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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得意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我作为心理治疗师开设的私人诊所营业的第一天，我已经用学到的知识武装好自己，深谙的规则也让我胸有成竹。接下来，就等那些有待我来“解决问题”的病人上门了。
我太天真了。
好在我当时对临床心理学这一行有多复杂还一无所知，不然的话，我可能就选择去做理论研究了，至少各种研究对象与变量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每周鱼贯而来的全新信息，学会如何灵活应对。开业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心理治疗并非由治疗师来解决问题，而是治疗师与来访者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面对面交流，争取获得某种彼此能够达成共识的心理真相。
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劳拉·威尔克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介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全科医生在电话录音留言中说：“等她自己告诉你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劳拉和我相比，谁对此更加畏怯。我在不久以前还是身穿牛仔裤与T恤衫的学生，转眼便按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着装礼节换上了丝绸衬衫，以及垫肩厚度堪比橄榄球中后卫的名牌西服，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人士。端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后面的我，看起来仿佛是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与演员琼·克劳福德的合体。幸好我二十多岁就早早长出白发，这恰如其分地为我的举止增添了几分庄重。
劳拉身高不过五英尺
，身材玲珑有致。她长着一双大大的杏眼与两瓣饱满的嘴唇，要是我在三十年之后见到她，肯定会以为她的嘴唇注射过肉毒杆菌。她一头浓密的挑染金发长及肩膀，肌肤如陶瓷般白皙，与乌黑的双眼形成鲜明对比。她双唇鲜红，五官在精致妆容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标致。她身穿定制款丝绸衬衫、黑色铅笔裙，搭配一双细高跟鞋，看起来特别时髦。
她说自己二十六岁，单身，在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她一开始是秘书，后来受到提拔进入人力资源部门。
我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到她，劳拉却坐在那儿久久地凝视着窗外。我等她告诉我问题何在。我所面对的这种持续等待便是所谓的“治疗性沉默”——来访者置身于这种不自在的安静中时，更容易吐露真相。终于，她开口了：“我得了疱疹。”
我问她：“带状疱疹，还是单纯疱疹？”
“生活不检点才会得的那种。”
“性传播的那种。”我帮她翻译道。
当我问起她的性伴侣是否知道自己患有疱疹时，劳拉说，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艾德对此矢口否认。不过，她回忆说在对方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药瓶，和她配的药是同一种。我对此提出疑问后，她却表现得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说：“艾德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狠狠说过他了，还能怎么办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表明，劳拉对于自私与欺骗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她说，她之所以被转到我这儿来看病，是因为连最强效的药物都无法控制病情，医生认为她需要接受精神科的帮助。但劳拉明确表示不希望接受心理治疗，她只想快点儿治好疱疹。
我解释说，对于有些人而言，压力是潜伏的病毒发作的主要诱因。她说：“我知道‘压力’这个词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不觉得自己有压力。我就是一天天地过日子，身边全是愚蠢的乡巴佬。”劳拉告诉我，她这辈子没遇到过太多困扰，不过她也承认疱疹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让她放心，我告诉她，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人之中，每六个人就会有一个得疱疹。她的回答是：“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深陷泥潭，自身难保。”我改换策略，告诉她我理解她为什么难过。一个声称爱她的男子背叛了她，而且这病疼痛难忍——事实上，她几乎都没法坐下来。最难受的则是羞耻感，从今以后，她不得不告诉所有和她亲密接触过的人自己得过疱疹或者是疱疹病毒携带者。
