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治理一个国家，光有一个贤明的君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执政团队。汉初的执政集团就是开国功臣集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是这个团队的领袖。但到了汉文帝时期，开国功臣集团开始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这既有他们年华老去的原因，也是汉文帝有意扩大执政基础的结果，必须要有新人来取代功臣，形成新的执政团队，这是正常的政治新陈代谢。
公元前178年发生了日食，汉文帝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于是下诏检讨自己：“朕闻之，天生蒸（烝，众多）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乞求）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
这封诏书情真意切，充分表达了汉文帝的谦卑谨慎。他将一切过失归于自己，立志要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并提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案，即要求大家向他提意见，并要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来辅佐他，纠正他的过失。什么是人才？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但在汉文帝看来，道德水平高、正直、不圆滑，能够坦率向他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才是他需要的人才，就像丞相申屠嘉、廷尉张释之。能够容纳这样人才的人，一定有着宽阔、博大的胸襟，一定有着高远的志向。这道诏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举荐人才的时代，这一制度维持了近一千年，直到被科举制逐渐取代。
在新的人才选拔体制中首先脱颖而出的是年轻的贾谊。廷尉吴公向汉文帝举荐年仅20来岁的洛阳人贾谊充当博士。在诸多博士中，贾谊最年轻，但又最聪明，每当汉文帝有问题要求解答时，众人还在思考讨论，他就率先给出了答案，而且还能让众人心服口服。汉文帝对他极其赏识，半年后就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是汉文帝最重要的一位智囊，他的《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治安策》）成为汉文帝、汉景帝，甚至汉武帝时期经济、政治方面重大国策的理论基础，其中提出了重视农业、重视粮食储存、通过再分封抑制诸侯国势力等一系列政策。为了削弱功臣集团的势力，贾谊建议所有列侯应该离开长安回到他们的封地，这是釜底抽薪之计，自然遭到了功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得辞去身任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要职，等于要将功臣集团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以周勃、灌婴为首的功臣集团向汉文帝告状，说这个“洛阳子”贾谊年少无知，却已经一门心思想擅权乱政，因此贾谊不得不离开长安，担任长沙王的太傅。几年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召他进京，他们于未央宫宣室殿讨论鬼神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到了半夜，汉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在席上向贾谊靠近（汉朝时人们是跪坐在席上）。过后汉文帝感叹：“我久不见贾谊，以为自己终于能在学问上超过他了，现在发觉还是不及他。”随即任命贾谊为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汉初中央政治一直存在着两方势力的斗争，一方是开国的功臣集团，一方是逐渐崛起的平民精英，贾谊、晁错是后者的杰出代表。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抗衡功臣集团，皇帝有意拔擢平民精英，功臣集团当然也要反击，我们在汉初的政治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脉络。
唐朝李商隐有句名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上述汉文帝与贾谊在宣室谈话的故事。不问天下苍生，反而讨论鬼神，李商隐表面上感叹汉文帝未能重用贾谊，但他其实是借贾谊之酒杯，浇自己胸中怀才不遇的块垒。汉文帝与贾谊多年不见，讨论一下哲学问题有何不妥呢？事实上，汉文帝对贾谊可谓破格重用，贾谊20岁出头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智囊，贾谊所提的重要建议也大多成了国策。汉文帝甚至想将贾谊进一步提拔为公卿大臣，但在功臣集团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将他调离京城，后提拔为长沙王太傅，秩二千石，与最高地方长官郡守同一级别，此时贾谊还不到30岁；后来又调任他做汉文帝最宠爱儿子梁王的太傅。贾谊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怎么还能说汉文帝不重用他呢？
对贾谊而言，调离京城未尝不是一种保护，以免他与功臣集团的矛盾激化。要知道汉朝的丞相对贾谊这种中级官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贾谊本人的性格多愁善感，对自己被调离长安有过怀才不遇的怨言，最后因悲伤抑郁而死，这也说明他是一个智囊型的感性人才，并不适合担任杀伐决断的决策、执行职位。从这一层面，可以说，汉文帝是非常知人善任的。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喜欢高估自己，认为自己有经纬天地的治国之能而怀才不遇，殊不知，事关国计民生的行政决断、执行能力与文学才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可能是负相关的。因为文人多理想化，好纸上谈兵，而现实远比纸面上的知识、理论要复杂得多，因此常见他们多谋寡断、优柔寡断甚至胡想乱断。中国盛产文学青年，而政治家、实干家一向是极为稀缺的。
