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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即将结束在云南前线采访的我，在一个部队驻地，忽然接到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先生的长途电话，让我回到内地后，尽快赶到北京，参加《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在北京大红门一个部队招待所召开的笔会。我听后很高兴，便在回到内地后，星夜兼程地赶到了北京，到位于大红门的那个部队招待所里报了到。
那次笔会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刘林先生主持，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京外的作家和眼光独到的编辑，心中暗暗高兴。同班的还有兰州军区创作室的李镜先生，他和我性格相近，也是我写作上的老师，我们正好可以在一起切磋讨论。
笔会先上来是听名家讲课。写《棋王》的阿城先生和其他几位名作家给我们到会的年轻作家讲了课。他们讲的详细内容如今已经忘记，记得的只有他们自信的面孔，和不知谁说的一句话：写小说得有自信，要认定世上就只有自己写得最好。我当时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写小说这种个体性劳动，没有自信你怎么可能干得下去？
讲完课之后，是每个人汇报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记得我汇报的是：我想写写上前线的女护士。我讲了讲自己在战地医院的所见所闻。刘林编辑一听就说：“好，你就写这个！”接下来，我就用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把小说《汉家女》这篇稿子写了出来。那时候年轻，喜欢熬夜写作。
写出来稿子之后，自己又对其生了怀疑：写这种题材行吗？这样写行吗？会不会触犯禁忌？会不会遭到批判？我心怀忐忑地把稿子交到了刘林编辑手上，担心他会将其枪毙。未料到没过多久，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吧，刘林让人喊我去他的住室，我一进门他便高兴地叫道：“大新，你这篇东西写得好！”我一直悬着的心放回了原位，握住他的手表示谢意。他只提了几处字句上的修改意见，我改了之后，他便说：“我马上给泰忠主编看看，你等我消息！”
笔会结束前，泰忠主编告知我：稿子留用。我好高兴，满心欢喜地回到了济南军区。
不久，《解放军文艺》在头条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汉家女》。也有刊物做了转载。那年头，其他类别的报刊杂志还较少，全国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文学刊物，文学刊物在全国的思想解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篇探索人性的小说，各种反馈的信件不断涌来。一开始我很高兴，还有点沾沾自喜，渐渐地，就有批判的声音响起，我心中的高兴开始变成了惊慌，我怕这种批判的声音漫延开来，我知道大批判的厉害，我最害怕因此被赶出部队回家种地。
还好，南京军区创作室写过《柳堡的故事》的老作家胡石言先生站了出来，他与我并不相识，他写了篇关于《汉家女》的短评，对作品作了肯定。事后听说，一直爱护年轻作家的徐怀中老师，也为我说了话，把那股批判的势头压了下去。可我至今还没有对徐怀中老师表达过谢意。借写这篇短文的机会，我要向我特别敬重的徐怀中老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才明白，一棵小苗刚出土时，如果没人保护，要弄死它是很容易的，踢一块硬土过去就行了。
转眼之间，大红门笔会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已步入老年的我，回首往事，不仅想发一句感慨：作家要想写出思情涵蕴不一样的作品，必须要敢于超越既有的思考边界和前辈作家已经抵达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