劳拉也这么认为，但对她而言最糟糕的是，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原有的家庭环境，自己却还是像家人那样，深陷在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就像是流沙。”她说，“不管我多么努力地试图爬出这滩污泥，还是不断往下陷。我自己清楚，我已经尽了全力。”
我请劳拉谈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不想细说“那些烂事”。她说自己很务实，只想减轻压力——无论其来自何处——这样一来，疱疹带来的疼痛也能有所好转。她只打算来这么一次，希望我要么给她开点药片，要么就“治好”她的“压力”。我不得不给她泼冷水，告诉她压力或者焦虑有时很容易缓解，有时却很顽固。我向她解释，我们需要预约好几次会面才能搞清楚她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她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压力源自何处，然后再寻找缓解的办法。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忙着对抗压力，就没有余力再去对付疱疹病毒了。
“真不敢相信我会经历这种事。我原本以为自己是来拔牙的，结果一不小心，整个脑袋都被连根拔掉了。”劳拉一脸不悦，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好吧，再帮我预约一次吧。”
无意寻求心理治疗的来访者特别难办。劳拉只想治好疱疹，而且在她看来，心理治疗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她也不想细数家族史，因为她不觉得这跟疱疹有什么关联。
从事心理治疗的第一天便发生了两件我没有料到的事情：第一，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呢？第二，我读过数百个案例研究，看过许多心理治疗的录像带，参加过几十次大型巡诊，其中没有一个病人会拒绝提供家族史。即便是我在精神病院值夜班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迷失的心灵安置在医院深处的病房里
——也从未听到病人对此有任何异议。甚至像某位病人那样，仅仅透露自己来自以色列的拿撒勒，父母分别叫作约瑟夫与玛利亚，那也算是家族史
。可现在，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却什么都不肯说！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遵从劳拉的奇怪路数，配合她的节奏循序渐进，不然她就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在写字板上写下：“第一桩任务：让劳拉打开心门。”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一个名叫“移情”（transference）的概念，指的是来访者对心理治疗师逐渐产生感情。在他看来，这是心理治疗的基石。相应的，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的过程则被称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经营私人诊所十多年以来，我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喜欢上来访者、没有给予其支持，来访者都会察觉，而治疗也注定失败。来访者与心理治疗师之间存在一种化学纽带，只不过，这种纽带可遇不可求。有的心理治疗师也许不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我很走运。我一开始就与劳拉有所共鸣。她矫健的步伐、断然的语气和严肃的态度都让我想到自己。她每周工作长达六十小时，却依然坚持去上夜大，一门一门课业逐个攻克。当时二十六岁的她正在攻读商业学位。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劳拉带着四本有关压力的书走了进来，书上贴满了黄色的便利贴。除此之外，她还费力地拿着一个硕大的挂纸白板，上面是她精心制作的彩色图表，最顶上写着：“压力？”下面分成好几栏，红色的第一栏标题为“应付浑蛋”，底下则列出了一些“浑蛋”：第一个是她的老板克莱顿；第二个是她男友艾德；第三个则是她的父亲。
劳拉告诉我，开始阅读这些有关压力的书籍后，她便试着寻找自己生活里的压力来源。她整个星期都在忙着制作这张图表。当我评论说这里面没有任何女性时，她仔细打量了一番说：“有意思。确实如此，我不认识什么浑蛋女人。即便我认识，也能躲开或者避免自己因为她们而生气。”我指出我们距离查明她的压力来源越来越近了，随后让她就这些男性登上这一栏的原因举一个例子。“他们不把任何规矩放在眼里，不在乎任何事情的成败。”她向我说道。
我说，考虑到她的父亲也在这份名单上，我希望能对她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有一个大致了解。她听了之后，白眼翻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我继续说下去，问劳拉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她立即说起自己四岁时从滑梯上摔下来，脚被一块锋利的金属划破了，父亲温柔地将她抱起，带她去医院缝针。他们在候诊室的时候，一位护士说劳拉伤得如此厉害，却像个真正的勇士那样一声不吭。父亲搂住劳拉拥抱她，说：“不愧是我的女儿，真是让我骄傲。一声不吭的，就像马一样强壮。”
劳拉那天接收到一条对她影响深远的信息，她自此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坚强不吭声才能赢得爱与关怀。我指出其中的一体两面性后，劳拉说：“所有人被爱都需要理由。”显然，无条件的爱——即无论孩子做了什么都会得到双亲的爱——这样的概念对她来说相当陌生。
