人科学家在自己身上实施了针对SKI原癌基因、PGC-1α转录辅助活化因子和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通路的少量自编辑基因疗法，结果就是，他的骨骼肌和线粒体都在一个极度肥厚的生长周期之后变得无比巨大，而且致密。按照纳丁的说法，那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漫威漫画里的超级反派金并，在他最终失血过多之前，纳丁差点被活活打死。
而霰弹枪，就像纳丁总是乐于指出的那样：行走在这地球上的生物之中，还没有哪一个是能挨过全自动连发的一匣子二十发12口径子弹却还能不立刻倒下的。
我的耳机里传来哈特队长的声音：“目标范围内没有探测到任何热量信号。”
“收到。”
屋里没人，这正是我们最喜欢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空的实验室里侦查，等待科学家们自投罗网。和到处都是易燃易爆的化学制品与生化危险品的室内比起来，在大街上抓捕他们当然要容易得多。
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三十五分。
距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时间很宽裕。
我回头看向纳丁：“我们上？”
外面很冷，我口中呼出的热气立刻变成了白雾。
我们从后备厢里取出夜间迷彩防护服穿上，相互帮忙拉好拉链。它们带有自给式呼吸器和特制的面罩，后者可以在作战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最后一步，我们打开氧气罐，跟上特警队的作战队列，排在最后。
“夜视镜还是电筒？”哈特队长问。
“电筒。”我说。这地方环境光太多了。还有一轮满月在不断爬升，月光很快就会透过这些维多利亚式的窗户照进屋子里。
后院栅栏太高，看不到院子里的情况，但我们从后门进去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草坪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浇过水或做过任何其他养护了。
野草长到了半人高。
我抬头看了看这栋维多利亚式老房子的窗户。所有窗口都黑着，其中有几扇连玻璃都没了。
我们踏上松翘变形的木头平台，嘎吱声立刻在脚下响起。
哈特队长在房屋的后门前单膝跪下，只用不到十秒就撬开了门锁。
我们跟在特警队身后，走进一片漆黑之中。
他们突击步枪上的光柱扫过，照出了一个装修中的厨房。
我们接着往里走，来到一个餐厅，四壁墙面上拆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满墙的螺钉头和电线，工具散了一地。
“看着像是个还在改建的。”我压低了声音，在公共频道里说。
“在这里等着。”哈特队长说。
纳丁和我站在裸露的地板衬板上。这一间多半原本是起居室。
就算隔着防护服，我也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锯木屑与聚氨酯的味道。
月光从正街的窗户流淌进来。
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光线。
头顶上传来特警队训练有素的脚步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有什么吗？”我问。
“没有。”哈特说，“上面也差不多。全都拆得只剩钉头了。”
纳丁看着我：“你觉得索伦是在耍我们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人还被扣着。而且他很清楚，除非我们给出放行信号，否则他是走不掉的。”
我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下面发现了一扇门。门上挂着一把玛斯特密码锁，四位数密码。我用力拽了一下。不行，打不开。
“让开。”纳丁说。
我回过头，看到她手里掂着一块砖。
我退开两步，她对准门锁便用力砸了下去。
金属断开，锁头落到了地板上。
“是我们。”我知会特警队，“我们发现了一扇门，刚把锁砸掉了。”
“我们回来找你们。”哈特说，“这上面简直就是个鬼镇。”
我推开那扇门。
生锈的合页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我举起手中的格洛克，指着黑洞洞的门里，电筒的光照亮了一段通往地下室的旧楼梯。
我的心狂跳起来。
“要等特警队吗？”我问。
“没有热量信号。这里没人。”纳丁说。
第一级楼梯在我的脚下发出了呻吟。
越往下走，感觉越冷。
就连防护服上的空气过滤装置也没法滤掉霉菌与潮湿石头的臭味。
另一个特警在频道里说：“主楼层安全。”
当我下到楼梯底端，踏上一片泥地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升起：纳丁是对的。也许索伦就是在耍我们。至于为什么，我一时还想不明白。
“你看，”纳丁说，“索伦只是跟我们说，他在前门把包裹交给了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进来。”
“你想说什么？”
“也许他们只是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接货点。”
“比起在宁静的居民区里运营一个精密的实验室，这个说法倒的确是更合理。”我说，开始怀疑我们跑这一趟是不是纯属浪费时间。
没错，我们可以扣留索伦七十二小时。可以继续虚张声势地吓唬他，可我们手上没有任何实在的把柄。他的行李干干净净，什么也找不出来。
我端着手枪平移，扫过漆黑空旷的地下室。
面罩边缘被我呼出的热气蒙上了水雾。
地下室墙壁就是这栋房子的石头地基。
我看到了一个生锈的锅炉。
蒙尘的家具。
还有一个古怪的黑色正立方块，单边边长约莫三十厘米，放在一个古董洗涤架上。
“洛根。”纳丁的声音有点不对劲，立刻将我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我转头朝向她的方向。
“看。”她说。
我调转电筒，看到了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
相机镜头对着我们。
红色的指示灯正在闪。
“刚刚才开始录。”我说。
特警队已经在下来了。
我移动手电筒，再一次缓缓扫过整个地下室。
现在倒是不用担心白跑一趟了。这地方有问题。
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屋子正中央，照亮了片刻之前我看到过的那个立方体。
它正在慢慢裂开。
“纳丁。”我说。
“我看到了。”
立方块的几个侧面都完全张开了，一个冰球模样的东西出现在电筒光圈里，和保龄球差不多大小，表面雾气缭绕。从这一点看来，我怀疑它多半不是水做的，而是用了某种超低温物质。
“这边还有一个。”纳丁说。
我转过头，看到她的手电筒照在楼梯侧面，那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冰球。
“这是什么鬼东西！”她问。
我说：“这感觉可真是不太招人喜欢——”
一阵嗡嗡声打断了我的话，声音是从洗涤架里传出来的。
我走上前去，看到了震动的源头，惊悚的感觉在我脑中轰然炸开。
冰球旁边放着一部手机，触摸屏亮着，显示有电话打进来。手机上连着两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穿过桌上的一个小孔，消失在冰球下方。
冰球的中心开始发出蓝光。
“跑！”我大喊。
特警队已经退回到楼梯的上半段了。
纳丁跟在他们身后，拼命往上爬。
我看着他们的身影依次消失在了一楼的通道口，自己距离楼梯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在这时，白光笼罩了地下室。
一股巨大的压力当胸撞来。
我仰面倒地，眼前只有地下室屋顶上裸露着的绝缘材料。
我头盔上的面罩开裂了，裂痕弥漫，无数闪亮的小碎片刺穿了塑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一枚锐利的碎弹片化开，将一滴冰冷的液体送进了我的左眼。
我吃力地抬起胳膊，将枪上的手电筒朝向我的防护服。衣服一片狼藉，褴褛不堪，不知有多少地方被划破了。
恐慌翻江倒海。
疼痛席卷而来。
从头到脚，我的每一寸肌肤都失去了防护服的保护。胳膊和双腿突然灼痛起来，仿佛有一千只黄蜂同时在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