在贾谊出任梁王刘揖的太傅后不久，刘揖坠马摔死。因他无子，贾谊上书建议将汉文帝的儿子、太子同母弟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建都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附近），这是一个极富战略预见性的安排。梁国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扼守都城长安与东方诸侯国的咽喉要道，是维护中央政府的屏障；梁国也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是全国的粮仓。贾谊提议将汉文帝的儿子分封在此，就是为了防备未来可能发生的东南诸侯国叛乱。汉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将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疆域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下辖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40多个县，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在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梁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之后汉文帝又改封城阳王刘喜（第一代城阳王刘章的儿子）为淮南王，也是同样的目的。但仅四年后，汉文帝不顾贾谊的建议，又将刘长的儿子封为淮南王，刘喜还封为城阳王，这一举措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可以说，正是汉文帝制定的举荐人才制度，才让一无背景、二无阅历的贾谊成为他最重要的智囊，使得贾谊在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都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如果说贾谊是一匹千里马，汉文帝无疑就是那位慧眼独具的伯乐。可惜因为梁王刘揖意外而死，责任心极强、身心脆弱的贾谊认为自己作为师傅没有尽职，经常哀痛哭泣，身体因此日渐衰弱，一年多后就去世，年仅32岁，否则经过历练后的贾谊肯定还会被进一步重用。
汉文帝时期被发现的人才还有晁错，他是颍川人（今河南省许昌市附近）。汉文帝时，《尚书》已经基本失传，无人通晓，只有济南的伏生因曾是秦朝博士，精通《尚书》，但此时他已经90多岁，无法到长安来了。于是汉文帝命令太常（掌管宗庙礼仪之官，博士是其下属）派人去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太常选择了晁错。伏生不会说官话，讲话难以被人理解，所以让他的女儿翻译，但仍旧有大约十之二三的内容晁错没有听懂。晁错用当时流行的汉隶记录《尚书》，与古本《尚书》的文字不同，所以就称之为“今文《尚书》”，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今文《尚书》的源头。学习《尚书》回到长安后，晁错被汉文帝任命为太子的随从官家令，因其能言善辩，深得太子赏识。后来汉文帝命令天下举荐贤良、文学人士，晁错便在候选名单中。那次对策共有100余人参加，汉文帝亲自策问了晁错，并评为优秀，于是晁错被提拔为中大夫，当时贾谊已死。
晁错给汉文帝的建议很多，如要求削弱诸侯、改变法令等，汉文帝并没有全部听从，却非常欣赏他的才能。
汉文帝曾特地用盖着玉玺的诏书，正式且谦虚地回应晁错的《言兵事疏》：“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即可以提任何不同的建议，但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如何选择，并且要为其选择、决策最终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卸给建议者，因此提建议者尽可以“狂”，这样才能让领导听到不同的尖锐意见。汉文帝的这段回答是对晁错极高的褒扬，不仅欣赏他的建议，而且欣赏他张扬、狂放的个性，但并非人人都像汉文帝这样心胸宽广，晁错以后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晁错能够成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最重要的智囊，也正是由于他的性格偏执、不随和、严厉刚直、做事不留余地。但除了汉文帝和汉景帝外，基本没有人喜欢他，这导致了他日后的悲惨下场。
在武将方面，汉文帝发现并重用了周亚夫——未来平定七国之乱的汉军主帅。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公元前158年，匈奴6万骑兵入侵，周亚夫作为将军，率军驻扎在长安郊外的细柳。汉文帝亲自视察劳军，先去了另外两个军营。在那里，皇帝的马车可以直接驶入，将军则率领部下骑马迎送。但等汉文帝到了细柳，发现将士们全身披甲，手执兵器，弓弩都拉满了弦，随时准备战斗。汉文帝的前锋先至，却被拦住不能进入军营。前锋说：“天子且至！”军门都尉回答：“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没多久，汉文帝到了，又被拦住不得进入，于是汉文帝命令使臣手持皇帝的符节对周亚夫说：“吾欲入劳军。”周亚夫这才命令开门。守门的士兵向皇帝车骑转达周亚夫的命令：“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汉文帝一行人挽住了马辔慢慢前行。进入军营里后，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对汉文帝行拱手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汉文帝听到后肃然起敬，为之动容，他手扶车轼（车前横木），派人对周亚夫说：“皇帝敬劳将军。”敬礼完成后便离开了。出了军营门，随从的大臣都感到十分震惊。汉文帝则对周亚夫连连称赞：“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过了一个多月，匈奴退兵后，汉文帝提拔周亚夫为掌管长安城卫戍、率领北军的中尉。汉文帝在临死前告诫太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后来的事态发展足以证明，汉文帝非常知人善任，他一贯欣赏、重用的都是如贾谊、晁错、周亚夫这样有才能、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善于逢迎的奴才。汉文帝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能力。他巧妙地解除了功臣集团的权力，但并未选择激烈的手段，而是逐步用举荐的人才代替，这既避免了权力交替后经常出现的政局动荡和冲突，也能够让新的人才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能力。