我问起劳拉的母亲，她说自己八岁时母亲便已去世。我接着问起她母亲的为人。劳拉只说了两个词语：“疏远”和“意大利人”。这在我听来有点儿不太寻常。她想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追问下，她也仅仅提起自己四岁时母亲把一个玩具炉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她。在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母亲笑了。
至于母亲是怎么死的，劳拉也不太确定。我为此不得不提醒她说得再具体一点。“她早上还好好的，等到我和弟弟妹妹放学回家后却没有午饭吃。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于是推门进到父母的卧室。我发现母亲在睡觉，于是推了推她，然后把她翻到面朝我的方向。我至今依然记得雪尼尔床罩在她脸上留下的印子。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上班，因此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让弟弟和妹妹回学校去，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找到劳拉的父亲后，用警车把他送回了家。“他们用毯子盖住我母亲的面孔，毯子上还印着‘多伦多东部综合医院财产’的字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记得这个。”她说，“然后那些人用轮床把她抬下楼，她的遗体就这么消失了。”
“没有守夜或者举行葬礼吗？”
“我记得没有。我的父亲出门去，接着天就黑了。那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没有人给我们做饭。”劳拉意识到，现在得由她来做晚饭，还要告诉弟弟妹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说了之后，六岁的妹妹哭了，五岁的弟弟却毫无反应，只是问劳拉是不是现在开始会成为他们的母亲。
她母亲的家人既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向外孙和外孙女伸出援手。“我母亲从未提起过他们，但我从父亲的冷嘲热讽中大体可以猜到，他们基本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劳拉解释说，“他们都是真正的意大利人。你知道，就是只在小意大利
一带走动，整天都穿黑衣服，像是一直在为别人服丧一样。我的母亲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她十岁以后便不被允许出门，必须待在家里做饭打扫。她无法单独上街，唯一的外出机会便是陪她母亲去购物，连每天上学放学都得由其中一个兄弟陪同。”
尽管家教严格，劳拉的母亲还是在十六岁时怀孕了。劳拉的父亲是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人。在这家意大利人眼中，他就是搞大他们女儿肚子的十七岁小流氓。劳拉母亲的兄弟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还说如果他不和她结婚就要杀了他。婚礼那天之后，劳拉母亲的家人就再也没来看过她。
劳拉的母亲在婚礼的五个月后生下劳拉，二十个月后产下她的妹妹，过了一年，又迎来了她的弟弟。我问劳拉是否去小意大利看望过外祖父母，她表示对此毫无兴趣。
我好奇劳拉的母亲是否患有抑郁症，并因此陷入情绪无能的状态。童年时被用拳头说话的男性家人保护得密不透风，长大后又嫁给一个无意与其结婚的男子，而且后者不仅没什么能耐，还可能对她施加了情感及身体上的虐待，因为记恨她而对她不理不睬。就算没有发展成精神创伤，试问谁不会因此陷入抑郁？她的父母也和她断绝了关系，从未对她让家人蒙羞的行为释怀。她因此无路可走。我询问劳拉她母亲是否死于自杀，她说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她所知，警方没有进行尸检。
难以置信的是，劳拉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四年时间里关于母亲的回忆唯有这个玩具炉子。在此期间，我与劳拉尝试自由联想法
，让她写下关于母亲的日记，去拜访母亲的坟墓，可依然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劳拉的父亲身上。劳拉告诉我，他曾是一名汽车销售员，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失业了。劳拉的父亲一直为酒精、赌博和“误解”所困。尽管他金发碧眼，既英俊聪明又富有魅力，却还是日渐落魄。
劳拉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多伦多东北面的鲍勃坎基恩。劳拉认为他是为了躲避在多伦多找他麻烦的那些人，不过她也不是很确定。为了谋生，父亲搞来一辆餐车，向来此地消暑的人们贩卖薯条。劳拉会在一旁开汽水罐、递送薯条，她的弟弟妹妹则在停车场里玩耍。劳拉因此成为父亲口中的“得力助手”。他们一家住在镇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木屋主人那家人的地皮上有好几间简陋的小屋，这些屋子四散在树林各个偏僻的角落。
劳拉九岁那年，她和弟弟妹妹都在九月开始上学了。度假的人们离开以后，卖薯条的生意便难以为继。他们为这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买了个小小的暖炉，然后全都挤在炉子周围。劳拉记得，有一次，两个男人出现在家门口讨要餐车的钱，她的父亲则躲在厕所不肯出面。驱赶这两个人成了劳拉的职责。
