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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徐爱这段话的意思是：先生对于《大学》中“格物”等说法，一概以郑玄、孔颖达所注的旧本为准，而这旧本，正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等先儒认为有错误的。我刚听说时很惊骇，继而有些怀疑，后来殚精竭虑，仔细对照比较了两个版本，并向先生请教，才豁然开朗，明白了先生的思想学说，就像水性之寒、火性之热一样，即使是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质疑。
《大学》是《礼记》里的一章，相传为曾子所作。朱熹认为《大学》很重要，所以把《大学》从《礼记》中抽离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并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可以说，“四书”这个词，就是朱熹提出来的。他确立了这四本书的学习体系，确立了《大学》的历史地位。
但是，朱熹认为《大学》的旧本有误，比如他说“三纲”之中，“亲民”的“亲”应该写作“新”，是“新民”才对。他还认为旧本遗失了一章解释“格物致知”的内容，于是他自己写了一章补上，成为朱熹版的《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一共只有一千多字，朱熹的改动可谓不小。但《大学章句》本来就是他挑出来让大家学的，所以他的说法几百年来就是正统。可王阳明却说旧本没错，是朱熹错了。徐爱听到后自然觉得惊骇。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先生有天赋的智慧，平时却平易近人，不修边幅。再加上他年轻的时候豪放不羁，曾热衷于诗词文章，沉迷于佛、道的学问。所以当人们听到他又有新的说法，都认为他是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并不把他的说法当回事。殊不知先生在贵州龙场那三年，于困境之中修养静思，其精研专一的功夫，已超然入圣域，达到纯粹中正的境界了。
王阳明年轻时，正如孔子批评的“索隐行怪”——行为怪诞，专门研究偏僻的学问。他新婚之日，出门遇到一个道士，就跟着道士学打坐，以至于坐了一整夜，连自己的婚礼都没有参加——这就是“行怪”。而索隐呢？就是沉迷于念佛修道。后来，王阳明自己总结说，儒道释三家是“毫厘千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从此他抛弃佛老之学，一心只在义理上下功夫。
王阳明还沉迷过辞章诗文，年少时颇有诗才，后来他意识到这些事耽误修习圣学义理，不是自己该做的，就把诗文也放弃了。
现在常有人自称“打通儒道释”，实际上，所谓儒道释全通，就是儒道释都没入门。因为他们在门外相通，入了门就走不通了。就像现在你所处的房间，走出门去，和全世界任何一个房间都相通，但进了门就各是各了。
学习不是为了晓得些说法，而是一种行动反射，比如你读庄子《山木》，说别的树木因为是栋梁之材，都被砍了，只有它是歪瓜裂枣，所以生存下来。你觉得这很智慧，但关键是你要选择，自己是要成为栋梁，还是做歪瓜裂枣。当你已经选定了做栋梁，就要专注于栋梁之学，否则世间学问太多，其他学问虽然也有教益，但你时间、精力有限。所以王阳明最后不仅摒弃了佛家和道家，连吟诗作赋也放弃了。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徐爱继续说：我在先生门下学习，与先生朝夕相处，深知先生的学说，看起来入门很容易，但越往上越高不可攀；看起来很粗略，但越探越精妙；了解得越深入，就越能体会它的没有止境。我跟了先生十几年，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入门。今世的学者君子，有的只与先生有一面之交，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教诲，有的先入为主有愤激之心，稍加交谈，便急于以传闻之说妄加揣度，这样怎么能了解先生的学说呢？就算是跟着先生学习的同学，聆听先生的教诲，也时常是记得少、忘得多，就像去马市相马，只关注马的性别、毛色，却看不出哪一匹是千里马。所以我将平时所受的教诲记录下来，私下里给同学们看，相互考据、订正，希望不要辜负了先生的教诲。