800年后的唐太宗同样虚怀纳谏、尊重大臣，他认为“致治之本，惟在得人”，非常知人善任，手下的文臣名将盛极一时，李靖、李世绩、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正是在唐太宗的领导下，由这一批人杰策划、执行并实现的。
可惜天不假年，公元前157年，年仅46岁的汉文帝去世了。在位23年，他用短暂的一生为历史与后人诠释了什么是有道明君，什么是仁君。汉文帝去世时的遗诏是其伟大人格的最好总结：“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今天下吏民，令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
遗诏中还提出，丧礼从简，霸陵不要大兴土木，夫人以下至少使的后宫女子全部放回娘家生活。
这篇遗诏一定是汉文帝临终前的亲笔或亲口叙述，因为没有任何人敢擅自替皇帝起草如此谦卑的遗诏，它反复强调了自己的无德无才，对社会、百姓没什么贡献；生死是自然的规律，因此要求百姓不要为他服丧超过三天，嫁娶、吃喝玩乐都不要受他的丧礼影响；并将他的妾们全部放回娘家，实际是允许她们再嫁，这不但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安排，而且又减少了民众供养的负担；自己的陵墓不许大兴土木，是为了节省民力、财力，也反映了他对死亡达观、通透的认识。汉文帝的霸陵在其去世后仅动员了3.1万名民夫兴建，在今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北崖壁上穿凿而成，是西汉诸帝陵中最为简朴的一座。
汉文帝将这篇遗诏公布于天下，是对继任皇帝的约束，担心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为自己大办丧事，骚扰百姓，浪费人力、物力，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终其一生，汉文帝始终坚持不扰民，与民方便，藏富于民，而他自己，却生前不增修宫殿，不添加个人用具，死后不营建豪华坟墓，不陪葬任何值钱的财物。在现代自恋流行，以炫耀财富、权势为荣的社会，即使一个普通人能做到这些也非常不容易，何况是一位拥有四海的皇帝，更何况是这样一位建立丰功伟绩、开创一代盛世的有道明君！
汉文帝安葬于霸陵后，群臣为他拟定谥号为“孝文皇帝”。按谥法，“慈惠爱民”曰“文”，这是对他一生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在唐朝以前，只有那些有功有德的皇帝才有庙号，或称某祖，或称某宗。称祖者侧重于其有功，因此多为开国皇帝，称宗者则侧重于其有德。没有庙号的皇帝在过了几代后，其牌位将被撤除出宗庙，而有庙号者则可世代接受皇帝与民众的祭祀。汉文帝逝世后的第二年，丞相申屠嘉等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祭祀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
汉景帝批准了这一建议，汉高帝刘邦的庙号称为太祖，汉文帝的庙号称为太宗。
具有卓然的独立人格、强烈的批判精神的司马迁对汉文帝非常景仰，他评论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渐近）乡（向）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的评论既是对汉文帝谦虚伟大的人格与德政的颂扬，也是对汉武帝的暗讽。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即为一年的第一月，到了汉武帝时才改以正月为岁首；按五德学说，汉朝为水德，衣服尚黑，也于汉武帝时改为土德，服色尚黄；封禅也是汉武帝时进行的。这三个举措在当时都是极其重大的制度变革，显示天下太平，盛世来临，从理论上讲，是有大德大功的帝王才能做的事。正因为此，惜墨如金的《史记》全文记录了汉文帝的遗诏，而对其他皇帝的遗诏却无一字记录。
汉文帝宽厚仁慈，但这并不代表他软弱无能，与功臣集团、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能力。仁者爱人，仁者要有对弱势群体博大的同情心与爱心。汉文帝轻徭薄赋，甚至史无前例地免除了当时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税；不浪费民力，不主动发动战争，不兴土木，不为自己兴建宫殿，添置器具，生活简朴；开放国有资源，包括自己的苑囿给民众利用；废除肉刑，宽以待民，重视以德治国；担心自己的丧礼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甚至在遗诏中不厌其烦地规定丧礼的各种细节；他在位20余年，已经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尽可能地做到为民众考虑；他不需要通过动辄杀伐决断，驱使民众如蝼蚁来显示自己的权力，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而是尽可能地包容各种势力，缓和各种矛盾，潜心于国家、社会建设，发现并培育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有道仁君。虽然汉文帝也有宠幸邓通的劣迹，如日有食，他不是一位完人，但这无损于他人格、事业的伟大。
汉文帝如果不是一位皇帝，而是一位普通人，我们也会非常乐于与这样的人相识、相知，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朋友、同事和上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太多为富不仁、为权不仁的现象，难以想象这些普通人如果掌握了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会有何种不堪、暴虐的表现。这反过来更加说明汉文帝的伟大，在位20余年，仍然保持一贯的谦虚、谨慎，是多么难能可贵，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个位置上比他表现得更好了。非常幸运，也非常骄傲，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仁者之君。
非常巧合的是，唐太宗与汉文帝不仅庙号、谥号相同，在位的时间也相同，同为23年。唐太宗也曾下令放出宫女回到民间。这两位太宗文皇帝的事迹、言行如此相似，而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也相同，都需要在天下战乱之后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生产，恢复国力，为盛世顶峰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