后来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亲说要开车去镇上买烟，结果一去不回。三个孩子没有吃的，衣服也只有两套。劳拉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没有表现出恐惧、愤怒或任何其他情绪。
由于害怕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她不希望有人知道他们遭父亲遗弃，因此还是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这些位于湖区森林深处的小木屋的主人是一个五口之家。劳拉和他们的女儿凯西一起玩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格伦达一直对她很好；那家的父亲罗恩不多话，经常会热心地带着劳拉六岁的弟弟克雷格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去钓鱼。
劳拉的妹妹翠西“一直在抱怨”，劳拉特别烦恼地说道。翠西想去格伦达和罗恩那儿跟他们说有人带走了父亲，还想知道是否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
劳拉和弟弟妹妹不同，她意识到父亲已经抛弃了他们。“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欠别人钱，天知道还欠了什么。”她说。几个小孩在母亲去世后难以管束，父亲便威胁说要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去。劳拉明白他不是在吓唬他们。她只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让生活照常继续下去。当我问劳拉被遗弃后有什么感受，她看着我，就好像我在危言耸听。她说：“我父亲并没有彻底抛下我们，他知道我会打点一切。”
“你当时九岁，身无分文，孤零零地住在树林里。你会如何形容这样的生活呢？”我说道。
“我想，从表面上看，父亲确实遗弃了我们，但他离开鲍勃坎基恩是情非得已，他其实不想跟我们分开。他别无选择。”
我到那一刻才认识到劳拉和她父亲有多亲密，而她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感到失落。动物和人类都有建立情感纽带的倾向，都想要亲近父亲或母亲，当对方在身边时会感到安全。劳拉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她有的全是“计划”。换句话说，她让生存本能接管了一切。毕竟，在加拿大冬日的荒野里她要让两个小孩吃饱穿暖。劳拉之后依然会对我不断询问她的感受嗤之以鼻，并且不止一次表示，感受是那些生活无忧又——用她的话来说——不用“动脑子”的人的奢侈品。
我明白劳拉说的计划与感受的区别。我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逆境时，也没有时间去琢磨感受；我有的无非是应对的工夫。我儿时家境优渥，但在十几岁时，我那位极其明智的生意人父亲开始显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我们后来发现他脑部有肿瘤，且已经无法手术。我打电话给父亲的会计后得知他已经彻底没有钱了。于是，我不得不边上学边打两份工来养家。我和劳拉一样，根本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当时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应对生计。
我在一开始为劳拉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同行督导小组。小组里都是心理治疗师，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案例并为彼此提供建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止步于她的心理防卫”，没有充分挖掘劳拉的感受。我意识到，为了确保我对创伤的反应不会影响到此次心理治疗，我必须深入探究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的同行很可能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曾遇到过众所周知的那堵壁垒：如果没有时时刻刻聚焦于现实生活，便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存需求更能让人集中精神的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法深入了解劳拉的感受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我很快认清自己的首要工作并非诠释她的感受，而是进行挖掘，随后再加以诠释。
我在总结第一个月的心理治疗时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此次的来访者无意寻求心理治疗，对曾经和自己相处八年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这一点在文献中闻所未闻；她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却希望能将其摆脱，她在自己遭遗弃时也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劳拉继续讲述她的遭遇。很明显，她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她发现大多数木屋都在越冬前打扫过了，于是带着弟妹搬到最偏远的屋子，因为那里到春天才可能开放。他们还带上了暖炉。她知道他们必须保持原先的生活习惯，不然就会有人察觉。因此，他们每天会走将近一英里
的路去坐校车。劳拉会跟其他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像是他已经回到了小木屋；她让弟弟和妹妹也这么干。
“所以说，你们在九岁、七岁和六岁的年纪被孤零零地留在小木屋里过日子。”我说，“如果你要搜集造成压力的事例，可以把这一件写进去。”
“首先，一切都结束了。再说了，我没有被打倒，”劳拉反驳道，“九岁不小了。”
“你们这样生活了多久？”
“六七个月吧。”
那次来访结束前，我总结了自己对这一情况的看法。“你一直都很勇敢。你的遭遇听起来相当艰难，有时还很可怕。被遗弃后你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单独住在森林里，而你又年纪太小，无法担起家长的职责。”我说，“你经历了《糖果屋》
里的种种危难，还没有面包屑指引回家的路。”
她呆坐了足足有一分钟才开口。在近五年的心理治疗过程中，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双眼湿润的时刻，只不过，她涌出的是愤怒的泪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质问道。
我说我是在表达同理心，她断然驳斥了我。“这是有人去世时才会说的话。听着，医生，如果我还会回到这里，我绝对不希望再听到你这么说，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随便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吧。”
“为什么？”我问她，由衷地感到困惑。
“你谈到感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扇门开了，门里全是妖怪。我永远不会踏进那个房间。”她坚决地说道，“我得不断朝前走。我要是开始沉溺——哪怕就一次——就会淹死。况且，这也不会让事情有所起色。”
我点头的时候，她又说：“在我今天离开之前，你必须保证再也不会说这些。不然我可没法接着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永远不希望从我这里感受到任何善意、同理心或同情？”
“正确。如果我想要同情，买贺曼百货公司的贺卡就能拥有，要多少有多少。”
要记得，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我可不希望在她的病态需求面前做出妥协。不过，我看得出她是真的想要退出心理治疗。我的那一丁点同理心对她来说不堪重负，让她感到害怕。这成了目前心理治疗中的大忌。
我如果是个更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就会把我感受到的难处摆在她面前。我们可以按照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
的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的方法，用他提出的“此时此地”原则（the here and now）来解决这个问题。皮尔斯相信，治疗师及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建立起的互动关系，跟来访者自身及其面对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致的。我其实可以这样说：“劳拉，你是在要求我表现得像你的家长那样，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你已经习惯于没有人回应你的悲伤。但我不想成为那样的角色，我现在觉得很为难。”
但我当时说的是：“你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我会尊重你的意愿，接受你的要求，我也希望让你感到自在，这样才能顺利进行下去。不过，我不会在整个心理治疗过程中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又带着各种书籍出现，还指出她的工作场所是压力来源。“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我的老板克莱顿来得很晚，还会跟和他有外遇的秘书花两个小时吃午餐。”她解释说，“他五点下班，所以说，我上班时间比他早，下班也比他晚好几个小时。”
“你跟克莱顿谈过这个吗？”
“当然了！我甚至都朝他大喊大叫，但他根本不理睬我。”
“所以说，你承担了太多工作。”
“我实在没有选择。我得干他的活儿和我自己的活儿。”
“感到别无选择确实会让人压力很大。”我总结道。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应对克莱顿的问题。实际上，劳拉没有看出他有任何转变。就像她男友艾德说的那样：“克莱顿过得好着呢，为什么要改变呢？”
“有意思，这话居然是艾德说的。”我说。
“为什么？”她问我。
“你看，艾德也会把问题推到你身上。克莱顿把工作推给你，艾德则把疱疹传染给你，他就这样让你去处理问题。你对他生气的时候，他拒不承认自己携带病毒，当你发现他也在服用治疗疱疹的药物时，他还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说自己以为这病不会传染。这样认为的人要么来自另一个星球，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
“至少艾德道歉了。他寄了两打玫瑰到我公司，随附的卡片上还写着‘因为我爱你’。”
她觉得这样就能原谅他把疱疹传染给她这件事吗？我当时说的是：“艾德不是在捷豹经销商工作吗？你跟我说过，每当有女的去试车，他第二天都会送去玫瑰花。这并不难办。”
“你是想让我生气吗？”
我向她保证我无意激怒她，我说我只不过想知道她对艾德的行为作何感想。
“那我该怎么办？永远都不原谅他吗？”
我指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艾德对克莱顿的评价，而这两个人里，前者不太靠谱，后者也不怎么靠谱。艾德认为由于劳拉包揽了一切，所以克莱顿才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我希望劳拉能明白这样的话由他说来是有多讽刺。可劳拉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我问劳拉，她与艾德的恋爱关系里谁付出得更多。当她承认是她自己时，我沉默了。最后，她问我到底是在针对谁。
“艾德老是迟到、拈花惹草，还把疱疹传染给你，你都不跟他计较。”我直言道。沉默了好一阵后，我问她为什么不期待男性能做出得体且成熟的行为。
“至少他道歉了。这已经比我父亲强了。”接着，她望着窗外说道，“而且，我父亲在当父亲这件事上也没那么糟糕。他在我母亲去世后没有把我们丢开，很多男的会直接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
“不过，他确实把你们扔在了北面鲍勃坎基恩冰天雪地的小木屋里。”
“我已经说过，我们应付过来了。”她的语气不屑一顾，就好像我喋喋不休地反复在絮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采用的心理技能叫作“重构”（reframing），指的是赋予某一概念新的定义，以此改变其中的意义。她把我眼中的疏于照管进行重构，并将我的担忧视作“过度保护”。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说起‘生活中的那些浑蛋’，我们能不能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劳拉看起来很茫然，于是我改换措辞，“你所说的浑蛋是不是那种一味索取却从不付出的人？就是只顾着满足自身需求的人？”
“所有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是我父亲的座右铭之一。”
“他是想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乎情理。有多少父亲会出门买烟然后一去不回？”
“肯定有这样的父亲。我是说，世上有孤儿院。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进入儿童保护协会？因为父母抛下他们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
“职场上有多少当主管的因为有助理加班打掩护，即便偷懒还是能保住工作？”我问道。
“好吧，你看，如果我把克莱顿逼得太紧，他也许会开除我。”
“有多少人在得疱疹这么可怕的事情上被男友欺骗？”
“可能跟花冤枉钱看心理医生的人一样多。”
劳拉一边气愤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边摇着头喘着粗气说：“我语气是重了点，但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得听这些没用的废话。”她随后补充说，除了“几次失误”，父亲在她的生活里一直没有缺席。实际上，她大声强调，她经常和父亲见面聊天。
劳拉依然是个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而我也依然是个操之过急的新手治疗师，一心想要卸下她的防备。我逐渐发现，我是否知道来访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来访者是否知道问题何在。如果我们用力过猛，他们就会关上心门。劳拉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搭建起这样的心理防御，要将其一层一层卸下势必需要时间。
我有我自己的心理困境。我需要锻炼自己身为心理治疗师的耐心，可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A型性格。人的性格分为两类：A型和B型 [1] 。A型性格的特点是有野心、侵略性和控制欲；而B型性格则比较闲散且与世无争。（这是比较宽泛的概括，大多数人其实介于A型和B型之间。）A型性格的人急于求成，而这种内心的欲望有时会转化为压力。事实上，这些特征往往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有关。比如，劳拉的压力就导致了她的疱疹病情加重。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类型与生俱来，这意味着我们天生就拥有特定的倾向，并不会随着成长而改变。当然，无论我们是哪种性格类型，我们的出生顺序、父母的教养方式乃至社会变量都会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很有限。换句话说，一旦你是A型，就永远是A型。劳拉和我都是A型性格。好的一面是我们都工作勤奋、有所成就；不好的一面则是我们都缺乏耐心和同理心。我们往往会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伤害到他人。因此我要格外注意，避免与劳拉发生A型性格之间的对峙。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就得学会收敛这样的性格。耐心——A型性格人群的短板——至关重要。
[1] 美国心脏病专家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与同事家雷·罗森曼（Ray Rosenman）在合著的《A型行为与你的心脏》（ Type A Behavior and Your Heart ）一书中将人群分为A型和B型两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